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网消息，2011年3月6日上午，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答记者问时讲道，土地财政已经走到尽头了。不能老靠卖地来建设，你还有多少地能卖？

　　但笔者不以为然。理由何在呢？

　　其首要理由是，目前全国不少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性、迷恋性普遍较强，而且已经成为一种很难打破的思维定势。假如立马儿一改常态而打破，必然水土不服，导致不少的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具体举措尚不知在何方云游。

　　有关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11月22日，上海土地出让收入以1369.94亿元高居榜首，北京以1004.48亿元位列第二，而大连、天津也距离千亿不远。另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在一些地方，土地直接税收及城市扩张带来的间接税收占地方预算内收入的40%，而土地出让金净收入占政府预算外收入的60%以上。

　　在包括“限购房政令”等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的作用下，目前中国楼市确实普遍遇冷，而且未来还会继续降温。开发商会因此谨慎投资，从而使得地方财政压力增大。然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其可以选择进一步扩大“土地财政”来源的解压方式，即加大卖地力度的方式。土地出让金等也许会比以前便宜点，以“薄利多销”，而最终增加“土地财政”收入。换言之，中国楼市遇冷，未来房价也会如温家宝总理所言而“能够保持在一个合理的价位”，但地方政府却会按照思维定势继续依赖、迷恋“土地财政”。

　　是的，原本可卖的地不多了，甚至在有些地方已经难以找出可以正常卖的地了，这就是厉以宁所讲的“你还有多少地能卖？” 然而作为地方政府的我，拆你房，卖国有的土地，那是我的权力，即专家说了不算，而是我地方政府说了算。譬如有些地方所提的某年小变样，某年大变样等，就是拆这个拆那个，而且听起来很美，猛地一想也不错。但仔细寻思一下，不难发现其本质还是“土地财政”。虽然客观上确实能让一座城市变得好看。

　　当然，一般而言这样的决策者不会太多，然一时半会儿难以消失，甚至会增加。为何会如此呢？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卖地以求地方GDP增长的方式大家均已轻车熟路，而其它的途径可能比较麻烦。至于“土地财政”导致的畸形经济结构等诸多“隐患”，那是后话。一般不会引起当时决策者太多的关注。就算知道“隐患”，往往也不会影响决策者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性、迷恋性。还有一个不可小视的因素，这就是《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所指“被征收人超过规定期限不搬迁的，由政府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之规定，可以成为相关地方政府的尚方宝剑，而该规定十有八九会成为其合法大搞“土地财政”的开路先锋。再有一个原因，“土地财政”的示范效应不可忽视。

　　其次一个理由是，国家对地方“土地财政”的依赖性、迷恋性也是客观存在的，在短期内难以彻底摆脱。譬如据3月6日相关新闻报道，2010年全国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29109.94亿元，完成预算的213.2%(即超出预算113%)，而2010年中国财政收入为8.31万亿元。即将近一半的国家财政收入来自“土地财政”。

　　诚然，多年来国家主观上一直在强调地方要弱化“土地财政”，要优化财政结构，因为国家深知依赖“土地财政”，必然导致房地产开发成本的增加，影响房价之“合理的价位”的实现，进而恶化中国经济结构——给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埋下隐患，并对和谐社会的构建造成威胁，但国家客观上就一定程度却又不得不“默许”地方政府去搞“土地财政”。

　　另外，某些掌握公权力者及其身后“人物”的“灰色收入”也是紧紧咬着“土地财政”不肯撒手，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理由。

　　至于包括某些“商用专家”等在内的吹鼓手方面的理由，在此就不赘言了。

　　当然了，正如厉以宁所言，地方政府可以引入“资本市场”，可以学习某些发达国家的经验，利用公共投资基金方式。但是，那是何年何月何日才能实现的呢？

　　总而言之，目前为止，没有任何更好的“消灭”上述几个理由的良药。故此，笔者认为“土地财政”一时难以退出中国财政。（文/罗竖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