比较视阈下的马克思主义本土化
——中美两国共产党90年发展经验与教训的总结
何党生
内容提要：中国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共产国际的影响下成立的。确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通过与具体实践结合而成为现实，独立自主和反对教条主义是比较两国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进程得出的基本经验与教训的总结。
中国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共产国际的影响下成立的，至今分别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和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共产党。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诞生90周年，美国共产党也有92年光荣斗争和曲折发展的历史。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胜利，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紧密结合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理论创新的结果，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而同时，美国共产党始终处于艰难而又曲折的历程。美国共产党成立于1919年，最兴盛时（1939年）曾有党员10万人。但二战前后的40年代，美国共产党由盛转衰。冷战期间, 反共思潮在美国盛行, 美国共产党遭受打击，力量下降；越战期间有所恢复。冷战后，美国共产党受到苏东剧变的冲击，跌入低潮，党内分烈，党员人数锐减到3000人，社会、政治影响力进入了历史低谷。然而，美国共产党在苏东剧变后开始认识到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性，对美国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进行了反思，独立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因此，回顾中美两国共产党90年发展历程，总结比较90年来两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本土化上的经验教训，对于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各国具体实践的有机统一，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一、确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是实现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思想基础
在以往90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出现过把马克思主义偶像化、凝固化、片面化、教条化的错误倾向，但坚持与时俱进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在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相结合始终是居于主导地位的正确发展趋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错误倾向与居于主导地位的正确发展趋向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它们有时呈现公开的冲突状态，而更多的时候是呈现出相互渗透和相互交织的状态，往往在正确的发展趋向当中存在着错误的成份，而在错误的发展倾向当中也含有合理的因素。两个发展趋向共存于全党的共同探索过程中，正确地发展趋向经过斗争终获确立是建立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基础之上的。确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在马克思主义本土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能够正确的学习、应用马克思主义。在教条主义、假马克思主义发生时，在自觉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中，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提供行动的指南，而不是可以照搬的教条。毛泽东就是本着这个精神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的。像任何科学一样，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不在于用它阐明人类认识史上已经解决的问题，而是运用它去解决前人尚末实践又迫切要求解决的新问题。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实践的需要，根据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明确提出，我们不是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而是“为了要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策略问题而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1]。毛泽东曾多次谈过《共产党宣言》对于他的影响：先是在1936年与斯诺的谈话中谈到他于1920年夏读过了包括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在内的三本社会主义理论书籍以后，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2]，后又在1941年一个讲话中再次指出,，在1920年读了包括《共产党宣言》在内的三本社会主义理论书籍后,“才知道人类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3]毛泽东这些话反映了他在由民主主义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就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紧紧抓住了阶级分析法。在各个历史时期，他都强调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树立阶级斗争的观点。他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理论，十分强调要建立、发展和保卫人民的武装力量，强调枪杆里面出政权。如何才能确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呢？毛泽东总结为理论联系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他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乎中国需要的理论型的创造时，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延安时期，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核心，毛泽东“发愤读书”[4]阅读、批注、辑录的哲学著作有十几种，比较好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原著中的基本原理、基本规律及其思想观点，开始自觉地围绕党的思想路线问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总结中国革命实践的经验教训，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从正面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理论，并以之指导直接的政治实践。以李达、艾思奇为代表的一大批理论工作者从事经典著作和哲学著作的翻译、评介和研究，参与同非马克思主义的阵营的理论论争，着重批判非马克思主义观点的错误，在论战中澄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这一时期，毛泽东的新民主义革命理论已经开始走向成熟。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作为“我们这个民族特色的、完整的关于人民革命建国的正确理论”，为全党所拥护，为党章所确认，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已经被提升到党的指导思想的高度，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这在美国共产党是难以做到的。尽管美国共产党成立之初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勃兴而起，然而1919年后却遭受了重大挫折，马克思主义在美国得不到广泛传播和科学对待是主要原因。美国具有悠久的社会主义精神传统，1851年纽约出版的周刊《工人共和国报》10-11月号，在美国第一次发表《共产党宣言》，比1899年3月由上海《万国公报》发表《大同学》的文章，首次提到了马克思的名字和《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文字早半个世纪。19 世纪 70 年代，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总部曾经迁移到美国。 1883 年马克思逝世之际，6000 人在纽约隆重集会纪念，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悼念活动，那时中国知道马克思的人屈指可数。1891年，美国在劳工运动中诞生了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美国社会党。1917 年十月革命后，在列宁的号召下，美国社会党的左派——相当一部分是深受社会主义思潮影响的德国移民—于 1919 年正式成立了美国共产党。虽然美国有比较健全的新闻出版自由制度，马克思主义传播环境较为宽松，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主要是作为一种学术译介来进行的，所写的文章大多发表于德国的《新时代》杂志上，传播对象只面向工人阶级政党内部的知识精英，大多数美国工人根本无缘目睹。因此，马克思主义在美国长期以来不能得到广泛的普及，并直接决定了确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的效果。
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精髓，这是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思想源泉。在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上， 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内存在两种不同的态度。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与这种思想倾向完全相左，毛泽东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5]; 1938年10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又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6]这一科学命题，提出马克思主义要有中国特性问题；20世纪40年代初，赋予了“实事求是”这个古老命题以新的含义，进而使其成为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中国化表述。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通过深刻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经验教训，强调“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在党内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将党和国家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土来，做出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走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从当代中国实际情况出发，继续做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章。江泽民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同时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现实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7]。几乎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时期、各个方面，都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领导人坚持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精髓，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相结合，不断探索和奋斗。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一个社会中深受压迫、处于底层的阶层或群体往往具有较强的反抗意识、也较易接受激进思想。按照这一逻辑, 20世纪30年代初美国经济大萧条期间,身陷经济困境且长期以来遭受种族歧视之苦的广大黑人群众理应属于共产主义运动的潜在参与力量，然而，即便是在大萧条最严重的20世纪30年代初,美国共产党人通过“斯考兹博罗男孩案件”赢得了许多黑人的赞誉,通过组织“分成制农民联合会”团结了一部分黑人小农,但却始终未能将广大黑人群众动员到自己的旗帜之下。原因在于美国共产党没有实事求是地正确认识国情。从根本上讲,美国黑人与白人一样,将自己看作是美国人,也接受美国的主流价值观，广大黑人中存在的平等主义理想根源于美国文化中深远的主流意识形态,而非共产主义学说中的阶级平等观。黑人群众的现实要求不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或实行民族自决,而是通过在美国宪法制度框架内的有效斗争,获得与白人相同的平等公民权利，改善自己的社会和经济地位。因此，美国共产党的革命性质不符合黑人的现实要求，当罗斯福政府逐步采取措施增进广大黑人的权益后,黑人普遍成了民主党的支持者。
三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与世俱进的理论品质，能够不断解答不同时代的重大问题。这是确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的一条宝贵经验。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伟大飞跃中，中国共产党创立了对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和革命转变理论有伟大创新的毛泽东思想，主要回答和解决了什么是中国的民主革命、怎样进行民主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如何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怎样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毛泽东在创造性地解决党的“革命建国”[8] 的道路问题后，又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探索，集中精力探索中国式工业化道路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伟大飞跃中，中国共产党创立了包括邓小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正是围绕这一系列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不断深化对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创造力和感召力，使马克思主义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
20世纪90年代初苏东剧变后，美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全国理事会和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在吸取过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开始走向独立自主探索美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阶段。党值得肯定的是,美国共产党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根据时代发展和美国国情的变化与时俱进提出了对社会主义的构想，特别是社会主义的美国特色渐趋明朗化和具体化。比如，美共主席格斯·霍尔1996年发表的《社会主义美国》、1999年《美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权利法案》比较全面地阐述了美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内容。他明确指出“我们相信社会主义美国将根据美国的传统、历史、文化和状况建立起来。因此，他将与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有所不同，具有美国独特的模式。”现任美共全国主席山姆·韦伯自2000年上台以来陆续发表了《关于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共产党的性质、作用和工作》等文章，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思想。他认为实现社会主义是美共的奋斗目标，也是美国人民的必然选择，但美国必将走一条美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要是由他来写一部美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著作，美国特色将是书的主线，而不是附录 [9]。尽管美国共产党在发展仍面临诸多困难，但只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国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就一定能够取得较大发展。
二、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通过与具体实践结合而成为现实，是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核心。从整个历史过程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和在美国的失败，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继承者在不同国度的发展思路。在当时民主与自由思想狂飙突进的资本主义美国与腐朽没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引进和传播基本上都发端于先进的知识分子，并在思想界迅速扩散和生长。中国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如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瞿秋白、周恩来、李达、李汉俊、蔡和森、陈望道、杨匏安、张国焘、恽代英、林育南、王尽美、邓恩铭、彭湃等等，从一开始就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来分析和研究中国社会的实际。但是，马克思主义在美国长期得不到广泛的传播，来自欧洲的共产主义者长期以来只是在外来的移民中做工作，美国先进知识分子并没有深入地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美国革命实践，所写文章大多数发表于德国《新时代》，仅仅局限于社会理论的思辨。因此，美国的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中一直存在着严重的思想混乱，宗派主义、工团主义、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泛滥一时，除共产党外，美国社会党、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等组织应运而生。虽然美国共产主义者一度占据了全美20%工会的领导权，但美国的工人运动最终蜕变成“工联主义意识形态占据统治地位的劳工代表运动”[10]，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无产阶级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和剥削，“这些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11]。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后，报纸以上海的《民国日报》《时事新闻》等为代表;杂志以《新青年》《每周评论》《星期评论》《湘江评论》《建设》等为代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进步报刊达到200多种。中共建党时期，《新青年》《共产党》《民国日报·觉悟副刊》《武汉星期评论》《励新》等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国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如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瞿秋白、周恩来、李达、李汉俊、蔡和森、陈望道、杨匏安、张国焘、恽代英、林育南、王尽美、邓恩铭、彭湃，等等，大力传播和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实际,全面、系统、深刻地解读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社会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向共产主义发展的基本原理和主要观点，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拯救苦难的中国。李大钊最早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用来研究中国具体实际，正如他1919年在《再论问题与我们主义》一文中所指出的：“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12]但是，在毛泽东思想确立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之前，尽管党一成立就确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并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却因对中国国情没有全面而科学的认识，要使作为一种典型的以产业工人为对象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成为一种适合于以广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为主的，以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为基本条件的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显然是还不具备这样一种能力。而这首先并非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存在着的上下级关系，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中国共产党这时还极端缺乏革命的具体实践，因而明显地缺少对中国革命本身科学把握和独立的话语权。从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中遭受了两次重大挫折，放弃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的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投降路线，招致了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导致了1934年的革命的重大挫折。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教条主义的深刻教训，积累了反对左倾和右倾两条战线的斗争的经验，使它在中国的社会、历史和中国革命的全部理论和实际问题方面，得到了全面的知识和丰富的智慧。正是在这样的知识和智慧基础之上，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为代表，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总结和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揭示了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根源、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前途，规定了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没有中国革命的实践，马克思主义永远只能停留在大学讲坛和教授们的书本里，永远只能成为一种学术的舶来品，永远不可能有在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中贯彻马克思主义而形成的一系列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也就永远不可能有中国革命的胜利。
与毛泽东思想的创立相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产生、发展和完善根本的条件仍然是它的丰富实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从1979年邓小平同志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中国共产党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的认识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深化，历时14年之久。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是中国共产党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一方面我国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的一系列重大改革在实践上为发展商品经济，遵循价值规律，发挥市场调节作用提供了许多新鲜经验，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形成的实践依据；另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经济活动中市场调节的比重已经超过了计划调节，凡由市场调节的地区、行业和领域，都出现了快速发展的态势和趋势。凡由计划调节的地区、行业和领域，都面临许多困难和矛盾，同时国际上发生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重大变化，也迫切要求理论上有新的突破。在这样的国际国内背景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迫切需要和对中国实际问题的成功解决而形成和完善。如果没有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的丰富实践，便不可能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完善。中国新民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实践结晶，同样是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巨大贡献。它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事业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缩短”并且“减轻”实践过程中的阵痛，中国共产党一切实践的最终含义超越实践本身，两者是一而二、二而一地统一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事业中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要求我们面向现实，深入实际，切实解决问题，又要求我们树立科学发展观，用科学发展观去观察现实和解决现实问题。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必须用科学发展观推进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实践，推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的实践。
三、独立自主和反对教条主义是实现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稳固基石。在90年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过程中，教条主义和独立自主问题紧紧联系在一起，严重的“左”倾教条主义深刻影响中美两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反过来缺乏独立自主的思考和解决本国实际问题也是教条主义的一种表现。所不同的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具有独立自主特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美国共产主义力量的强弱都来自同苏联的关系变化。为苏联的利益服务的政策经常要求牺牲自己的利益，放弃自己的宏伟目标去满足苏联的外交政策”[13]。
中国共产党是在列宁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建立的，又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当时，共产国际集中领导的体制, 限制着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问题的独立思考；幼年的中国共产党人还极端缺乏革命的具体实践，党主要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苏联的经验指导革命，党的领导人已经开始存在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倾向，幻想沿用苏联模式完成中国革命任务，这就使革命不能不带有很大的盲目性。1927年斯大林提出的中国革命“三阶段论”,认为中国革命已经进入苏维埃革命阶段的说法, 助长了中共党内的“左”倾盲动主义情绪。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作出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提出: “中国革命的危机和各社会阶级力量目前的结合证明, 只有进行反对已经成为反革命的资产阶级的斗争, 才能够完成反对封建主义(包括土地革命在内)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并进而完成反对帝国主
义的斗争。”[14]这就是套用俄国革命的经验, 照搬俄国革命的模式。直到一系列暴动先后失败, 人们才开始意识到照搬俄国革命模式是不合适的。毛泽东率先突破了俄国革命的模式, 带领部队走上井冈山, 开始独立自主地开创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随着“左”倾盲动屡遭挫折, 毛泽东等人所领导的农村割据和工农红军的游击战争, 显示出其特有的生命力。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提出反对“本本主义”，是因为他充分认识到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着现实上的差距，进而确立了独立自主地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思路。1930年, 斯大林也终于认识到毛泽东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 开始肯定中国的情况与西欧不同, 不存在像俄国革命一样一举夺取政权的可能性。共产国际也承认中国革命具有不同特点, 主张中共应当把工作重心转到农村根据地和红军工作上来。遵义会议是我们党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开端，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趋于成熟。在这前后，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以及《实践论》、《矛盾论》等重要著作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对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解决了一系列中国革命迫切需要回答的重大理论实践问题，为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路线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从1941年9月起, 毛泽东开始在党的最高层开展对党内教条主义的思想斗争, 到1942年2月, 又开展了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 在全党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的良好风气，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道路上大大前进了一步。同中国共产党一样，20世纪30--40年代，也是美国共产党探索马克思主义美国化的重要阶段。1930年6月，在美共七大上，白劳德当选为行政书记。1934年4月，在美共八大上，白劳德当选为美共总书记。从1930年6月白劳德当选美共行政书记到1945年7月被免除美共的领导职务，在这15年时间里白劳德主义试图以马列主义为指导，从美国30--40年代的国情出发，探索美国共产党的策略方针。1934年在美共八大上，白劳德提出：“共产主义是20世纪的美国主义”，其含义就是，美国共产党人要继承革命与民主的优秀传统，并把它与20世纪的美国现实结合起来，通过革命建立工人阶级的民主政权。这一口号把科学社会主义与美国优秀传统结合起来，并赋予了美国主义以时代意义，其实质说到底就是，在美国这样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在不存在无产阶级革命形势的时候，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开展合法斗争，捍卫人民群众的政治经济利益。美国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和平的、渐进的。因此，“共产主义是20世纪的美国主义”是一个正确的口号，是马克思主义美国化进程中的一个标志。在白劳德的领导下，美国共产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获得了迅速的发展，1930年美共共有7千名党员，1935年新发展1.92万人，1936年新发展2.5万人，1937年新发展3.36万人，到1939年党员总数猛增至10万之众，这是迄今为止美共人数的最高峰。美共从而成为美国政治生活中一支有影响的力量。但是，美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美共要服从共产国际的领导，执行共产国际的政策，把自己的命运与共产国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白劳德在重大的历史事件的转折关头，遵循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指示和政策，不论正确与否，亦步亦趋，以至受共产国际解散的影响解散共产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美国“曾经为马克思主义所吸引的几乎整个严肃的知识分子集团都在1940年左右脱离了共产党”[15]，究其因在于美国的共产主义者无法令人信服地解释资本主义制度在工业化中后期的自我拯救，以及“共产主义试验田”中工人阶级位的下降和新官僚阶级与阶层的产生。
独立自主和反对教条主义之所以是实现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稳固基石，在于马克思主义既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又是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对其进行发展创新既是理论本身的内在要求，更是社会主义运动和革命实践的现实需要。“共产主义之花”之所以在美国枯萎从表面上看，是美国资本主义所体现的发展能力和自我修复能力使得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论述碰到现实问题，本质上是美国共产主义对这种现象的反思脱离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相反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的质疑，力图去创设一些新的理论以改造和修正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革命的的若干结论。196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在美国开始异化，只是作为“自由国度”的多元思想之一而存在。而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先进性、科学性、创新性一直受到推崇。1980年代以后，中国和苏联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各自不同的阐述与解读，中国马克思主义更多地受到如何确立和维护马克思主义正统性的困扰，甚至出现了“修正主义”与“反修正主义”的意识形态领域论争。戈尔巴乔夫在“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等所谓马克思主义“新思维”的指导下将前苏联引向覆灭，改革变成了彻底的“改向”，在苏联飘扬了70多年的社会主义红旗轰烈坍塌。邓小平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行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和创造，成功地实践着马克思主义的理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被完好地保留下来，并对之进行了伟大的理论创造。这种理论创新的内涵是反对教条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与时俱进的理论阐释，使基本原理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结合得更为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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