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聚仁先生曾经对鲁迅先生有一句玩笑话说给鲁迅写传记，“我是不够格的，因为我不姓许。”鲁迅先生听了之后，笑着说：“就凭这句话，你是懂得我的了。”曹先生接着说，鲁迅先生平生有五位姓许的朋友，三位男的，许季上、许寿裳和许钦文，两位女的：许羡苏和许广平。“朋友们心中，都一位许羡苏小姐定将是鲁迅的爱人，不过男女之间的事难说得很，我在这里也不多说了。”[1]

    曹聚仁与鲁迅有很长时间的友谊，深知鲁迅心中的朋友是谁。鲁迅因为理想和性格，许多曾经的朋友均与他交恶，包括自己的弟弟周作人，这其中的复杂情形不是本书所能描述的，但是有一点几乎大家都了解，即他与许寿裳之间的友情的超越了一般的朋友的。按照许广平先生的描述，鲁迅和许寿裳在一切谈论的时候，也会有争执，但很快会被一阵欢快的笑声所掩盖，这背后便是高山流水的互相印证，非外人所能道也。

    或许长期的共同生活经历，使他们之间已经知根知底。鲁迅和许寿裳有很长时间的共同生活经历，在日本留学期间，许寿裳在东京“本乡区西片町寻到一所华美的住宅。这原是日本绅士的家园，主人为要迁居大阪，才租给我的。规模宏大，房间新洁而美丽，庭院之广，花木之繁，尤为可爱，又因为建筑在坂上，居高临下，正和小石川区的大道平行，眺望也甚佳。我招了鲁迅及其弟起孟，钱均夫、朱谋宣共五人居住，高大的铁门旁边，电灯上署名曰‘伍舍’”。[2]所谓“伍舍”当然就是指五个人所住的地方。许寿裳的笔下是如此的美丽明亮，而周作人也曾对伍舍有过描述，情形似乎没那么可观。

     在“伍舍”的日子，许寿裳与鲁迅经常是结伴而行，一起去章太炎先生那里听课，一起去逛旧书店，甚至一起学德语。一直到钱、朱二位退租，“伍舍”便只好解体。

    由于许寿裳去了德国，鲁迅继续在日本，所以他们俩有一个短暂的分别。但是，因为许在德国的学费无着，便回国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务长。而鲁迅因为周作人与房东的女儿羽太信子结婚，而经济上的困难，所以便回国谋事，这样他们便又在杭州重聚了。这是1909年的事。

民国成立之后，许寿裳受当时的教育总长蔡元培的邀请在教育部帮忙，许很快便向蔡元培先生推荐鲁迅。“我们又复聚首，谈及故乡革命的情形，多属滑稽而可笑。我们白天则同桌办公，晚上则联床共话，暇时或同访图书馆。”[3]

     教育部北迁，许寿裳和鲁迅也随之北迁。刚开始同住

      在绍兴会馆。这个地方熟悉鲁迅作品的人应该都知道，是其笔下经常出现的宣武门附近的“s会馆”。在这里鲁迅还结识了许寿裳的兄长许伯铭，也成为莫逆之交。

     鲁迅在绍兴会馆，除了对故乡越中先贤的事迹颇下功夫之外，对魏晋的文章很感兴趣，开始校《嵇康集》。后来又对佛经感兴趣，特别是《瑜伽师地论》。其实这主要是受了章太炎的影响，因为魏晋文章和佛教特别是《瑜伽师地论》正好也是章太炎手边的书。这一部分内容对于了解鲁迅和许寿裳与章太炎的感情殊为重要。

章太炎先生去世之后，许寿裳在当时的《新苗》杂志上发表了纪念章太炎先生的文章，文章中提到章太炎有以佛法救中国的志向，引发了鲁迅给许寿裳的一封信，并写出了《关于章太炎先生二三事》之名文，为的是要表达鲁迅对章太炎的看法。他在给许寿裳的信中则比较关注收集章太炎的与“革命”有关的材料。

许寿裳和鲁迅密切相关的事件，要算是“女师大风波”。许寿裳本来是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简称女高师）的校长。而在北京高师改为北京师范大学的影响下，女高师于一九二四年五月，改为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杨荫榆任校长。一九二五年发生了惊动全国的女师大“风潮”。

     杨荫榆原为北京女师学监，她对于学生的运动采取比较严厉的管束态度，因而与学生之间有很大的冲突。一九二五年初，女师大学生代表赴教育部，要求撤换校长。五月，杨荫榆借故宣布开除刘和珍与许广平等六名学生自治会代表，学生在愤怒之下将布告牌摔掉。七月底，杨借口学校修理校舍，逼令学生搬出校外，并贴出解散学生自治会的布告。并出动军警弹压。当时在女师大任课的鲁迅，十分同情许广平她们。八月初，成立了以鲁迅等人为中心的“女师大校务维持会”。鲁迅写好《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邀请其他教授共同签名发表，署名者七人，依次是马裕藻、沈尹默、周树人、李泰棻、钱玄同、沈兼士、周作人，表示了严正的态度。[4]八月中，章士钊以“不受检制”“蔑视长上”为借口，下令解散女师大，改设“国立女子大学”。并设计解除了鲁迅在教育部的职务。但是，在学校被宣布解散后，师生们在宗帽胡同自赁校舍，坚持开学，由鲁迅、许寿裳、马裕藻、郑奠、沈尹默、黎锦熙、傅种孙、徐炳昶等数十名进步教师义务教课不取报酬。段祺瑞政府被迫于十二月下令恢复女师大，并撤销了杨荫榆的校长职务。

      许寿裳在章士钊将鲁迅免职后，于1925年8月25日在《京报》发表《反对教育总长章士钊的宣言》，文中言辞十分激烈。“署教育总长章士钊，本一轻薄小才，江湖游士，偶会机缘，得跻上位。于是顿忘本来，恣为夸言，自诩不羁，盛称饱学，；第以患得患失之心，遂辄现狐埋狐滑之态。……近复加厉，本月十三日突将佥事周树人免职，事前既未使次长司长闻知，后又不将呈文正式宣布，秘密行事，如纵横家，群情骇然。……寿裳自民元到部，迄于今至，分外之事，未尝论及。今则道揆沦丧，政令倒行，虽在部中，义难合作，自此章士钊一日不去，即一日不到部，以明素心而彰公道。”[5]这宣言既是对章士钊的激烈抨击，也可以看作是一个辞职的声明，可以说是为朋友而两勒插刀之举。

      经过打官司，鲁迅、许寿裳和齐寿山在教育部的职务得到恢复，但是，教育部显然已不是久留之地。加上日益严酷的紧张气氛。鲁迅、沈兼士等人于1926年南下厦门，1927年便转赴中山大学。鲁迅南下的时候，许寿裳托鲁迅代为留意寻找合适的教席，在中山，因鲁迅是教授兼教务主任，所以许的事很快就解决了。他们便又开始了“同住”。“那时候，他（鲁迅）住在中山大学的最中央而最高最大的一间屋——通称‘大钟楼’，相见忻然。书桌和床铺，我的和他的占了屋内对角线的两端。这晚上，他邀我到东堤去晚酌，肴馔很上等甘洁。次日又到另一处去小酌。我要付账，他坚持不可，说先由他付过十次再说。从此，每日吃馆子，看电影，星期日则远足旅行，如是者十余日，豪兴才稍疲。”即使是鲁迅搬出中山大学租住在白云楼，依然是鲁迅、许广平和许寿裳三人合居。但不久鲁迅引为与傅斯年和顾颉刚等人的关系，就辞职去上海了，许寿裳也随之辞职了。

    鲁迅到上海之后，他们之间的联系依然密切，鲁迅是许寿裳的儿子许世瑛的“开蒙先生”，后来许世瑛考入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鲁迅还专门给开过一个书单。一向主张少看古书的鲁迅开列的书单中，居然没有一本是现代人的作品，实在也是很耐人寻味的。

   鲁迅在上海，已是万众瞩目的文化英雄，但是和许寿裳的交往却是十分平易。许的女儿生病，鲁迅更是亲自寻医问药，这在1934年他与许之间的通信中可以看到鲁迅体贴和细致的一面，与一般所谓的“匕首”和“投枪”且是两面。“倾奉到十二月五日惠函，备悉种种。世瑒来就医时，正值弟亦隔日必赴医院，同道而去，于时间及体力，并无特别耗损，务希勿以为意。之语诊金及药费，则因与医生甚熟，例不即付，每月之末，即开帐来取”[6]。

     1935年7月鲁迅还破例出席了许寿裳长女在上海举行的婚礼，甚至把手头的翻译的事都停了下来。

     鲁迅和许寿裳的友谊，显示了鲁迅温厚的一面，因此在许寿裳看来，鲁迅甚至是不会骂人的人。即使对于人们比较公认的鲁迅之骂人，他也有很有趣的说法：“有人以为鲁迅好骂，其实不然，我从不见其谩骂，而只见其慎重谨严。他所攻击的，虽间或系对个人，但因其人代表着某一种世态，实为公仇，决非私怨。而且用语极有分寸，不肯溢量，仿佛等于过称似的。要知道，倘说良家女子是婊子，才是骂，说婊子是婊子，那能算是骂呢？”[7]

    在对难以评说的周氏兄弟之反目之事上，他显然是偏向鲁迅。

    如果说只能举一个人为鲁迅的朋友，毫无疑问，那就是许寿裳。我们可以用许广平先生为许寿裳先生的《亡友鲁迅印象记》所撰写的《读后记》作为证据。文中说：“回忆是不轻的沉痛。幸而许先生能在沉痛中淘尽出一些真材实料，为我辈后生小子所不知不见，值得珍贵，而也给热心研究这一时代一个文化巨人的一点真相。就是吉光片羽罢，也弥足珍视的了。除了许先生，我们还能找到第二个肯如此写出的吗。”[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