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政治分层：理解“富人治村”的视角
——基于浙江甬村的政治社会学分析
桂华 刘燕舞*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湖北武汉，430074）
摘要：“富人治村”并没有如一些学者所想象的那样推进了基层民主的快速发展。相反，在村庄政治分层的背景下，大多数村民被动地退出了村庄政治，他们在村庄政治舞台上普遍失语，基层民主呈现出萎缩的态势。村庄从治理到发展的转型以及村庄的经济分层则型塑了村庄政治分层。村庄内外所形成的只有富人才能带领村庄经济发展的话语实质上转换成了只有富人才有资格参与村庄政治的话语。这种话语体系的建构固化和维系了村庄政治分层的合法性，从而也就固化了“富人治村”的合法性及富人权威的合法性。
关键词：村庄政治分层、“富人治村”、基层民主、村庄经济分层、村庄政治话语
Village Political Stratification: A Perspective to Understand Rural Governance of the Rich
—— A Political Sociology Analysis Based on Yong Village in Zhe-jiang Province
Gui-hua Liu Yan-wu
(China Rural Governance Research Center of HUST, Wuhan, Hubei, 430074)
Abstract: Rural governance of the rich does not impel grassroot democracy develop quickly as the scholars of main stream. on the contrar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village political stratification, most villagers quit the rural political stage passively, they are aphasiac in the rural political stage, therefore, grassroots democracy presents shrink situation. The village transformation from governance to development and village economic stratification models village politcal stratification. In and out the village, the discourse that only can the rich guide the village economic developmet indeed converts to a discourse that only can the rich take part in the village politic. This discourse system constrcution solidifies and maintains the legitimacy of village political stratification, then it also solidifies and maintains the legitimacy of rural governance of the rich and authority of the rich.
Keywords: village political stratification; rural governance of the rich; grassroot democracy; village economic stratification; village political discourse
一、问题的提出
2009年9—10月份，我们在浙江宁波农村调查时，发现“富人治村”在当地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另外，浙江省民政厅统计显示，目前浙江全省2/3以上的村由企业家、工商户、养殖户等先富起来的人担任村委会主任或村党支部书记。[①]根据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在全国其他省市的农村调查情况来看，我们也发现“富人治村”有成为全国趋势的可能[②]。如此普遍且重大的政治社会现象，学界对其研究的成果相比于农村研究的其他领域的产出则明显较少，因此，研究“富人治村”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和知识生产的意义。
“富人治村”也被称作为“能人治村”，[③]目前关于这一现象的研究主要有三种视角。
其一是“权力结构——民主理念”视角。仝志辉和贺雪峰从权力的人格化角度将村民区分为体制精英——非体制精英——普通村民。（仝志辉、贺雪峰，2002：158）吴毅分析了体制精英以外的村庄“政治人”的公共参与与公共意识，他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崛起的经济大户，尤其是那些勤劳致富，既富又仁的大户，也在公共参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吴毅，1998：97）。可以说，他们的研究对于村庄政治中的权力结构与基层民主的运作状态均有独到的分析，特别是对权力构成与政治演绎过程的分析具有重要意义。但这类研究对于富人是如何利用自己的经济资源参与政治并成为村庄政治生活中的精英进而影响村庄政治形态，却有待进一步的深入探讨。徐勇则认为由于能人治理促成了社区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在能人治理下的社区有可能比其他社区更快地实现向法治型治理模式的转换。（徐勇，1996）我们认为，在既有村民自治话语的主导下和民主关怀的影响下，这种分析有可能走向以理论的自我建构替代实证研究的可能。
其二是“村庄治理”的视角。这种视角主要把农村经济能人的崛起和参与作为嵌入村民自治的重要变量，并藉由此来分析村庄治理结构和过程的变化，阐释当下中国农村经济能人治村的优点和缺陷，揭示能人治理模式的特点和运行机制。（卢福营，2006：11）卢福营认为个私业主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积极参与村庄领袖的竞选，事实表现为一种基于社会理性和经营理念的政治行为。投资增值成为了村庄治理的主要目标，利益导控成为了村庄治理的主导原则，务实理性成为了村庄治理运作的重要策略。（卢福营， 2006：Ⅱ）戴冰洁借鉴了卢福营所倡导的村庄治理框架，分析了“富人治村”的基础及其利弊。（戴冰洁，2007）应该说，村庄治理视角综合了前面两种视角的长处，且突出了对治理中的实际问题的探讨和关注。不过，这种视角最终的落脚点仍然是政治民主与经济发展。
其三是“功能——发展”视角。陈潭与刘祖华运用博弈框架对村庄精英竞争过程与村庄政治运作实态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由于自主机制缺位和制度供给短缺等一系列因素导致了村庄公共治理陷入亚瘫痪状态。（陈潭、刘祖华，2004）金太军考察了村庄中体制内精英和体制外精英在村级治理中的行为方式及其功能。（金太军，2002）明项辉、周威锋则认为农村经济精英在村庄经济发展与村级事务决策中发挥了主要作用。（项辉、周威锋，2001） “功能——发展”视角通过分析“能人治理对农村稳定与经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双重效应，探讨了经济能人主导的能人治理取代传统政治精英主导的能人治理的发展效应，认为能人治理必然有转向法治型村庄治理模式的发展趋势。”（卢福营，2006：Ⅱ）。党国英先生则认为富人是农村社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农村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人力资源，“富人治村”有利于农村的增产增收，从而能够维持村庄的发展与稳定。（布衣，2002）运用“功能——发展”视角的研究对“富人治村”的未来走向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这类研究认为东部地区农村的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这些地区的乡村居民对民主政治家有强烈的需求；并且乡村社会中崛起的富人阶层所具有的社会性质，将会承担起这一历史重担，为民主政治发展提供可能性，并指出富人群体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他们治理村庄可以减轻农民负担，实现农民增收，带动农村经济与民主政治飞速发展等等。（党国英，2003、2004）
本文亦从“功能——发展”角度来考察“富人治村”对基层政治的影响。根据实证调查，我们发现在我们所考察过的村庄中，“富人治村”并没有呈现民主的景象与民主政治推进的可能性。相反，我们看到的是大部分村民在村庄政治中的失语，基层民主呈现萎缩的态势。党国英先生等学者在这一问题上有点过于简单化处理了“富人治村”这一重大政治社会现象。事实上，这仍然需要回到一个经典的理论命题上来，即村庄经济发展是否必然会推进村庄政治发展？如果说，“富人治村”带来了经济发展却相反造成了基层民主的萎缩这一结果，那么这种结果的背后机制又是什么？本文试图通过对一个个案的研究来回答这一问题。本个案所要呈现的是，在革命话语消退与以新农村建设为代表话语的农村治理转型的背景下，富人是如何走上村庄政治舞台并建构其权威的；他们的出现对村庄政治形态以及村庄政治秩序和基层民主，造成何种影响。对这些问题的探讨的目的就是要揭示出村庄经济发展并不必然带来村庄政治发展，或者说，“富人治村”并不必然带来村庄政治民主。当然，我们深知个案所具有的局限性，因此，我们并不是要将从个案得出的结论推及理解全中国的农村，而是要通过对这一个案的呈现来揭示出“富人治村”的有异于部分学者所看到的另外一种面相。
本文资料收集采用无结构式访谈法，所调查的甬村[④]为浙江省宁波市的一个行政村。甬村有172户，共476人，是一个规模比较小的村庄。其中，95%以上的家庭属于王姓，其他几个小姓分别为龚、张、石等，这些小姓多是迁移或者入赘到本村的。甬村在经济上以花木种植为主。全村有水田面积370亩，旱地200亩，山林面积1150亩。自1997年之后，全村的水稻田与部分种植条件较好的旱地和山地都种上了花木。部分村民还到附近其他的村庄租地种花木。如今，全村花木种植面积达3700亩，年产值约1700万元，人均年收入保守估计在9000元以上。不过，虽然村民比较富裕，但村集体每年却只有2到3万元的集体收入，主要靠集体山林与厂房出租。
二、村庄政治分层与“富人治村”的后果
所谓政治分层，即是指，当人们与政治的关系成为一种稳定的和重复的关系，且不同人之间存在着相当的差异，而这种差异由于社会的评价有着地位上的高下贵贱之分，那么人与人之间就形成了政治性的社会分层了，这就是政治分层。（毛寿龙，2001：267）。在村庄政治生活中，我们可以发现，村民所具有的知识、个人能力、经济基础、社会关系、生活态度等所有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差异，从而导致了他们在村庄治理场域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并发挥不同的作用。本节我们将结合甬村的新村建设及不同的村民对这一事业的政治态度来展示村庄的政治分层。
2008年甬村村两委开始实施实施新村建设工程，计划用5—10年的时间完成旧村改造，建设一个家家都能住别墅以及水电、道路和娱乐等公共设施健全的新农村。该工程牵涉到征地、宅基地置换、旧房补贴、别墅建设、迁坟岗、河道整治、小产权房开发等多项非常复杂的工作，牵扯面广，难度非常大。对于这样一件事情，我们发现，不同村民在村庄政治生活中具有不同的表现。依据村民在村庄治理中的参与程度与影响能力以及他们发挥作用的具体方式，我们将其区分为五类政治人，或者说五个政治阶层。[⑤]这五类政治人分别为“富人”书记、其他村干部、大多数普通村民、“钉子户”和边缘群体，以下分述之。
（一）“富人”书记
现任书记龚耀平是本镇比较有名气的富人。他拥有一个砖瓦厂和一个铸造厂，总资产在7000万元以上，个人年收入超过500万元。未当村干部之前，龚耀平并不常回村里，他在镇里、市里均买有房子居住。2000年以后，甬村所在的街道办事处，在任用村级干部上，倾向于那些致富的村庄能人。在此背景下，龚耀平这位在本地小有名气的企业家，为乡村两级干部看好，乡村两级干部均极力邀请他回甬村担任村级要职，希望龚能够利用他的社会关系，推动村庄发展。另外，龚事业上的成就，也为众多村民所热烈期待，希望他能回家乡效力，带领群众致富。刚开始时，龚耀平一口回绝，认为担任村干部会影响自己的事业。后经街道党政领导持续动员和村干部多次盛情邀请，且在甬村民意强烈期待的情况下，龚耀平同意回村效力。
在回村之前，作为龚耀平好朋友的代理村主任李某就许诺将主任的位子让给他。2002年换届选举中，龚耀平回甬村参加竞选，在群众的期待与李某的宣传鼓动帮助下，龚耀平毫不费力地高票当选为村主任[⑥]。按照原村委班子与街道办事处领导人的共识，等龚满一任村主任后便开始担任村支部书记一职。但到2005年换届选举时，原书记并不愿意退下，请求龚再照顾一次，让他再任一届，龚耀平同意原书记的要求，主动退出村支部书记竞选。2008年换届选举时，原书记仍不愿意退下，龚颇为不悦。在这一次选举中，龚耀平撕破脸皮与原书记竞争村书记职务。龚担任两届村主任期间，在村庄中建立了一定的群众基础，并在街道办事处的支持下[⑦]，经过合法的投票程序[⑧]，龚胜出。
自从回村担任主要职务后，龚耀平为甬村的建设和发展付出了很多时间、精力甚至大量金钱。砖瓦厂的业务基本交由其弟弟管理，铸造厂则主要由其妻子管理。他每天早上6点半到公司去处理完重要事务后，8点左右就能赶到村委上班。龚耀平自己介绍说，自担任书记以来，他70%的精力主要花在村庄发展的工作上[⑨]。在担任村主任期间，龚耀平每年要为村级组织的正常运转贴钱约10万元，且带头捐款5万元并筹集了部分资金新建了村两委办公大楼。担任书记以来，他估计一年需要贴进20万元以维持村级组织日常运转[⑩]。
自担任村主任以来，龚耀平基本主导了村庄一切事务。原书记还在台时，略微对他有些制约，而龚担任书记以来则基本垄断了村庄一切事务的实际决策权。对于甬村新村建设工程，其酝酿已久。2008年当上书记之后，龚便立刻组织着手实施他的村庄发展规划蓝图。就我们调查所了解到的情况来看，新村建设工程强烈地凸显了龚的个人意志和个人理想。无论是项目设计，还是涉及到村庄建设的具体规划，基本上都是龚一个人拿方案并敲定决策的。现在，村两委工作主要围绕新村建设项目展开。对于这一项目，村干部指出，只有龚耀平这样的富人才有这样的魄力和能力，其他人即使有这样的想法也会因为经济原因而不具备如此胆识。
（二）其他村干部
村两委除了龚书记之外还有7位村干部。如果从“富人治村”的大的格局来说，包括龚书记在内的所有村干部其实都是村庄中的富裕群体。其中，村主任拥有一个百亩的花木生产基地，年收入50万元；其他几位村两委委员家庭年收入都在20万元以上。鉴于龚的压倒性优势以及其他村干部在村庄事务中十分迥异于龚的政治态度，我们将其他的村干部区分为一类政治阶层。
在2008年换届选举过程中，鉴于龚耀平与原书记之间的竞争形势，其他参加竞选的人都会主动站到龚一方或者原书记一方，他们结成派系在村庄内部动员选民投自己一方的票。在此基础上，通过村民投票选出两委委员之后，龚书记根据每个人的能力与职务特征，再从两委委员中安排村主任、治保主任、会计、妇女主任等人选。实际上，甬村的村干部的产生是基于“选举”基础上的“组阁制”，其他村干部相当于是龚书记一人之下的“阁员”。其中，作为村里二把手的村主任就是2002年多次动员龚耀平回村的李某。
新村建设工程规划被提出来以后，在村两委会、村两委扩大会议、党员会议、村民代表大会上，没有遇到任何公开提出的反对意见。村干部描述村庄规划两委会议情景时指出，在会上，龚书记简要介绍了他的设想和规划后，让与会代表提意见，但与会者都以一种装睡似的状态点点头说好并表示高度赞同。而实际上，与会者都明白，龚书记开会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要讨论，而是为了让他们这些村庄政治精英表示赞同并在相关决定上签字，从而可以便于他推行自己的理想蓝图。开会签字能够消除可能出现的反对意见，以便形成政治合力和提高运作能力，从而将自己一人的“专断”主张以“民主”的名义“合法”地贯彻下去。
在谈到对龚书记这些做法的态度时，作为二把手的村主任说，龚书记能力强，财大气粗，他自己甘愿配合书记的工作。尽管龚书记有时因工作的事情错误地批评他，但他也不会反驳。原因一是龚是个十分要面子的人，当场反驳让他下不了台就会让自己下不了台。二是龚是当时自己与原书记一起去请来的，现在反对龚就意味着否决他们自己原来的做法。三是如果不与龚书记一条心，村里的工作就会搞不好，那样的话他自己也就没有必要当村主任了。因此，村主任表示，他在处理两委关系上，是以扮演村书记“老婆”的色彩来给自己定位的。他说要学会与这位“富人书记”如何打交道，就要学会龚的老婆是如何忍耐龚的。
除村主任外，其他村干部虽然都是村庄中屈指可数的富裕户，但相比于龚的财富，他们均是“小虾”。加之，他们职位的获得均来自于龚的“组阁”，因此，他们基本上更是龚的忠实支持者，尽管有众多不满，但在公共场合甚至私下场合都是失声的。
（三）大多数普通村民
除“富人”书记和其他村干部等村庄政治分层的顶端群体外，其他的都是大多数沉默的村民，他们构成一个村庄中的政治阶层。或许有人会说，中国历史上大多数小农就是这种沉默的大多数，在一般情况下，他们本来就对政治没有热情，对权力没有渴求。但是，我们所调查的甬村在现实环境中却并非如此，人们内心都是有着强烈的政治参与热情的。不过，因其所处的政治分层位置，使得他们将政治参与的主观热情暂时压抑住了。也就是说，这些村民在对村庄政治事务上，更多是被动地压制自己，被动地退出村庄政治领域。比如，在新村建设工程的事情上，我们就会发现经常有人在村里的小商店里悄悄议论，但他们不会擅自对这一事件发出评价。从他们议论的神态和内容来说，我们能明显察觉到他们内心有一种表达的冲动，但限于他们自己的位置，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又更多是一种失语的状态。因此，尽管他们悄悄议论一个事情，但当村干部出现时，他们立即收声，并转而以“鲜明”的赞扬态度表达对新村建设工程的支持，仿佛刚才他们内心的些微“不满”就从来没有发生过。如对于新村建设中的“温泉”规划方案，村民私下里会嘟哝嘟哝说“哪里有温泉呢？”因为村庄中确实没有温泉资源，除了村口有条水库河道外，就是旱地。但对于这一疑问，从来就没有村民敢去“咨询”村干部，也不会发表意见，更不可能去评价这个事情。书记表示，确实没有村民来反映过这个问题，他说，在新村建设规划一事上，村干部和村民表现出来的都是少有的“支持”和“团结”，没有任何人提出反对意见。其实，书记所看到的只是阳面，而阴面的“大多数村民的失语”却淹没在这种村庄政治分层中。
（四）“钉子户”
每个社会中都会有少数最难以被治理的群体，与大部分沉默的村民相比，这一群体是乡村干部最头疼的，可以说，乡村干部的日常工作中有一大部分是与这类人打交道，解决他们的问题。这少数最难治理的群体就是我们要说的“钉子户”。从人数上来说，“钉子户”可能还够不上称之为一个阶层，但其能量却比一般的政治阶层更大。因此，我们仍将其作为一类政治人来讨论。所以，即使甬村整个新村建设规划工作得到了众多村民“失语”式的支持，但也并不是一帆风顺。在征地与宅基地整理过程中，村干部便碰到几个比较难以处理的“钉子户”。有2户村民的自留地在公路旁边，位置很好，他们准备作为宅基地来造房子。村里要求将地统一征收起来然后建成别墅再卖给村民。然而，这几户村民不同意，因为以后被分到的别墅位置可能不好。村干部前后共去了6次，最后软硬兼施才将问题解决。在拆除村里的老房子进行土地平整时，村干部也碰到了类似的困难。有一户不同意出让废弃的老房子的“钉子户”，理由是他家中房子面积小，老房子拆了就没有地方放农具，要求村委先解决困难。后来村委让他将农具放到村办公楼里，并答应在建别墅时，优先卖给他工作才做通。不过，这位“钉子户”却对我们说：“搞村庄建设是好事，我不反对，但是实在是个人有困难”。原书记被选掉之后，内心对龚书记有些不满，并知道村里与村民签订的征地合同有不清晰的灰色地带。但是，他并没有针对此事向龚书记提出意见，只是每次开会时借故不去，或去了后装作不知道。龚私下为此给原书记送了两条软中华，并在征地的过程中采取调换的方式但却按征地的规格给予补偿。因此，原书记在村庄事务中也不过于充当“钉子户”，偶尔会发出“虚弱”的声音以获得一些好处。有趣的是，与我们在众多其他地方调查的情况不一样，甬村的“钉子户”没有“传染性”，其他人并不会群起效之。此外，“钉子户”也不像很多地方农村那样是那种“硬钉子”，而多是见好就收的“软钉子”。
（五）村庄中的边缘人
与“钉子户”有点类似，但却基本成为村干部的支持者的是另外一类群体，即村庄中的边缘人。我们调查了解到，甬村有四个“查罗”（与混混的意思相近，但又严格不同，对村庄没有太大的危害）。他们都是离婚的老光棍，年龄最大者52岁，最小者40岁。用村民的话说就是，这些人“好吃懒做，整天四处晃荡”，因而为村民所看不起。他们被认为除了平时向村民借钱不还以及有点小偷小摸之外，却是为数极少的参与到村庄政治生活中的群体。不过，他们并不是为“自己的政治”而参与，而是为“富人的政治”而参与，是被利用的对象。在2008年选举时，他们帮忙为“富人”书记拉选票。平时有事没事，他们便到村委办公室晃荡，目的在于能在村庄搞建设中揽到一些小工程。村委在修祠堂与修桥时，就私下里将一些几万元的小工程承包给了他们。龚书记解释说“这些人可怜，村里应该给他们帮助”。不过，总体来说，作为被利用的对象，他们的影响力也很小，并不会对村庄政治格局造成实质性的影响。
李强教授通过对中国宏观社会结构的分析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中政治不平等大大下降，政治歧视现象消失。（李强，1998、2008）李强教授是从社会身份上定义政治社会现象的，而且其结论主要是基于统计数据上的研究，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所谓的政治歧视现象消失可能仅仅是统计学上的现象。事实上，如果我们回归到村庄这样的微观场域中，并从行使政治权力的实态来理解政治意涵的话，就会发现村庄中明显的政治分层形态。从本个案来看，除“富人”书记还具有“寡头”式政治色彩外，其他各村庄政治阶层基本处于失语状态。这种失声并不是说政治更加平等了，相反是更加不平等所导致的，换句话说，也就是村庄政治分层所形成的。在这种村庄政治阶层越来越成型的今天，除富人阶层外，其他群体越来越被动地退出村庄政治前台[11]。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国家宏观的“双带”或“双强”话语，实际上为村庄微观政治中的“寡头”趋势奠定了外在的合法性基础。如《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指出“要注重从致富能手中选拔村干部”，在中央层面，“双带”是农村基层党建制度在新世纪的重要创新，而对于那些“带头致富、带领群众致富能力不强的农村党员干部”，则仍需努力加强的。[12]而在地方，各级政府均不断强调“双带”“双强”，如江苏省《江苏省委关于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决定》加快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意见》指出，“加强农村基层干部和党员队伍建设，提高带头致富、带领致富能力。着力建设一支守信念、讲奉献、有本领、重品行的农村基层干部队伍。拓宽农村基层干部来源，注重从政治素质强、发展能力强的“双强”型党员中选拔村干部。”[13]浙江省《中共浙江省委关于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加快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也指出“要注重从农村致富能手中选拔村干部”。所以，尽管村级选举仍在顺利推进，表面上看民主得到了发展，但是，这种民主是我们所要的民主吗？如果说“富人治村”的后果就是要形成除富人之外其他人就不可能参与到村庄政治中来的话，那么这种政治就不再是民主政治了，而可能是寡头政治。也因此，这种选举所体现出来的也不再是民主的发展，实质上可能是民主的萎缩。
三、富人权威的基础及其合法性建构
在初步描述村庄政治分层及在这一背景下“富人治村”的一些后果后，我们需要继续理解，在村庄政治分层中处于层级顶端的富人，其权威的基础是什么？其权威的合法性又如何建构？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理解这种村庄政治分层的机制是怎样形成的，这种分层形成后又是如何固化和维系的。
（一）富人权威形成的基础
我们认为富人权威形成的基础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转型基础，其二是经济基础。其中，第一个方面既与村庄紧密相关，同时又是与外在于村庄的国家政策有关，第二个方面则主要是村庄内部所形成的经济分层。
首先，从转型基础来看，我们认为当前农村尤其像甬村这样的东部发达农村，正处于从维持村庄秩序的治理阶段转向促进农村经济生产与村庄建设的发展阶段的过程中。
从国家的宏观形势上看，1980年代至2000年前后，特别是取消农业税费以前，大部分农村面临的主要形势是治理问题，其主要任务是如何确保农村的稳定，从而为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快速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具体来说，这一段时期，农村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收取农业税费，搞好计划生育工作，调解村民纠纷，维护良好的治安秩序等。因此，村庄带头人需要具备强有力的治理村庄的能力，其思想可以适当保守，其头脑可以适当不要那么灵活，其谋划村庄发展的能力可以不要那么突出，但一定要有策略和能力能够维护村庄的稳定，某些时候甚至身体暴力也是重要因素。这种形势下，富人并不一定能解决问题。甬村也不例外，在1980年代甬村计划生育难度仍然极大，富人虽然有钱，但在这种工作面前，金钱并不能起到实质作用。村民表示：“那个年代你村干部有钱有什么用，你能帮我生儿子吗？你有本事让我不生儿子吗？”另外，1980年末期开始的10年间，甬村掀起了一股建房高潮，当前村庄里的95%以上的楼房就是当时建造。伴随着建房潮，甬村持续发生着关于宅基地纠纷事件。并且，当时父子兄弟间关于分家分财产的矛盾也时常发生。用当时的村治保主任的话说“天天都有吵架的等着去调解”，他还说“全村没有哪家（我）没有吃过调解饭的”。
2000年以后特别是取消农业税费以来，治理问题在甬村这样的东部农村已经得到较大程度的缓解。在宏观方面，国家取消了农业税，象征着国家结束了直接向农村汲取资源。与之相伴随，国家与农民之间的紧张关系得到缓解；同时，经过二十多年的计划生育工作，以及社会的变迁，甬村村民的生育观念也得到了根本转变，用本村村民的话说就是，“现在即使鼓励生第二胎都没有人愿意生了”；另外，经过1990年代的争吵与纠纷，邻里之间的包括宅基地在内的财产关系逐渐被明晰化，此后关于财产纠纷事件大幅度减少；且由于1980年代的计划生育工作，当前甬村一般都是独子家庭，关于分家分财产的纠纷也大幅度减少。总之，维持村庄秩序与稳定等治理工作的重要性相对降低。当下甬村所面临的形势主要是在城市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如何实现自身的飞速发展。在此背景下，对于农村带头人的选择也随之转变，重点需要一些思想解放，头脑灵活，谋划村庄发展能力强，经济实力雄厚的富人来带领村民建设和发展村庄。因此，在这种发展话语主导下，当地政府和村民实际上都是希望富人来带领村庄建设的。就我们所调查的甬村来看，其所在的地方政府并不缺钱，关键问题是钱投往农村的哪些方面，且能取得实效。一方面，富人可以利用其丰富的社会资本和超强的运作能力从上级地方政府那里获得村庄发展所需要的资金与政策支持。另一方面，又因为富人自身经济富裕，从而不在乎一些蝇头小利，从而能够将获得的资金落到实处，将政策运用得恰到好处，也从而能够让村庄建设与发展取得实效，这在我们调查的甬村都是客观事实。因而，地方政府看到了实效也就更愿意支持这样的村庄的发展，从而，地方政府与农村基层组织之间能够形成良性的互动，从而更加有利于村庄的发展。不过，大家都不会料到，村庄经济可能会快速发展，但这种对富人依赖性强的发展却严重地抑制了村庄政治发展。如果从村庄全面迈向现代社会的角度来说，这种“富人治村”的经济发展对于村庄而言，是喜是悲还很难说。
其次，从经济基础来看，我们认为村庄的经济分层构成富人政治权威的重要基础。
本村的经济分层情况比较明显，约10%的家庭通过大规模种植花木、办厂、开公司等方式，获得较高的经济收入。他们的年收入一般都在20万元以上，少数几户年收入均在100万元以上，村支部书记属于村中最富裕的家庭，年收入在500万元以上。除此之外，则是大量的中间阶层，他们的年收入一般在4—6万元，这类群体约占整个村庄的80%。剩下的约10%则是村庄中的穷人，他们的年收入均在3万元以下。
在村庄经济分层的基础上，富人通过多种方式完善其权威建构。比如说炫耀性消费，以及“亏欠式”治理村庄。我们调查期间，正赶上村支部书记女儿结婚。他在村中设宴，全村80%的家庭都被请去吃了两天酒席。他女儿的婚礼场面很壮观，仅婚礼仪式花费就达5万元。据说，书记为女儿婚礼总共花去60万元，平掉收受礼金40万元，还“亏损”20万元。书记在女儿的婚宴上，还请来了某位市长、市各个主要部门的局长、主任等数十人。通过婚礼，书记在向村民展示自己经济实力的同时，还展示了他个人的社会关系。普通村民不仅没有能力操办这样豪华的婚礼，甚至都是第一次见识这样壮观的场面。书记通过这种“大操大办”，以壮观的场面、豪华的仪式、广阔的人脉关系与恢宏的气势，建构自己在村庄中的社会地位。实质上，这也是富人通过炫耀性消费、扩大人情圈子等方式，将经济分层转化成社会分层，进而转化成政治分层，从而树立自己权威的手段。龚书记工作的优势首先在于他强大的财力支持。在集体缺乏收入时，如何能够筹到资金是村庄发展的关键问题。上级政府有钱，但不是随便投向任何一个村庄的。村书记必须要通过拉关系甚至送礼的方式，从上级部门跑项目跑资金。据龚书记介绍，他每年贴20万给村里的大部分都是用于支付这些跑资金的成本。他为村庄事情请客吃饭的花费，从来都不向村里报销。此外，每到逢年过节时，他还会将自己当书记的每月1200元补贴全部奉献出来，并再贴上一些钱购买礼品送给村里的老年人，每年仅此一项就要2万元。“亏钱”成为治理的手段，同时也具备了政治内涵，在村庄中逐渐因此而形成了“唯有亏钱的干部才是好干部，亏不起钱的人理应退出村庄政治”的政治话语。
龚书记为村庄发展投入大量时间、精力与金钱，且似乎“不求回报”地为村庄付出时，其表达的责任感与道德感，对于大多数村民只考虑个人利益而言，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在这种“无私的奉献”行为面前，每个村民都会暗地里思忖自己是否能够做到。在这种有意无意的比较中，龚书记治村的政治优势、经济优势和道德优势就都被凸显出来，并能够转化为他的政治权威。
（二）富人权威的合法性建构
基于体制性政治资源与个人所具有的经济实力，“富人”书记通过各种方式和策略树立了自己的政治权威。在此过程中，他既依托于村庄既有的话语体系，也会重构这种话语体系，从而维系其在村庄政治分层、经济分层与社会分层中的优势地位。[14]
村庄在富人的主导与努力下，在面貌上确实发生了变化。“富人治村”的社会效果，使得“村庄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富裕的带头人”成为一种普遍的话语，无论是上级政府还是普通村民多将乡村的前途寄托在富人身上。“富人治村”时，在村庄里通过各种途径向村民宣传他的政治抱负，为村民描绘一幅美好的村庄前景。当村民的“胃口”被调动起来之后，村庄经济不发展就是政治不正确的。
在以经济发展为导向的村庄政治话语中，以经济实力为表征的个人能力构成了参与村庄政治的最基本条件。客观上普通村民既不具备掌控村庄发展的魄力，也不拥有支撑这种发展所需求的经济与社会资源。甬村所在镇另外一个村子的书记，经济条件一般，他当了几十年的书记，现在每次到镇里开会还要找镇政府报销车费、务工补贴之类的，镇党委书记因此说“这样的书记怎么能将村子搞好呢？”村民也说：“一个人如果连自己家庭的经济都搞不好，怎么能够指望他将村庄搞好呢？”无论是上级政府还是村庄内部都形成了一种只有富人才能承担发展的政治话语。有趣的是，不仅仅基层政府和村民都认同和实践这样一套话语，而且很多如党国英先生那样的学者均持此种话语。如果再通俗点说，这种话语就是，只有富人才能当政，穷人自然是没有资格的。“你自己家都这么穷，你还好意思来竞选村干部吗？”也就是说，普通人无法参与村庄政治，不仅是因为他们无法为村庄贴钱，也因为他们作为“穷人”（相对于那些掌握权力的富人而言），没有资格参与村庄政治。“（相对的）富”与“（相对的）穷”不仅是一种经济描述，也是一种政治话语，一种政治道德词汇。没有钱就没有社会地位，穷是“没有能力”，甚至是“没有人格”的表现。穷既被人看不起，也就更不可能形成在村庄政治中的权威了。
四、结语
与党国英先生等学者对“富人治村”现象研究的结论不同，富人虽然因他们所拥有的资源和能力使而有可能过问政治（党国英，2003），但是基层民主并没有在“富人治村”中实现。在现实中，无论怎样分析，都不可能得出富人参政会推动基层民主进程的结论。相反的是，围绕富人权威所建构形成的政治话语，将普通人排斥出了村庄政治舞台，大多数普通村民在这种背景下被动地退出村庄政治。富人的个人绝对权威与村民的集体失语，构成村庄政治形态的一体两面，反映了基层民主的萎缩，且“富人”书记凭其一枝独秀的压倒性经济优势能力，有可能成为村庄政治中的寡头。如此一来，基层民主不仅没有在“富人治村”的情况下快速推进，相反可能开始往寡头化的方向发展。村庄从治理到发展的转型以及村庄经济分层的凸显，都构成了村庄政治分层形成的重要基础，进而影响到“富人治村”的后果。而村庄内外所形成的只有富人才能带领村庄经济发展的话语实质上转换成了只有富人才有资格参与村庄政治的话语，这种话语体系的建构固化和维系了村庄政治分层的合法性，从而也就固化了“富人治村”的合法性及富人权威的合法性。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村庄经济的发展并不必然推进村庄政治发展，相反，如果村庄之外与村庄之内都形成一种“富人治村”的政治话语的话，未来的基层民主进程实在令人堪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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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刘燕舞，2010，《当前农村基层组织演变的四个现象》，《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第1期拟刊稿。
[13]——，2009，《村委会资本化》，《第一财经日报》11月15日。
[14]——，2009，《警惕村干部的离村化》，《第一财经日报》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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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008，《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北京社会科学》第5期。
*桂华（1985—），男，河南信阳人，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博士生，主要从事农村社会学与乡村治理研究；刘燕舞（1983—），男，湖南平江人，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博士生，主要从事社会学理论及其应用、农村社会学与乡村治理研究。
[①]《环球视野》摘自2009年9月12日《新华每日电讯》
[②] 2009年在湖北省大冶市和江西省金溪县农村做调查时，亦发现自2003年以来，新加入共产党的成员一般是比较富裕的村民，这些村民通过做生意、开矿等方式占据了村民内部经济分层的上层，他们入党的积极性要高于普通村民，与之相关的是，越来越多的富人担任村级组织要职。相关成果请参见：刘燕舞：《当前农村基层组织演变的四个现象》，《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10（1）拟刊稿；刘燕舞：《村委会资本化》，《第一财经日报》，2009年11月25日；刘燕舞：《警惕村干部离村化》，《第一财经日报》，2009年12月1日。
[③]本文所探讨的“富人治村”主要指东部发达地区农村，具有企业主性质的富裕村民担任村书记和村主任治理村庄的现象。
[④]按照学术惯例，本文市以下的地名和人名均做了技术处理。
[⑤]政治人即由在公共政治生活中的角色和态度所体现的人的政治特征。（吴毅，1998）但严格来说，我们本文中所要描述的这些政治群体比政治人的色彩要高，但确实又还谈不上严格意义上的政治阶层，更大程度上是介于这两者之间，因此，本文对于政治人与政治阶层不做过于细致的区分，在我们要表达的“物”里，这两个“词”实际上是可以互换的。
[⑥] 1999年村委换届选举结束之前，前任村主任王某因为生意上的事情忙不过来，主动提出不参加竞选，但是部分村民还是将票投给他，王某又被选上担任村主任，过了一年之后，王某辞退职务，由村民李某代理村主任。李某与龚耀平是好朋友，李某在2002年换届选举之前，多次以主任的身份去说服龚回村担任职务。李某意于龚担任村书记以后，两个人共同在村庄里做一些大事，2008年实施的新村建设就他们筹划的大事之一。
[⑦] 龚在2002年被动员回村当干部很大程度上就是上级领导的意思，这次竞选获得领导的支持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⑧] 在村支部内部推选中，龚得票超过半数，击败了原书记。这一次竞选中，2002年前的代理主任李某站在龚耀平一方，支持他当书记，并且，李某自己也参加竞选上村主任，之后，二人正式联合主导村庄政治。
[⑨] 我们调查期间发现，除非是到街道开会，龚耀平每天与其他村干部一样准时到村部报到。村民与其他的村干部都反映，龚为村庄事情耗费了不少精力。
[⑩] 龚每年到底为村庄贴多少钱并无据可查，龚自己也没有记账。但村民与村干部都认为龚每年付出了10—20万元是真实的。
[11] 村民说在人民公社时，“每天会集聚在大队部前面，讨论劳动分工、工分值等事情”。在村庄的政治事务中，除了那些少数“坏分子”，普通村民均能发挥积极作用。群众敢于议论村里的公共事情，也敢质问干部的“不公”。
[12]李源潮：《积极推进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改革创新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提供坚强组织保证》，新华网，2008年12月31日，http://www.bscndj.gov.cn/llyj/ShowArticle.asp?ArticleID=450
[13] 《江苏省委关于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决定》加快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意见》，浙江在线，2008年11月19日，http://zjnews.zjol.com.cn/05china/system/2008/11/19/014988271.shtml
[14]一般来说，从广义上讲，社会分层实际上是涵盖政治分层和经济分层的，但本文所谓的政治分层主要是就人们在村庄政治资源配置中的位置而言，经济分层则主要就他们的收入而言，社会分层则主要就其声望、面子等而言，按照经典的社会分层理论，这实际就是从权力、经济、声望三个维度来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