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风云(二)
刘少奇挨批 林彪外逃
王先金 编著
第三章 张闻天流放肇庆 (3)
由中共中央总书记降为“特约研究员”
1959年庐山会议上，张闻天切中时弊的长篇发言，换来了两顶沉重的帽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成员，被迫离开了中国的政治舞台。经过张闻天的努力，他被批准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担任特约研究员。
张闻天的职务一降再降，由中共中央总书记，最后降为一个“特约研究员”。何以如此?细考他的坎坷经历，可知有两个原因：其一，也是主要原因，即犯了“左”倾错误；其二，则是他一再坚持说真话。
在延安整风时，康生搞极“左”，发动什么“抢救运动”，搞逼供信，对外面来的知识分子不信任，似乎到处都是“特务”。张闻天对这种搞法很不满意，当面对康生讲：“知识分子中哪有这么多特务?”康生拿一摞子《防奸经验》给张闻天看。张闻天看了以后说：“这些东西是编的。”而康生一口咬定“是真的”，于是得罪了康生。
在庐山会议上，张闻天因为敢于讲真话，而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刘英曾责怪他是搞外交工作的，经济问题不应该发言，可是张闻天说：“脑袋里装了那么多东西，心里有那么多话，能够不说吗?我是共产党员，应该讲真话!”
文革开始后，1968年5月，按照中央有关领导的批示，张闻天、刘英夫妇被宣布实行“监护”，不许自由出入，开始了长达523天的监禁生活。
张闻天和刘英分别被关在两间冬冷夏热的小屋子里。门窗用报纸糊得严严实实，门上挖了一个小洞，警卫员日夜窥望监视。每间屋里只有一张床、一个木凳。不许听广播，不许看报，不许同任何人来往。每天只放风一次，时间错开，不让他们夫妇碰面。
但洗脸间还是合用一个，他们仅能用这里通一点信息。
每天早晨天还未亮，他们就要被吆喝起来拖地……
有一次，张闻天被折磨得受不了，心脏病发作，鼻子流血不止，监管人员才不得不将他送医院抢救治疗。一个多月出院后，张闻天怕再出事时抢救不过来，提出要求与刘英见一次面，而那班监管人员却不同意，说“时候没有到，不行。” 张闻天和刘英夫妇
张闻天是否当过总书记？
1935年遵义会议后张闻天在党内所任职务一直存在着严重混乱。1979年，邓小平代表中央在张闻天追悼大会上所作的悼词中，明确宣布遵义会议选举他为“党中央总书记”；而到了1982年，党史部门却根据中央有关领导的指示将其改为“总负责”。其依据是陈云关于遵义会议的“传达提纲”中没有说到会议决定张闻天当总书记，而只有这样一段话：“在由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中，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
关于张闻天遵义会议后党内任何职务，建国后一直是一个讳莫如深的问题。有关党史革命史的书籍，在说到遵义会议这段历史时，都不提张闻天的名字，更不说他后来担任什么职务。然而国外50年代至70年代的一些有关中共党史的出版物，却都说到张闻天担任过中共党内的总书记这一事实。1957年，美国记者斯诺在《红色中华散记》中明确指出：“洛甫当时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当年出席遵义会议惟一的外国人李德于1973年出版的《中国纪事》，也是肯定“博古开始仍然是总书记”，后来才“同意将他的职位让给洛甫”。
1964年7月10日，毛泽东在一次与日本社会党人士的谈话中说：我们这个党有过“几朝领袖”，第一代是陈独秀，第二代是向忠发、李立三，第三代是陈绍禹(王明)，“第四代是张闻天”，“以后就轮到我了”。
1965年6月14日，邓小平在接见亚洲一位共产党领导人，在谈及遵义会议时他说：“毛泽东同志在那时候没有当总书记，博古的总书记当然当不成了，但还是由站在王明路线一边的洛甫当总书记。”
1972年6月11日，周恩来在党内一次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明确地说：遵义会议后，“洛甫当了总书记，但未参加军事指挥”。同年7月5日，周恩来又说过：“我们在扎西川滇黔三省交界叫‘鸡鸣三省’的地方住了一天，把博古换下来了，张闻天当总书记，我印象很深。”
“文革”结束后，1978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转的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中指出：“一九三六年，张闻天同志是中央的总书记，他的批复应该看作是代表中央的。”
1979年8月25日邓小平在张闻天平反追悼大会上所作的《悼词》，公布了有关张闻天与遵义会议的三件重大史实：一是在会上张闻天“做了批判‘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二是受会议委托起草决议，三是张闻天“在这次会议上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这份文件是经过胡耀邦、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审阅同意的。
1982年中央有关部门根据陈云的遵义会议“传达提纲”，又将张闻天的“总书记”改为“总负责”。张闻天的夫人刘英想不通，于1983年7月的一天，去找文集编辑领导小组组长邓力群，邓力群说这是陈云同志的意见。
张闻天担任总书记有可靠的历史档案为证。其中一份是张闻天本人1943年在延安整风中所写的《反省笔记》，其中写道：“我现在反省我在六中全会上没有坚持推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总书记，是我的一个错误。我没有把康生、陈云同志关于以毛泽东为总书记的提议，提到其他中央同志中去讨论，提到大会上去讨论，我没有表示坚决让位的态度。”他又说：“六中全会期间我虽未把总书记一职让掉，但我的方针还是把工作逐渐转移，而不是把持不放。自王明留延安工作后，我即把政治局会议地点，移到杨家岭毛泽东同志住处开，我只在形式上当主席，一切重大问题均毛主席决定。”《反省笔记》中也谈到他遵义会议的经历：“当时政治局许多同志推举我当书记。”
此外，中央档案馆还存放着另一份重要档案，就是1936年6月16日中央书记处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一份电报。电报中说：“现在中央集中的组织、政治局常委：洛甫(书记)、恩来、博古、泽东四人。”
1997年3月22日，刘英请杨尚昆为刘英回忆录写序，来到杨尚昆家里时，杨尚昆说：“遵义会议以后，不知你们注意没有，有一段时间没有总书记。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张闻天同志谦虚。在遵义会议上，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是由洛甫代替博古担任总书记。但闻天同志非常谦虚，再三推辞。毛泽东同志也说自己参加军事指挥较好。于是这个问题就搁置起来，拖了20来天，不能再拖了，中央常委作出决定，闻天同志这才挑起这副担子。张闻天当时是总书记，是得到大家拥护的。”
毛泽东提议选张闻天为中央委员未被采纳
中共九大期间，毛泽东几次提到张闻天。有一次，还明确地提议要考虑选举张闻天当九届中央委员。那是在1969年4月11日大会秘书处召开的各大组部分召集人会议，毛泽东谈九大选举时说：“我提议几位老同志，就是你们讲的那几个‘老机会主义’要选进去，我开幕讲话就有这个意思。”接着毛泽东提到了以下老同志的名字：朱德、陈云、邓子恢、张鼎丞、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李先念、陈毅。接着毛泽东又说：“张闻天、王稼祥是犯了错误的，但还是做了些工作的。遵义会议是靠在我们一边的，同我们合作的。那时候我们很困难。以后也是好事做得多嘛！王明回国以后，他们没有站在王明方面，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这一次张闻天、王稼祥是否选上，值得考虑。”
毛泽东讲到这里，有人插话说：“几个老帅要选是可以的，张闻天、王稼祥要选进去有困难。”
这时康生插话说：“王明说他们在中国传播了马列主义。”
毛泽东很不高兴地说：“王明传播什么马列主义，他们一没有搞工人运动，二没有搞农民运动，三没有打仗。”
选张闻天进九届中央委员的提议未被采纳。张闻天仍然处于“监护”之中。
拘禁解除，遣送广东肇庆
张闻天和刘英
“文革”中，张闻天被审讯、批斗达200多次。
1968年3月15日，“王明、苏修特务专案组”报告：鉴于张闻天的“罪行”和态度，建议将他和妻子刘英送卫戌区“监护”。康生4月12日在报告上批示：“张闻天问题要请示主席、林副主席。”1968年5月17日谢富治手谕：“中央决定叛党叛国分子张闻天、刘英二人在家实行监护。”
从此张闻天和妻子刘英双双被“监护”在北京景山后街寓所，历时524天。
1969年中苏关系极为紧张，上面决定将一批受审查的人紧急疏散。1969年10月20日，中央办公厅负责人宣布：毛主席批准解除监护，张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为战备疏散，遣送广东中小城市。于是，张闻天和刘英长达524天的分别拘禁解除了。随后，却接到通知三天之内启程，遣送广东肇庆，实际上仍是被软禁，并下令张闻天的名字停止使用，另取化名。这时的张闻天已被折磨得不成样子，头发、胡子又长又乱，脸色苍白，全身浮肿。他对刘英说：“既然我们是普通劳动者了，我就叫‘张普’吧。”直到逝世，张闻天的名字也未能恢复。
就这样，张闻天和夫人刘英在10月底被监送到离开广州100多公里的肇庆，安置在军分区宿舍大院半山坡上的一座平房里。离肇庆集镇还有两里路。没有熟人，没有电话，上街买菜、煮饭成了刘英的主要差事，张闻天则负责打扫院子。他们的生活很拮据，且孤独闭塞。
张闻天被剥夺得一无所有，不要说没有研究资料，连人身自由都没有。但可贵的是，他始终没有丢失“自己的脑袋”。这时他已经70出头了，校正后的视力只有0.2，手也微微颤抖。但是，他的心没有衰老。他依然不停地阅读、思考。没有卡片，他把旧台历反过来使，把小学生的练习本裁开来用。思想的波涛在他脑海里奔腾，他每天写作，刘英依旧很支持他，不停地在一旁帮他抄写。
1970年7月，在新疆建设兵团工作的儿子张虹生的妻子廖慰训踏上探亲的路途。她抱着才一岁的小女儿，牵着三岁的大女儿，千辛万苦来到成都，一进家门就晕倒在地。休息了几天后，她带着大女儿，去肇庆看望老人。这是媳妇头一回踏进公公婆婆的家门。
张闻天和刘英看到儿媳妇和孙女，高兴得合不拢嘴。三岁的小冬燕平时见到年纪大的人，都叫爷爷奶奶，这回廖慰训告诉她：“这是你的亲爷爷、亲奶奶！”小冬燕用脆脆的童声喊道：“亲爷爷！亲奶奶！”刘英搂着孙女亲不够，难得有这么开心。
他们想把孩子留下，又怕做母亲的舍不得，张闻天说：“我们这里太寂寞，两个老人像孤庙里的和尚，孩子可能还是跟父母亲在一起好一些。”廖慰训知道他们喜欢孩子，就说：“你们身边没有孩子，虹生和我不能照顾你们，把冬燕留下，陪陪你们吧。”
多次写信给毛主席和党中央
1971年9月13日，林彪出逃，折戟沉沙。张闻天以政治家特有的敏锐，意识到“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已经告失败。从10月起，他决心继续对社会主义基本理论进行系统研究，把经过深思熟虑的观点形诸笔墨。他要探究：在社会主义的机体上怎么会长出林彪这样的毒瘤？个人崇拜怎么得以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重演？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应该怎样进行？
从1971年10月12日起，张闻天以衰老有病之躯，在受到监管的条件下，不顾个人安危，潜心著述，写下了近10万字论述社会主义基本问题的文稿。在被后人称为“肇庆文稿”的这些篇章中，张闻天运用马列主义原理，深刻地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20年历史曲折的经验教训，较为系统地批驳了“左”倾错误。
针对“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谓“突出政治”，张闻天斥责“那除了给国家和人民带来越来越多的灾难之外，还能带来什么呢？”他指出，党的政治路线正确与否，正确的程度如何，最后都要由经济建设的成果和成就的大小来衡量。针对所谓“物质刺激”的批判，张闻天指出：争取无产阶级的物质利益“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荒唐到把为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而斗争的原则，也当作修正主义来咒骂，那是不可容许的糊涂或欺骗!针对所谓“唯生产力论”的批判，张闻天重申：社会主义的一切工作，归根到底，就是为了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在当时，张闻天写下这些文稿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在地方军区的监管下，他只能偷偷地写，秘密藏好。但他一点也不怀疑自己掌着真理。他要从上海来看他的外甥帮他把文稿抄写一式三份，收藏起来。他满怀信心地说：“也许有一天我能在会上谈谈。”
“九一三”事件以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张闻天觉得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他开始寻找机会，争取改变自己的流放生活。
1972年3月，张闻天到广州治牙病。广州军区保卫部长到张闻天住所来，向他传达周恩来要他写一个关于林彪与会理会议的材料。张闻天于3月28日写就交出后，在4月2日给“毛主席、周总理并党中央”写了一封信，请求“早日在政治和组织上解决我的问题”，“回到北京去，在党的领导下做些力能胜任的工作”；同时转达刘英“希望中央对她的问题也能早日做个结论”。张闻天在信中还诉说了“遣送”肇庆两年半以来过着“非常孤寂和闭塞的生活”，“精神上感到苦闷”。言辞甚为恳切。到六月份，张闻天被告知：中央决定自今年五月起恢复张闻天、刘英原工资待遇，算是得到一点宽慰。但张闻天内心对自己没有做工作而领工资又深感不安。
1973年3月，经毛泽东同意，邓小平复出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张闻天很兴奋。他与身边的警卫人员谈论时说：“小平同志很精干，肯动脑子，办事果断，实事求是，他出来工作，我们国家就有希望了，周总理也不会那样忙了。”
党的“十大”于1973年8月20日至28日举行，一批“文化大革命”中受排斥和打击的老同志被选为中央委员。希望又在张闻天心中活跃起来。9月20日，他同刘英联名写信给毛主席和中央，重复以前的多次请求，希望早日回北京，恢复组织生活，做点工作。毛泽东读到信后发话，可以让张闻天、刘英就地参加党的生活和工作。但这个指示不知在那个环节卡住了，一直没有传下来。
直到1974年1月19日，周恩来批示要汪东兴落实毛泽东指示，让张、刘参加地方党的生活和工作。1月20日，广东省委组织部即通知恢复张、刘组织生活，享受县(团)级政治待遇。
1974年2月21日起，张闻天和刘英编入市委办公室党小组。监管的生活总算结束了。
张闻天夫妇恢复组织生活后，但仍幽居岭南，与外界隔绝，想到自己年事已高，体弱多病，所以在1974年写信给毛泽东和中央，不再提继续工作问题，只提两点要求：一是希望能回到北京度过晚年，一是希望中央能给以到全国各地参观、学习的机会。信中写道：“我现在已经是七十四岁的人了，身体不大好，思想行动很迟钝，眼睛白内障大有发展，阅读文件和书报日益困难，因此，我想在我不能走动和变成瞎子之前，看看我所热爱的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新面貌。至于旅途中的一切费用，都可以用我的存款来支付。不用另外花公家的钱。”
可是，仍然没有回音。不过，张闻天并没有灰心，他相信党，还是继续争取。1974年7月下旬，经过反复请求，刘英获准赴北京探亲。在北京，刘英去看望了王震。王震非常关心张闻天。他劝刘英鼓动张闻天再向毛泽东打报告。刘英回肇庆后，张闻天于10月18日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希望回到北京生活和养病”，“能有机会到各地参观学习”，除此之外，“没有其他要求了”。这封信经王震转呈，于10月底送达正在长沙的毛泽东案前。毛泽东这时患白内障，双目几近失明，听完来信，让身边人员签批：“到北京住，恐不合适，可换另一个地方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