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文学界》第二期“陈应松专辑”里两篇写我的文章

 

“拐子”陈应松

              韩永明（著名作家）

 

武汉话，“拐子”就是大哥，还有首屈一指，或者堪称翘楚之类的意味。

如果说拜读他的文章，也可以算做“认识”的话，我认识他就很早了。那时在乡下，在一个小县城里的机关工作，平素喜欢读小说，读到他的《豹子最后的舞蹈》，佩服得五体投地，叹为观止，未曾想过有朝一日能和写出如此鬼魅文章的人见面且共事。

第一次见到真人，是在大院里。他从收发室出来，手里拿着一摞报刊杂志往车篮里装，这时有人喊应松。

其时，我已读过他的《松鸦为什么鸣叫》、《狂犬事件》、《马嘶岭血案》、《火烧云》等作品，知道他获了鲁迅文学奖等数不胜数的奖项。知道他是何许人，正所谓声名鹊起，如雷贯耳。因此，心里很有点不相信眼前的这个人就是陈应松。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因为他骑着一辆破旧的单车，穿得很随意，而且大声地说话，爽朗的笑，反正当时在心里有这么一声感叹：这就是陈应松啊！

可能是因为他身上早已罩着太多的光环，可能是因为他文章的瑰丽奇诡，我想象中他应该是一个端着的人，因为笔下的尖锐和深邃，应该是一个严肃刻板的人，没想到“形象”这么普通。

及至接触多了，才知道，他原本就是一个平实的人，一个低调的人，或者说超脱、大气吧，人到这个份儿上了，哪还理这些“俗务”？感觉他人活得“真”。

 

陈应松的“文”，论者多了，我是看山是山的人，只知道好，知道喜欢，却说不出所以然。所以不说，只想说的是他为“人”，做“拐子”。

在当下，有人感叹纯粹的写作越来越少，我深以为然。因为见到了太多的为版税写作，为电视剧写作，或者为“敲门”写作……林林总总，这些本来无可厚非，谁也不能六根清净，所以，这已经成为一股洪流，可陈应松的写作，是另一种景像。因为他是一个纯粹的写作者，一个纯粹的人。

他很率真，喜怒形于色，不擅掩藏。有人称之“情绪化”，要么说是性情中人。按他自己的说法：脾气有点大，心地有点善。可能，三两好友酒茶一聚，说着说着，便拂袖而去，或者拍案而起，你都不知道哪句话错了，哪句话得罪了他。

其实不是针对你，是针对一个道理。道理错了，他不能沉默；其实翻了脸也不打紧，他说过了，脾气发过了，过两天，气消了，照旧有说有笑，照旧把你看作兄弟。

这是对兄弟。最有趣的是对那些不相干的人。一日晚上，他骑着单车回家，至大院旁一路口，围挤一圈人，进去看时，原是一警车，车前堵了个送煤气坛的农村人。原来警车要查他的身份证和上岗证。他急匆匆出来送气，没带，警察要他回去拿，然后把他的一个煤气坛子硬是从自行车上抢下来丢进了后备厢中。送煤气的人央求警察把煤气坛给他，他要送到人家里去，人家等着烧饭。坐在车里的两个警察无动于衷。这让人很气愤，围观的敢怒不敢言，陈应松上前就问他们是哪个派出所的。一问就把他们镇住了，因为不知道眼前这位不怕警察的中年人的来历。忙说是某某派出所的。陈应松说，你们已经吃饱了，人家送气的还空着肚子送气，送气也不像是坏人么，这一带治安这么坏，你们为什么不管点正事？你们要善待农民工，我们大家都要善待他们。对他们这种辛苦的劳动给予起码的尊重。那两个警察下了车来解释，说是例行公事。陈应松问，你们所长是谁？叫他来说，看你们抢人家气坛子是不是对的？你们未必是土匪？你们究竟是人民警察还是土匪。义正词严，他这一说，围观的也就开口了，都说警察不对，两个警察只好通融，在接了煤气站负责人的电话之后，把气坛子交给了送气人。

陈应松爱打抱不平是出了名的，一次在自家大路门前，喝醉了酒的几个人倒车，撞着了一个中学生的自行车，中学生说了两句，那几个家伙反倒变本加厉，索性再倒将那学生自行车轮子撞成了麻花。路过的陈应松气愤不已，上前就呵斥这几个公务员模样的人，要他们立马拿三百块钱出来赔人家。那几个人竟乖乖掏了腰包。事后陈应松夫人吓得不得了，说怕喝醉的那些人动手。但陈应松说不怕的，首先你第一句话就要在气势上压倒他，事情就好办了，因为他不知道你是何方神圣，他心是虚的。这是打抱不平的诀窍。陈应松是条汉子，有那种路见不平拔刀相向的血性。

说到这里，我们似乎可以更好地理解，为什么他的笔尖总是对着那些“底层”，写的大多是那些没有话语权、对这个时代发不出声音的人。为什么他总爱给我们呈现那些底层的艰难、挣扎、善良和温暖，总是不遗余力地呼唤人间真诚、善良和公正。

写作，还有比这更纯粹的吗？

在这个“娱乐至死”，或者说崇尚唯美、浪漫的时代，这种写作不是更有意义吗？

古人说，文如其人，不谬。换一句话说，他为什么能写出那些振聋发聩的作品来，一切都源于为人，源于一种真诚和纯粹，一种对人的感情。

他曾经说，小说是要用生命去写的。这是他对待创作的态度。还有，他经常臧否人物，总爱说一句话，“他写得好”，或者说，“他写不好”。这里，写得好和不好，似乎是评价一个人的重要标准了。可以看出写作在他心中之重。我想也是一种纯粹。

 

我和陈应松的零距离接触，应该是在拙作《滑坡》发表之后。也是在收发室，他来拿报纸，我正好从里出来。他说，“这个小说写得不错。”我没有想到他会看，有点愣，“可惜后面的地方写得粗糙了些。”

是真没想到他会看我的稿子，无名之辈暂且不说，稿子本身有硬伤，怎可入他的法眼？心中惴惴。“就这样写。再憋住气写几年，弄点好东西出来。”

这话叫人感动。当然也有另一种解读：表示表示对后生的关照而已。没想到在这年迎春茶话会上，他发言时竟把我和拙作提出来说，赞美有加。我很惭愧。因为我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作品有几成。

我明白，他是想给我辈鼓劲、打气，挖空心思要让我们“出来”。

“出来”是“冒出来”的意思，就是脱颖而出吧，在圈子里混，知道这词有多惨烈。为了让更多的人出来，他可谓用心良苦，甚至不惜牺牲掉自己。

还是接着说他“抬举”我吧，说实话，评价是有些“过”了，不像私下那样对我说粗糙。因此，有人在背后窃议陈应松的话有点离谱，可他不管（或者到现在他都不知道有人这么议论他！一笑），当说照样说。

当然，享受这种“待遇”的不只我一人，是一群人。因为是一群人，他便成了一个说话“没谱”的人。不过作为性情中人，说作品好，是特好；说坏，是特坏，虽过偏激，却是性情流露，比那些貌似折中公允不肯说人半句好话的人来得爽快。发现一个好苗子他总是会大力赞赏的，不会沉默，有时可能说点过头话，这是他的性格。正所谓爱之切，恨之深。不过按他的说法，他看人看作品是很准，没有看走眼的时候。

还有向期刊推荐作品。大凡写作者都知道，“出来”和“没出来”的一个显著区别是，出来者，是愁自己写不了那么多稿子，文债难负；没出来者是写了那么多的稿子，却没人理睬。为了让那些没出来的人早点出来，陈应松做得很多的一件事是便是向文学期刊推荐别人的稿子，特别是他手下签约作家的稿子。这招很狠。用他的话说，“都是兄弟朋友”。这当然是指那些经常向他索稿的编辑或者主编，“都是兄弟朋友”的效果当然不一般，他们自然高看一眼，或者说看得认真一点，有些稿子这么出来了，有些没出来的人也就这么“出来”了。

这就像一个站在高山上的人，向在山下攀爬的人高喊。

省作协常常举办一些作家和作品研讨会。陈应松如果出席，他都不会做即兴发言，他是有发言稿的。因为他参加研讨会，一定是要读作品的，一定是要说一点管用的话的。这表示对别人的尊重。

除了是专业作家，他还担任了省作协文学院长的行政职务。文学院有专业作家，还有各种不同形式的签约作家，加在一起几十号人。每年，他都会想一些点子，办一些活动，譬如，把名刊的、出版社的编辑请过来，把评论家请过来办读书班等等，给他们提供与外界交往的机会，再不济，想办法让兄弟们出去开开眼界？

总之要创造一切让人出来的机会。因此便有许多人称他“拐子”了。

这样的人很可爱，这样的“拐子”很可爱！

 

 

吾友陈应松

                        王新民（武汉作协副主席、诗人）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中国文学的星空真让俗人眼花瞭乱，不是这颗星座轰轰烈烈地升起，就是那颗星座悲悲切切地陨落。透过这表象的灿烂和衰败，有良知的文化人一定会扪心自问，这到底是为什么？其实，这道理简单得不能再简单：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中国上世纪后二十年的文学，大多都是思想解放的武器，成了“革命卫生学”的工具，本世纪这几年的文学，大多却在玩庸俗，玩青春，玩泛爱，玩性，玩“小资”，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文学变成了玩具，变成了“不革命不卫生”的桑拿场所。

而二十多年来，陈应松在喧嚣与骚动中一直保持着心灵的指向，在欲望横流中一直坚守“人学”原则，在他发表、出版的数百万字的作品中，无论是诗歌、小说、散文、随笔或文学评论，他都坚守将文学通盘人性化、生命化、生态化，赋予了文学血肉之躯，然后又以生命的感觉关怀着“人学”。在他的笔下，文学生命与历史文化互相感染着、兼容着，原创性的文化思考方法和话语表达方式，“人化的自然”和“诗化的世界”，总是自觉深入地走进我们民族的文化本原。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的曾经震撼文坛并且还将继续感动和影响文坛的“神农架系列”小说，从文学性的意义上，真正地开创了自然与生命的对话：诗性与哲理的融合。在这一系列小说中，他用独特奇妙的审美视角，精彩绝艳的诗化叙述，普通平凡的人物故事，将生命与自然的关系揭示得如此鲜活生动、血肉相连，让人读后灵魂久久不得安宁。他的荣获“鲁迅文学奖”的《松鸦为什么鸣叫》，描绘了生命与自然，人与死亡之间的关系，整个故事笼罩着浪漫和奇妙的色彩，就像小说中挂榜岩上几千年以来无人可解的天书，作品写得虚幻而现实，张扬而节制，读后自然会迫使我们重新审视自我，审视我们身边和生活中的各类生态环境。

早在上世纪末，我曾多次与武大教授樊星、湖大教授李俊国谈到陈应松的作品，二位评论家对他的作品也一直看好，并说他将来一定是一位了不起的大家。别看现在文坛对他冷落，但总有一天文坛会回归文学，这奖那奖一定会向他走来。话音还在耳际回响，“鲁迅文学奖”向他走来了，“中国小说学会大奖”向他走来了，“人民文学奖”向他走来了。更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小说连续五年进入“中国小说排行榜”。如果把这个份量，放在文学的天秤上，放在读者审美的天秤上，它的价值决不亚于任何一项大奖。

我与陈应松相识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那个时代，是现代中国文学的黄金时期，是一个优美的、永远值得我们怀念的文学时代。那时他写诗，我也写诗，我们的作品经常出现在全国各地的同一家刊物上。由于为文做人观念较为接近，我们很快成了挚友。他每出版一本书，都是要送给我“赐教”的。记得几年前有一次我去他家中聊天，突然在他的书柜中发现了他于1997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别让我感动》，我向他索要，他当时不相信这本书没送成，于是在书的扉页上这样写道：“竟说此书未送你，那不是要打老弟的板子？书虽不好，第一赠送请求赐教的当老兄第一人也，所以，补送谢罪！”由此可见，他是多么珍视我们之间的兄弟情谊。在作家圈里，他送我的书最多最全，在写这篇文章时，我清点了一下，有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随笔集、诗集不下二十部。

陈应松才华横溢，满腹经纶。写诗时，他是诗坛的一员猛将，改写小说后，他又成了小说界的一位传奇人物。他的散文、随笔，他的文学评论，他的书法绘画，都是独树一帜的，都是值得各个方面的专家认真研究的。他才思敏捷，提笔成章，在文坛上是个著名的快枪手。记得早在十年前，我们几个文人相聚在诗人田禾家中搓着小麻将，而当看客的陈应松边看边写起了小说，当我们几圈麻将完了，他的一部中篇小说也完成了。这决不是假话。不过后来他越写越精，不再以快著称，这几年，几乎篇篇轰动文坛，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

在人们心目中，陈应松颇像一位隐居深山的“隐士”，他从不赶什么热闹，更不喜欢张扬，朋友们常说，见他一次面，比见总理还难。在这个浮躁的时代，能像他这样耐得住寂寞，并且沉下去苦心经营自己作品的作家并不是很多。然而，生活中的陈应松并不是总是那么“严肃”的，颇具幽默感。记得在1998年“三楼”（黄鹤楼、岳阳楼、腾王阁）笔会期间，我们一行湖南、湖北、江西三省作家三省游玩，陈应松一路以令人笑破肚皮的“赶五句”活跃着气氛，那幽默的脱口秀精彩万分。陈应松是性情中人，他的作品中总是溢出一种生命中不可言说之痛，他脸上常常挂着几分高贵、几分忧郁。他是我们的文学的榜样，生活的挚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