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聚仁先生曾经对鲁迅先生有一句玩笑话说给鲁迅写传记,“我是不够格的,因为我不姓许。”鲁迅先生听了之后,笑着说:“就凭这句话,你是懂得我的了。”曹先生接着说,鲁迅先生平生有五位姓许的朋友,三位男的,许季上、许寿裳和许钦文,两位女的:许羡苏和许广平。“朋友们心中,都一位许羡苏小姐定将是鲁迅的爱人,不过男女之间的事难说得很,我在这里也不多说了。”[1]
曹聚仁与鲁迅有很长时间的友谊,深知鲁迅心中的朋友是谁。鲁迅因为理想和性格,许多曾经的朋友均与他交恶,包括自己的弟弟周作人,这其中的复杂情形不是本书所能描述的,但是有一点几乎大家都了解,即他与许寿裳之间的友情的超越了一般的朋友的。按照许广平先生的描述,鲁迅和许寿裳在一切谈论的时候,也会有争执,但很快会被一阵欢快的笑声所掩盖,这背后便是高山流水的互相印证,非外人所能道也。
或许长期的共同生活经历,使他们之间已经知根知底。鲁迅和许寿裳有很长时间的共同生活经历,在日本留学期间,许寿裳在东京“本乡区西片町寻到一所华美的住宅。这原是日本绅士的家园,主人为要迁居大阪,才租给我的。规模宏大,房间新洁而美丽,庭院之广,花木之繁,尤为可爱,又因为建筑在坂上,居高临下,正和小石川区的大道平行,眺望也甚佳。我招了鲁迅及其弟起孟,钱均夫、朱谋宣共五人居住,高大的铁门旁边,电灯上署名曰‘伍舍’”。[2]所谓“伍舍”当然就是指五个人所住的地方。许寿裳的笔下是如此的美丽明亮,而周作人也曾对伍舍有过描述,情形似乎没那么可观。
在“伍舍”的日子,许寿裳与鲁迅经常是结伴而行,一起去章太炎先生那里听课,一起去逛旧书店,甚至一起学德语。一直到钱、朱二位退租,“伍舍”便只好解体。
由于许寿裳去了德国,鲁迅继续在日本,所以他们俩有一个短暂的分别。但是,因为许在德国的学费无着,便回国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务长。而鲁迅因为周作人与房东的女儿羽太信子结婚,而经济上的困难,所以便回国谋事,这样他们便又在杭州重聚了。这是1909年的事。
民国成立之后,许寿裳受当时的教育总长蔡元培的邀请在教育部帮忙,许很快便向蔡元培先生推荐鲁迅。“我们又复聚首,谈及故乡革命的情形,多属滑稽而可笑。我们白天则同桌办公,晚上则联床共话,暇时或同访图书馆。”[3]
教育部北迁,许寿裳和鲁迅也随之北迁。刚开始同住
在绍兴会馆。这个地方熟悉鲁迅作品的人应该都知道,是其笔下经常出现的宣武门附近的“s会馆”。在这里鲁迅还结识了许寿裳的兄长许伯铭,也成为莫逆之交。
鲁迅在绍兴会馆,除了对故乡越中先贤的事迹颇下功夫之外,对魏晋的文章很感兴趣,开始校《嵇康集》。后来又对佛经感兴趣,特别是《瑜伽师地论》。其实这主要是受了章太炎的影响,因为魏晋文章和佛教特别是《瑜伽师地论》正好也是章太炎手边的书。这一部分内容对于了解鲁迅和许寿裳与章太炎的感情殊为重要。
章太炎先生去世之后,许寿裳在当时的《新苗》杂志上发表了纪念章太炎先生的文章,文章中提到章太炎有以佛法救中国的志向,引发了鲁迅给许寿裳的一封信,并写出了《关于章太炎先生二三事》之名文,为的是要表达鲁迅对章太炎的看法。他在给许寿裳的信中则比较关注收集章太炎的与“革命”有关的材料。
许寿裳和鲁迅密切相关的事件,要算是“女师大风波”。许寿裳本来是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简称女高师)的校长。而在北京高师改为北京师范大学的影响下,女高师于一九二四年五月,改为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杨荫榆任校长。一九二五年发生了惊动全国的女师大“风潮”。
杨荫榆原为北京女师学监,她对于学生的运动采取比较严厉的管束态度,因而与学生之间有很大的冲突。一九二五年初,女师大学生代表赴教育部,要求撤换校长。五月,杨荫榆借故宣布开除刘和珍与许广平等六名学生自治会代表,学生在愤怒之下将布告牌摔掉。七月底,杨借口学校修理校舍,逼令学生搬出校外,并贴出解散学生自治会的布告。并出动军警弹压。当时在女师大任课的鲁迅,十分同情许广平她们。八月初,成立了以鲁迅等人为中心的“女师大校务维持会”。鲁迅写好《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邀请其他教授共同签名发表,署名者七人,依次是马裕藻、沈尹默、周树人、李泰棻、钱玄同、沈兼士、周作人,表示了严正的态度。[4]八月中,章士钊以“不受检制”“蔑视长上”为借口,下令解散女师大,改设“国立女子大学”。并设计解除了鲁迅在教育部的职务。但是,在学校被宣布解散后,师生们在宗帽胡同自赁校舍,坚持开学,由鲁迅、许寿裳、马裕藻、郑奠、沈尹默、黎锦熙、傅种孙、徐炳昶等数十名进步教师义务教课不取报酬。段祺瑞政府被迫于十二月下令恢复女师大,并撤销了杨荫榆的校长职务。
许寿裳在章士钊将鲁迅免职后,于1925年8月25日在《京报》发表《反对教育总长章士钊的宣言》,文中言辞十分激烈。“署教育总长章士钊,本一轻薄小才,江湖游士,偶会机缘,得跻上位。于是顿忘本来,恣为夸言,自诩不羁,盛称饱学,;第以患得患失之心,遂辄现狐埋狐滑之态。……近复加厉,本月十三日突将佥事周树人免职,事前既未使次长司长闻知,后又不将呈文正式宣布,秘密行事,如纵横家,群情骇然。……寿裳自民元到部,迄于今至,分外之事,未尝论及。今则道揆沦丧,政令倒行,虽在部中,义难合作,自此章士钊一日不去,即一日不到部,以明素心而彰公道。”[5]这宣言既是对章士钊的激烈抨击,也可以看作是一个辞职的声明,可以说是为朋友而两勒插刀之举。
经过打官司,鲁迅、许寿裳和齐寿山在教育部的职务得到恢复,但是,教育部显然已不是久留之地。加上日益严酷的紧张气氛。鲁迅、沈兼士等人于1926年南下厦门,1927年便转赴中山大学。鲁迅南下的时候,许寿裳托鲁迅代为留意寻找合适的教席,在中山,因鲁迅是教授兼教务主任,所以许的事很快就解决了。他们便又开始了“同住”。“那时候,他(鲁迅)住在中山大学的最中央而最高最大的一间屋——通称‘大钟楼’,相见忻然。书桌和床铺,我的和他的占了屋内对角线的两端。这晚上,他邀我到东堤去晚酌,肴馔很上等甘洁。次日又到另一处去小酌。我要付账,他坚持不可,说先由他付过十次再说。从此,每日吃馆子,看电影,星期日则远足旅行,如是者十余日,豪兴才稍疲。”即使是鲁迅搬出中山大学租住在白云楼,依然是鲁迅、许广平和许寿裳三人合居。但不久鲁迅引为与傅斯年和顾颉刚等人的关系,就辞职去上海了,许寿裳也随之辞职了。
鲁迅到上海之后,他们之间的联系依然密切,鲁迅是许寿裳的儿子许世瑛的“开蒙先生”,后来许世瑛考入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鲁迅还专门给开过一个书单。一向主张少看古书的鲁迅开列的书单中,居然没有一本是现代人的作品,实在也是很耐人寻味的。
鲁迅在上海,已是万众瞩目的文化英雄,但是和许寿裳的交往却是十分平易。许的女儿生病,鲁迅更是亲自寻医问药,这在1934年他与许之间的通信中可以看到鲁迅体贴和细致的一面,与一般所谓的“匕首”和“投枪”且是两面。“倾奉到十二月五日惠函,备悉种种。世瑒来就医时,正值弟亦隔日必赴医院,同道而去,于时间及体力,并无特别耗损,务希勿以为意。之语诊金及药费,则因与医生甚熟,例不即付,每月之末,即开帐来取”[6]。
1935年7月鲁迅还破例出席了许寿裳长女在上海举行的婚礼,甚至把手头的翻译的事都停了下来。
鲁迅和许寿裳的友谊,显示了鲁迅温厚的一面,因此在许寿裳看来,鲁迅甚至是不会骂人的人。即使对于人们比较公认的鲁迅之骂人,他也有很有趣的说法:“有人以为鲁迅好骂,其实不然,我从不见其谩骂,而只见其慎重谨严。他所攻击的,虽间或系对个人,但因其人代表着某一种世态,实为公仇,决非私怨。而且用语极有分寸,不肯溢量,仿佛等于过称似的。要知道,倘说良家女子是婊子,才是骂,说婊子是婊子,那能算是骂呢?”[7]
在对难以评说的周氏兄弟之反目之事上,他显然是偏向鲁迅。
如果说只能举一个人为鲁迅的朋友,毫无疑问,那就是许寿裳。我们可以用许广平先生为许寿裳先生的《亡友鲁迅印象记》所撰写的《读后记》作为证据。文中说:“回忆是不轻的沉痛。幸而许先生能在沉痛中淘尽出一些真材实料,为我辈后生小子所不知不见,值得珍贵,而也给热心研究这一时代一个文化巨人的一点真相。就是吉光片羽罢,也弥足珍视的了。除了许先生,我们还能找到第二个肯如此写出的吗。”[8]
[1] 绍衡编:《曹聚仁文选》,404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
[2] 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32页。峨嵋出版社,1947年。
[3] 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40-41页。峨嵋出版社,1947年。
[4] 后来陈西滢所说的在北京教育界占极大势力的“某籍某系”,便是由这个宣言引起,因为署名者多为浙江人,大多在北京大学国文系任教。关键是大多数是章太炎的弟子,而许寿裳则因为是前任校长,不便签名,但因为很快章士钊设法将鲁迅在教育部除名,这引发了许等人的强烈不满。于是很快他与齐寿山发表了抨击当时教育总长章士钊的宣言。结果是也被解职。
[5] 许寿裳:《反对教育总长章士钊宣言》,载林辰编:《许寿裳文稿》,34-35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
[6] 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115页。峨嵋出版社,1947年。
[7] ,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121页。峨嵋出版社,1947年。
[8] 许广平:《亡友鲁迅印象记读后记》,见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11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陈平原先生在评述着段话的时候说,这不是肯不肯的问题,而是能不能的问题。见《作为著述家的许寿裳》,载陈平原:《当年游侠人》,130页,三联书店,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