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3年6月26日，罗马军团与波斯军团大战之后，罗马皇帝尤里安昏迷中醒来，知道自己即将死亡，便在帐篷中召集陪伴他的哲学家、朋友、部属，发表他最后的遗言：部队朋友们！弟兄们！离别的时刻就快到了！我带着欢愉的心情走完人生道路。哲学使我得知灵魂超越肉体，能够脱离高贵的皮囊，并非痛苦而是快乐。宗教让我领会到早死是信仰虔诚的报酬，迄今为止我靠着德行和坚忍支持，是神明赐我恩惠，现在接受致命一击，尔后使我不再有玷唇名誉的危险。由于我生前没有触犯罪行，死时也毫无遗憾。我很高兴自己的私生活能清白无邪，也很有信心肯定最高神明对我的赐福，在我手中保持纯洁和干净。憎恶专制政体的腐化败坏和草菅人命，我认为政府的目的是使人民得到幸福；我的行为都能遵从审慎、公正和稳健的规范，把一切事物都委之于天命。……
迄今为止，我尚未发现有哪一个“人”，他对死亡和人世的态度，能超过这位古罗马君王，谁能践行这位古罗马君王的遗言，谁大概可以称为人间圣人，因此这段罗马君王的临终遗言也可以看做所有“人”应该遵循的人间圣导。
    但我今天把尤里安的遗言抄在这里，却想说明另外一个问题：伟大的君王也不能摆脱生和死，不能摆脱灵魂和肉体的对立，不能摆脱永恒和短暂的对立；那么，伟大的君王这样对待死亡，里面有什么蹊跷呢？我要说的是，这位君王中了一个诅咒：“永恒”对短暂的诅咒，灵魂对身体的诅咒。
    身体不过是皮囊，它如果不能践行灵魂的高贵意愿，它就是臭皮囊，但是，它如果践行了灵魂的高贵意愿，那这副皮囊也就没有必要存在了；灵魂完成了自身、实现了自身，当然也不再需要皮囊了。所以，尤里安说，“灵魂超越肉体，能够脱离高贵的皮囊，并非痛苦而是快乐”，尤里安中了一个诅咒，那是哲学对身体的诅咒，哲学以永恒的名义诅咒了身体这个短暂者。身体不过皮囊一具，无论如何都将付诸一炬，有什么不朽可言？
    让我们从古希腊哲学家阿那克西曼德开始，他说，万物的本原是无限的。因为一切都来自无限者，一切都灭入无限者。因为有无穷个世界连续地来自本原，又灭入本原。他进而说出一个道理来证明本原是无限的：因为那化生一切的应当什么都不欠缺。阿那克西曼德为什么要构筑这“无限者”呢？因为他和我们一样遇到了“身体从哪里诞生又没入哪里？”的问题，存在者从哪里获得了它的身体这个“自我”，最终这个“自我”又将自己交付给了谁？人要找到自己所从来和自己将必然要隐没之处，他要在更广阔的领域里为自己的存在寻找证明。亚理斯多德认为阿那克西曼德的这个认识有超越性。亚里斯多德《物理学》（III4，203b）中讲道：“他们还说这就是神。因为根据阿那克西曼德和多数自然哲学家说，它是不死的，不灭的。”阿那克西曼德主张世界的本原是“不定的”。认为世界的本原是“不定的”是思维的一个大进步。尼采看到了这里的进步。在《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第4章第1节中，他讲：“本原的不朽性和永恒性并不像阿那克西曼德的解释者们通常认为的那样，源于一种无限性和不可穷尽性，而是来于它不具备会导致它衰亡的确定的质。因此，它被命名为不确定者，被如此命名的本原是高于生成而又担保了生成的。”
    好的，现在让我们来具体地看看这个诅咒是如何演绎的。阿那克西曼德说，“事物生于何处，则必按照必然性毁于何处，因为它们必遵循时间的秩序支付罚金，为其非公义性而受审判。” 肉体诞生的那一刻就背上了诅咒，肉体作为短暂从永恒中脱离出来，本身就是有罪的，它比用生命为其支付罚金。叔本华这样说：“我们首先用生命，其次用死亡为我们的出生赎罪”。尼采说得更清晰，“把一切生成看作不守法的摆脱永恒存在的行为，看作必须用衰亡来赎罪的不正常行为，这也许不合正确，但完全合乎人性。”尼采说，“阿那克西曼德已经不是用纯粹物理学的方式处理这个世界起源的问题了。当他在既生之事物的多样性中看出一堆正在赎罪的不公义性之时，他已经勇敢地抓住了最深刻的伦理问题的线团，不愧为这样做的第一个希腊人。”
    相对于永恒、惟一，身体的短暂和多样，是有罪的。既然如此，那么人类又何必要“不守法地摆脱永恒存在？”阿那克西曼德说：“你们的生存交易有何价值？如果毫无价值，你究竟为何存在？我发现，你们是由于你们的罪过而执着于这存在的，你们必将用死来赎这罪过……它终将化为烟雾。然而，这样一个昙花一现的世界总是会重新建立！谁能拯救你们免除生成的惩罪？”
    从上述的观点，我们可以推论，“身体”是因为其不公义而从无限者中脱离出来的，最终它将没入那永恒的无限者之中，为自己不公义地脱离无限者交付罚金。从这里我们看到了解释“身体”之生成和毁灭的哲学途径，悬设一个超验的“无限者”，将身体看成是对“无限者”的不公义脱离。从这个思路，我们会自然地得出结论，那就是“身体”先验地就是一个逃离者，一个从无限者哪里逾越出来的不公义的案犯，它先就已经犯了不公义的罪，因而“守护身体”对于存在来说并不是一件光荣的任务，而是一项惩罚。
这是不是过于悲观？
    正是因此，古希腊的巴门尼德拒绝“生成论”。巴门尼德认为存在者是存在的，不存在者是不存在的。存在者不可能生成自非存在者，可是他的眼睛还是告诉他以“生成”。为此，巴门尼德区别了感性和理性。他说：“不要跟随昏花的眼睛，不要跟随轰鸣的耳朵和舌头，而要仅仅用思想的力量来检验。”巴门尼德将感官，肉体视为骗局，摆脱它，是为了否定生成，摆脱阿那克西曼德的“生成”之罪及惩罚。他要追求的是确定之物、可靠性、确切性。
    巴门尼德这样极端地讲道：“请把一切生成的，茂盛的，绚丽的，繁荣的，骗人的，诱人的，活生生的东西拿走，请把这一切拿给你们，只求给我惟一的、贫乏的、空洞的可靠性。”巴门尼德推论我们可以拥有一个达于事物本质和不依赖于经验的认识器官，思维可以直接进入“‘存在’的世界。”“因为被思维者和存在者是同一的”，“必定是，可以言说，可以思议者存在”，“可思议者是存在的 ”，“自巴门尼德始，希腊哲学家都相信存在是永恒的 ”。的确，巴门尼德的这个观点，为人的存在寻找到了一个超验价值，这里，“自我”被看成是超越于感官的“可靠性”，是不生成也不毁灭的，它是单纯的、空洞的“绝对”。“存在者不是产生出来的，也不能消灭，因为它是完全的。”
    现在，我们知道了，身体的地位彻头彻尾地下降了 ，它已经不再是人的“自我”，人的自我被悄悄转移成了“灵魂”——不生不灭的超越感官的可靠性。
    尼采在《悲剧时代的哲学家》中这样评价巴门尼德：“他就这样对人的认识装置作出了第一个极其重要的然而仍是很不充分的，就其后果来说是灾难的批评”，“他把感官与抽象思维能力截然分开，仿佛它们是两种彼此完全分离的能力似的。因而，他就摧毁了理智本身，不由自主地把‘精神’和‘肉体’割裂开来。这样一种显然错误的割裂，尤其自柏拉图以来，如同一种诅咒加于哲学身上。”
我们可以把尼采的话修改一下：“哲学，将一种对于永恒对于短暂的诅咒，加在了身体身上。”尼采是对的，哲学在这个诅咒之后，几乎完全抹煞了存在与身体的同一性，将存在看成是“大全”、“无限”、“永恒”，似乎为存在奠立了更为高贵的基础，其实恰恰是取消了身体作为存在的本体这个最基本的事实。身体被诅咒了，并且被剥夺了它存在之王的地位。
    但是，并不说，哲学对这种诅咒是没有警惕的。和巴门尼德接近，德谟克利特也反对“生成说”。他说：“没有一样东西是从无中来的，也没有一样东西在毁灭后归于无。” 但是德谟克利特的出发点和巴门尼德相反，他说一切事物的本源是原子和虚空……原子在大小和数量上都是无限的，它们在宇宙中处于涡旋运动之中，因此形成各种复合物：火、水、气、土。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原子集合而成的。德谟克利特的这个说法其实是将“自我”的起源解释为是“原子在涡旋运动中遵照必然性而产生的”，在德谟克利特看来，除了原子和虚空是本源性的、自然之物，其他都是约定的，据说德谟克利特也说过这样的话：“感觉和思想都是身体的变形”，“无聊的理性，你从我们这里取得了论证以后，又想打击我们，你的胜利就是你的失败。”似乎可以说，德谟克利特想把存在奠基于身体之上，他拒绝了将存在奠基于“无限者”、“永恒者”的观点，存在被看成是一种约定，而不是从“无限者”那里脱逃出来的“罪犯”。就此，德谟克利特认为，存在的幸福应当处于“安泰”、“平静”之中，不应有任何恐惧、迷信、苦恼。
    我理解德谟克利特对存在的这种物质主义的解释，他做的实际上是这样一个工作，让存在者自我立法，他的意思是说存在是自我奠基的，存在于身体之外并不需要什么“无限者”、“永恒者”为其担保，这是一个非常进步的哲学诉求，在这个意义上我说，德谟克利特是世界哲学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
    存在就是身体，思想、心灵、灵魂不过是身体的器官，是身体的一部分，因而，存在应当奠基并统一在身体的物质性上，存在的基本义务就是守护这身体的物质性以及统一于这物质性身体的自我。自我和身体并不是两个事物，而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自我就是身体，或者说身体就是自我，“自我”的保全就是身体的保全。
   但，这一线索隐而未张，需要我们慢慢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