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中国近代的报刊中，曾经有过一种特殊的排印方法：在报道和评论正文中，通过使用较大字号来突出的全文中特别重要的信息。这种排印方法的背后，是报刊编辑通过将不同重要性的信息进行分层传播，以提高传播效率的意识。这样的编辑方法在文本上有一定的规律性。其成熟也有相应的历史条件。它对于在网络时代“信息爆炸”背景下如何实现高效传播，也有一定的启示性。

[关键词]  编辑方法；字号；信息分层；    

 

一、在报刊业务改良中产生的编辑方法

 

     十九世纪末到20世纪初，正是中国报刊在编辑业务方面逐渐摸索、创新的时代。在这个背景下，曾经出现过一种在报道和评论的正文中对个别词句加大字号突出处理的编辑方法。这种加大字号排印的文字，有的是词汇，有的是短语，有的则是完整的句子。它们是文章的正常组成部分，与上下文自然连成一气。其在文中的分布和出现频率有一定的规律性。在报道和评论中也有不同的特征。

这种编辑方法的是随着报刊形式改良而出现的。比如，比1903年6月1日《苏报》的《本报大改良》有这样一句：

“于发论精当、时论绝要之处，夹印二号字样，以发明本报之特色而冀速感阅者之神经。”[①]

显然，当时的编辑业务改革者已把加大个别字句的字号作为增强阅读效率的手段之一。其中“速”字，就体现了对效率的追求。而“感阅者之神经”，则体现了这种手段在性质上是追求感官效果的视觉元素。

1904年6月，“以锐意进行报刊业务革新见称”[②]的上海《时报》创刊，发刊词称：

“本报编排，务求显醒。故一号、二号、三号、四号、五号、六号字模及各种圈点符号，俱行置备，其最紧要之事，则用大字，次者中字，寻常新闻用小字。用大字者，所以醒目也。用小字者，求内容之丰富也。”

显然，这段发刊词，显示出一种通过字号策略增进阅读效率的编辑意识。但是，在这里，使用大字号，是以“事”、“新闻”作为单位的。还不是在一篇文章的正文中使用不同的字号。

1905年2月《申报》开始“整顿报务”的改革：在其一版连登多日的《本馆整顿报务广告》中有这样一句话：

“上下横截、分列短行，文理易明，且省目力，别刊大字，择要标题，籍振精神，并醒眉目”。

其中，“籍振精神，并醒眉目”，与《苏报•本报大改良》中的用意相同，也是追求感官效果的手段。但《申报》改良中“别刊大字”，则仅指加大标题的字号。

标题使用比正文大的字号，并不始于《申报》。 “1870年3月24日《上海新报》开始使用头号活字排印标题，开创了中文报纸正式使用大字新闻标题的时代。”[③]。但标题使用比正文大的字号，之所以算作是一种编辑业务改革，因为此前《申报》乃至多数中国报刊一般都是标题与正文采用同一字号。而且，标题加大字号与正文中采用不同字号，两者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即：突出新闻中的个别要素。

1905年前后，另有一些报刊先后采用了在正文中加大字号的编辑手段。如在日本出版的《新民丛报》、《民报》。学者姜纬堂在考察1905年创刊的《北京女报》时也注意到：“正文皆用4号老宋字印（个别重要内容，偶或用2号字，极罕见）”。[④]此后，如上海的《时报》、《国风报》、《民立报》，北京的《正宗爱国报》、《爱国白话报》，也都多少不等地出现这种现象。

 

二、印刷、广告业务中的经验积累

正文中使用大小不同的字号，在我国古籍中，一般出现在“经注合刊”的情况下。在这种情况下，注文采用双小小字。据肖东发《中国图书出版印刷史论》，元代中兴路资褔寺《金刚经注》，“其经文为朱色，注文是墨印小字”。该书在讲到清代康、乾、嘉时期的“内府本”时写到：

“《御制盛京赋》……正文用‘软件’大字，注文则用宋体双行小字。”[⑤]

这种注文用双行小字的情况，一直沿续到近代报刊。比如梁启超创办的《新民丛报》、《国风报》，正文中就常常有用双行小字刊出的注解。此外，正文中较大篇幅的引文，也常用比正文略小，但比注文略大的字号刊出。

      那么，从阅读的角度看，两种不同字号在同版刊出，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明代印书名门闵氏刻本《文选尤•凡例》中有一段话，说明正文与注解同时刊刻的阅读效果：

     “凡阅古文须先得其意，而字句之解次之。是集独于脉络指陈处细为分析，而隐微幽远之言聊为解释，俾观者了然于心目，间可神游往古而不以为繁辞起厌怠也。”[⑥]

       从当代“超文本”理论的视角看，这一段话其实阐明的正是“分层阅读”的选择性，即：由于注解内容整体上被用小字号与正文区隔开来，因此，读者在阅读时完全可以选择“不看”注解部分（待他需要看的时候再看），这样就节省了不得不同样处理每一个视觉信息的注意力消耗。

       在这个意义上，我国古籍中“经注合刊”用不同字号区隔正文与注解的方法与近代报刊中对正文中个别字句加大字号，虽然处理的信息对象有所不同，但具有相同的内在逻辑——都是通过区隔不同类别的信息，提供阅读的选择性，从而降低读者的负担，提高阅读的效率。

      真正推动在近代报刊在正文中使用超大字号的，可能是商业广告。

      早在新闻和评论的标题与正文使用同一字号的时代，广告中文字的大小和字体已经比较丰富了。比较典型的如，在1905年1月6日的《申报》第八版上，有一则上海商务印书馆销售日历的广告，全文210字，详列日历所附各种实用信息。其中“光绪三十一年袖珍日记”、“记载每日所办之事”、“篇帙加多尺寸改狭”三个分散在正文中的句子作为基本信息被以大字号突出刊印。其中第一句是商品名称，后两句是在前一年该商品的基础上所做的改变。

     1906年4月24日出版的第四年第七号卷首刊出两页《本年之新民丛报》，正文中以“大字”为主；突出最重要的信息；而以双行“小字”补充具体信息。值得注意的是，不仅夹在双行小字之间的大字内容可连缀成意，而且大字、小字内容之间更是自然连缀。实际上形成可由读者选择的“双层阅读”空间。这里把“小字”置于括号内示例：

     “……本年（益大加改良，报中文字由）饮冰主人全力担任（其编辑法亦视前数年更为适当，所分门凡六）一、论著门（殆全出于）饮冰之手（所论者皆极重大之问题，或极宏博之学理，一文动十数万言而皆）连属登载（绝无断续完）。

      “……《开明专制论》（本论为）饮冰（所撰自发表其）最近政见（全论凡）十数章十余万言（第一章释制；第二章释专制……）。实今救国唯一方略也。（本论连载于本年第一号至第七号今尚未完，约至第二十二号完结）。”

     在上例中，如果把小字内容和大字内容分为两层，从语言连贯的角度看，最为连贯的其实是大字和小字接续的“全文”。这可以看作是广告的“原始文本”。而在此基础上分出需用大、小不同字号刊印的内容，则是这则广告的“编辑文本”。后者要做的是：“挑出”全文中那些最为重要的信息，形成第一阅读层面（因为字号大，最为吸引目光）；而以更为具体的信息或补充性信息形成第二个阅读层面（因为字号小，自然处于第二个阅读层面）。分层的效果就是给读者提供选择性，即让那些没有时候读全文的读者仍然可以在用大字刊印的“第一阅读层面”获得重要和基本的信息。这个原理与新闻操作中消息的标题、导语的原理是相同的，都是通过提供选择性，提高接受效率。

     这种技术后来很自然地被运用到评论之中。比如，1905年2月4日出版的《新民丛报》第三年第十四号“国闻杂评”栏目发表梁启超《自由死自由不死》，在引述关于俄国事变的外电时，几乎每一条中都有用大字刊印的文字。比如：

    “（俄国）西伯利亚（一带乱事蔓延，铁路多被掘毁）运输不通（现议设法改由海运云云）。”

     括号之中的，就是夹印在大字之间的双行小字——比正文字号还要小；括号之外的就是用大字刊印的内容。这样，第一个阅读层面就是“西伯利亚运输不通”这个完整的、概括性信息。这类似于互联网条件下超文本结构的写作——“采用将材料分层的做法，把最关键的信息作为第一层次写作，而相关详细信息作为第二或第三层次写作”[⑦]只不过，网络的“分层写作”是通过“超链接”技术在不同的网页上实现的；而这种“分层写作”是通过字号变化在同一页面上实现的。

     据美国学者研究，早在美国党派报纸时间，报纸就“借用了来自商业广告的视觉因素。比如，标题就是首先出现在广告中，然后才成为报刊编辑手段。在印刷排字方面，早期报刊中限于使用单一字体。而多样化的字体也是首先出现在广告之中。” [⑧]

    1882年4月4日的美国《圣路易斯邮讯报》（St. Louis Post-Dispatch）上，有这样一则新闻：一名隐名埋姓多年的抢劫犯被同伙击毙的消息。文中用英文大写字母和大字号另起段落突出了一些片语和在关键词。

     比如：在“罗伯特•福特像闪电一样掏出左轮手枪，然后开枪……”一句中，“像闪电一样掏出左轮手枪”被用大写字母、大字号，另起一行的方法来突出表现。[⑨]

     中美近代新闻史上先后出现的同样的编辑策略，说明它在认识上具有某种规律性。广告是这种编辑手段的“实验田”。正是广告这种有着强烈商业动机的传播行为，为报刊编辑策略积累了经验。这种手段最终由广告蔓延到报刊新闻版面是自然的结果。

 

三、“大字号”在评论中呈现的特点

 

   《新民丛报》是较早在评论中采用这种方法的报刊之一。

      光绪三十年二月初一（1904年3月17日）出版的《新民丛报》第三年第十二号连载的梁启超《余之生死观》，正文中用大字突出了这样一句：“吾辈皆不死。死者，吾辈之个体也；不死者，吾辈之群体也。”——全文中，只有这一句。在前一期刊登这篇文章时，也未见这种现象。而此前梁启超在日本创办的《清议报》整个一百期都没有在正文中用大字号突出个别词句的现象。

     这种现象比较频繁、有规律地出现于此后《民报》与《新民丛报》的双方论争文章中。1905年11月26日在日本东京创刊的《民报》其第一期第一篇矛头直接《新民丛报》的论争性文章《民族的国民》，其正文中就开始出现这种大字号现象。《新民丛报》出现这种现象，只在回应《民报》论争的数篇文章之中，直到《新民丛报》停刊。报刊论争促进了这种编辑手段的采用。

      这一阶段评论正文中出现的“大字号”现象有如下一些特点：

     第一，只在最重要的文章中零星出现，尤其是在《民报》和《新民丛报》之间的论战文章中出现，并未扩散到其他栏目和文章中。

     比如，1906年《民报》第五号《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全文排印24页，其中只有一页中的两个片语用大字号排印：

    “社会革命之原因在社会经济组织之不完全也。”

     “放任竞争绝对承认财产权”

     第二，一般都不是一句表达观点的完整的句子，而是一句中最核心的片语，不包括主语和状语，即不突出提出观点的主体（作者）和条件，而是突出观点内容。比如，上述《民报》那篇文章中，“今日一般社会革命原因中，最普通而可以之代表一切者，则放任竞争绝对承认财产权之制度也”，一句之中，用超大字号刊印的只是“放任竞争绝对承认财产权”。

      再如，1906年9月5日出版的《新民丛报》第四年第十四号，续登的《杂答某报》中， “吾对于经济问题之意见可以简单数语宣示之曰：今日中国所急当研究者乃生产问题非分配问题也”一句中，“吾对于经济问题之意见可以简单数语宣示之曰”之后才用大字号刊印。

     第三，在陈述句或判断句中，一般以大字号突出的不是“主语”，而是“述语”，即，不是突出事物的主体，而是突出对事物的评价。如：《新民丛报》上文中“今日之持社会革命论者其亡国之罪真上通于天矣”一句，用大字号刊出的是后半句“其亡国之罪真上通于天矣”。

     第四，提示论述的层次。在1906年9月3日出版的《新民丛报》第四年第十四号“论著”栏中续登的《杂答某报》中，在总括论点“吾以为中国今日，有不必行社会革命之理由；有不可行社会革命之理由；有不能行社会革命之理由”之后，分别将散于文中的“所谓中国不必行社会革命者何也”、“所谓中国不必行社会革命者何也”、“所谓中国不可行社会革命者何也”三句用大写号刊印。这显然为了提示论述的层次。因为在这三句话之下分别有较长的论述。

    再如，《新民丛报》的《再驳某报之土地国有论》正文中，被大字突出的词句，不仅是表达观点的内容，而且包括“一也”、“二也”——一直到续登的“三十三也”。这些文字本身并没有意义，无非为了方便读者掌握论述层次。

    梁启超1910年在上海创办《国风报》，继续在评论正文中用大字号突出个别词句，而且使用范围比《新民丛报》更为普遍，由“论说”栏目扩展到“时评”、“著译”等栏目，以及编者按、附言。密集的时候，往往满纸连幅都是大字，以至于一页之中，大字号的文字反而超出正常字号的文字。

     这一时期正文中“大字号”内容的呈现特点，主要表现在正文中的“大字”与标题和关联性，以及它们体现文章结构的功能。

     在1911年5月28日出版的《国风报》第二年第十二期上，首篇论说《内阁果对于谁而负责任乎？》的正文中，分别用大字号突出了如下数句：

   “盖兹义可一言而决曰：对于国家负责任而已。”

     “如曰大臣惟对于君主而负责任也，则是取立宪政体之原则，翻根柢以破坏之而复返于专制。”

    “然则正当之问题何在？亦曰：当问以某机关纠察此责任而已。”

“    议会最要之功用则在其能纠察政府之责任而已矣。”

     值得注意的是，这四句虽然并非出现于所在段落的开头，也并非文中的“小标题”，但作在议论中自然出现的重要判断，逐层递进地回应了文章标题中提出的问题。因此，它们兀显的是全文的内在逻辑线索。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它不是通过文章结构的方法（比如，西方写作教学中把重要判断置于段落开头的作为主题句——topic sentence）来提示议论的层次，而是通过借助文本之外视觉元素，突出那些在文中仿佛自然出现的重要判断的方法，来呈现文章的逻辑结构的。

     从一定意义上讲，西方的公共写作研究，的确发现了一些有益于表达效率的结构的规律，比如“主题句”（topic sentence）。这是在近代大众传播条件下才产生的写作技术。但是，这样的结构方法，一方面有益于表达和接受效率，另一方面也会使文章流于呆板。我们近代报刊文体，还处于传统写作到与大众传播相适应的“效率文体”的过渡阶段，一方面，一方面，一些作者可能并没有发现更有效率的表达结构，另一方面，作者们也许并不情愿接受像“主题句”（topic sentence）这类显得有些僵化、呆板的结构。在这种文体条件下，用加大文中重要判断句的字号方法，在实质上弥补了原文在结构上表达效率的不足之处，同样可以达到提高阅读效率的作用。

      当然，在《国风报》上，也有用超大字号突出段落“主题句”的例子。比如，1911年6月26日出版的《国风报》第二年第十五期上《政治家之德操》一文，正文中被超大字号突出排印的，是三个主体段落首句的这样三句话：

     “第一为政治家者必有贯彻其主义之精神”。

    “第二为政治家者必去沽名钓誉之劣根性”

   “第三为政治家者必有守正不阿之气概”

    这个三“主题句”实则为全评议的三个分论点。文章结构中的效率因素与版面视觉附加的效率因素恰好重合，共同增加了阅读的效率。

 

四、“大字号”在新闻报道中呈现的特点 

   

     清末革命派在上海创办的《民立报》比较普遍地在新闻版正文中运用不同的字号。“大字”不仅出现在社论和小言论栏目中，尤其在消息中有如下一些特点：

     第一，突出新闻要素。

     1910年10月13日第二页有一则消息，标题为《胡朱之权这样大》，文中大字号刊出的，只有两个人的名字：“胡铭槃”、“朱新谟”——这实际上是拓展了标题的中的信息。

     1910年11月8日第四页有一则消息《实行减租之先导者》。正文中用大字号刊出的文字是：“陈兰生”、“市房租价实行核减”、“十一月初一日起”——几个最重要的新闻要素都在其中了。

     在新闻中采用大字号突出显示特定要素的排印方法，当时还有上海《时报》。比如，1911年3月9日，《时报》二版消息中有一篇《学部定期考试毕业生》的短消息，其中用大字突出显示的文字分别为：“学部定章”、“一律酌收考费”、“三月廿三日起”、“并备带应缴试费”，以及各类学应带的钱数：“四元”、“三元”。

     第二，与标题的信息形成完整的意义关联。

       这样，如果只阅读标题和这些正文中出现的大字号文字，全文的核心内容便可领会。这相当于阅读了“倒金字塔结构”的消息的导语。所不同的是，“倒金字塔”这种在电报传输的技术背景下产生于美国的新闻专业文体，是以“前后次序”将信息分层的；而以大字号刊出部分文字的编辑手段，则以中国传统的叙事结构为基础，通过突出某些信息的视觉效果，将信息分层。

     比如：1910年11月2日第二页有一条消息《大隈之藏头政策》。文中大字号突出的是两个词“摄政王顾问”和“大恐”。 “摄政王顾问”是消息前半段的关键词，即“近来东京喧传大隈伯将为摄政王顾问”。而“大恐”则是消息后半段的关键词——即大隈的相应态度：“我国留学生闻之大愤，即有人投书昌言强硬对付。大隈大恐，以其书交警吏调查，讫无要领。然大隈从此气炎亦稍息。”这两个关键词虽然词性不同，而且并不连缀成意，但各自抓住了这个新闻叙事的一个层面，一方面与标题中的主词“大隈”构成“主-述”关系；另一方面，则以具体事实来注解标题中“藏头政策”这个评价。

     比如，1910年10月14日第二页（1）“译电”栏有一则消息《工党势力之伟大》，文中大字号刊出的文字为“联合罢工”、“交通断绝”。

     1910年10月13日第二页“新闻一”栏目消息《度部参蔡乃煌》，文中以大字号刊出的是这样三组断续的片语：“关道玩误洋款”；“屡以周转不敷”；“丝毫未备”——这几个片语差不多罗列了标题中身为上海道的蔡乃煌被度支部参劾的原因。

 

结语

      在同一版面或同一篇文章中使用不同的字体、字号，从编辑的角度来说，无非是运用视觉元素分隔不同类价值或不同来源的信息，也可以吸引读者关注部分信息。在当代中国一些报刊和新闻网页中，如今也时常可见在正文中更为醒目的黑体字或“加粗”的字体。其技术特点虽然没有中国近代报刊正文中的“大字号”内容那样丰富，其突出文章的部分信息的意图则相同。而中国近代报刊对这种编辑手段的运用，已经达到了在平面媒体实现“分层阅读”的程度。

      考察中国近代报刊正文中加大字号突出个别因素的编辑方法，不仅是为了钩沉一种已经湮没了的新闻传播的形式创新遗产，而是为了提醒当代实践者思考这种将信息分层处理的编辑方法在“信息爆炸”的“速读时代”，是否具有可以重新焕发的生命力。比活字排版更为便捷的电脑照排技术，互联网条件下人们已经形成的“分层阅读”习惯，以及人们更快的阅读节奏，都为这种编辑手段提供了比一百多年前更优越的土壤。

 [载《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1年第载期]

 

On the information layering by variation in Modern Chinese press

 

Abstract：There was a special way of typesetting in modern Chinese press, by which some important information and idea of text of news story and editorial be highlighted through bigger font size. Behind this way of typesetting, there may be editor’s consciousness and method to advance the efficiency of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through layering the information of different value by various font sizes. This article makes an analysis of its historical condition, patterns and significance to the internet era in which information explosion is a burden to press and website editor also to their audience.

 

Key Words: edit method, font size, information layer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