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左失和的导火索
湘乡人王錱是一个爱出风头的人。此人属相为鸡，思维敏捷，口才不俗，爱发议论，声音洪亮，争论时总是盖过别人一头。在任何时候，他都希望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以滔滔不绝的话语来吸引大家的注意力。在所有湘军将帅中，他是个性最为张扬的一位，沉稳的刘长佑和渊默的李续宾就不用拿来跟他比较了，就连左宗棠、胡林翼这两位以口才见长的大帅，也比不上他的热闹。这也难怪，在湘军崛起的咸丰三年（1853），王錱还只是个二十八岁的年轻人，比起其他湘军元老都小了一大截，也就很难有他们那样深藏不露的涵养。
王錱不仅爱说话，而且自负有才。他的夸夸其谈和自高自大，在以谦谦君子自许的中国读书人当中，一定会引起反感。湘军集团中有些人对他不感冒，而对他最恼火的人恐怕就是大帅曾国藩。但是王錱的自负，并不像曾国藩所说的那样属于浮夸一类。王錱有真本领，而且非同凡响。他的武学造诣很深，不仅擅长军事训练，还精通战略战术。这既可以归功于老师罗泽南的教导，也可以归功于王錱的天赋。他在罗泽南的弟子当中，性情最为刚猛，习武最为勤勉。罗泽南曾经断言，他门下只有王錱能够成为名将。虽然事实证明这个说法未免过于谦逊，但也说明了罗泽南对王錱信心最强。
王錱不仅有才能，而且是个实干家。他年纪不大，团练湘乡勇的资格却比曾国藩还要老。湘乡县办团练的人，若要论资排辈，李续宾当名列第一，罗泽南和王錱可以并列第二。曾国藩在出任湖南帮办团练大臣的时候方才染指团练，而那时王錱已是湘乡县有名的团练专家。
王錱很小的时候就树立了积极入世、造福社会的理想。道光十一年（1831），省城长沙举行乡试，王錱的家乡有人中了举。父亲逗他说：“这个举人，你是否羡慕他？”六岁的王錱答了一句话，令父亲大吃一惊：“能不能中举，很难强求，我的愿望是能够造福于天下！”
从十四岁的时候起，王錱就表现出明确的志向，以拯救万民出水火为己任。他常常说些豪言壮语：“人生一息尚存，即当以天下万世为念。”二十岁那年，他投入了社会活动，出头制订《乡约十条》，倡立公德，在家乡推行。他同时积极参加公益事业，助人为乐，打抱不平。他总是活在替天行道的理想中，作为湘乡最年轻最热心的社会活动家，早已名声在外。
道光三十年（1850），广西会党闹事，天下开始大乱，刚刚上任的湘乡知县朱孙贻，一到任上就听说王錱急公好义，急忙派人把他请来，请他协助整顿社会秩序。王珍毫不推辞，废寝忘食，任劳任怨，辅佐朱县令剔奸除弊。
咸丰元年（1851）八月，王錱到长沙参加乡试，得知太平军威胁到湖南，不安定因素四处萌发，湘乡东南与衡山交界之处，盗抢活动猖獗。王錱回家之后，立即着手暗查会党首领的姓名，辅助官府捕治。从那时起，他就呼吁乡民团练保伍，每天奔走在各家各户，给乡邻讲解办团练的好处。
王錱的说服工作做得非常辛苦。那时乡民不懂“团练”为何物，由于战火尚未烧到湖南，大家练武的积极性不大，对王珍的提议充耳不闻。王珍仗着一副好口才，一副热心肠，不计个人得失，花了两个月时间，任劳任怨，悉心开导，才使湘乡绅士普遍明白了团练乡勇的重大意义。他的辛勤努力终于有了结果，各乡办起了团练，县境之内的盗抢之风基本肃清。
咸丰二年（1852）四月，太平军进入湖南，朱孙贻急于调集乡勇保卫县境，王錱主动向他请战，自愿负责团练乡勇，抵御北上的太平军。他说，洪秀全的部队势不可当，只有靠乡勇堵御，才能将他们挡在湖南。如果知县能交给他几千乡勇，他愿领着家乡的男丁去湘南杀敌。王錱跟朱孙贻一拍即合，两人联手大办团练。湖南巡抚骆秉章此时正在积极部署各地的防务，给湘乡县下了一道指令，叫朱孙贻招募乡勇。有了各级官府的支持，王錱立刻进城，在县衙门口募勇。王錱只是一介书生，却比武官还要卖力，四处动员，号召人们武装起来，准备打仗。大家都觉得这个年轻人脑袋有些发热。王錱后来回忆说：“当时那些聪明才智之士，没有一个不笑话王某！”
这一次组建乡勇虽然是在官府的直接领导下进行，仍然办得颇为棘手。部队初建需要银子，可是政府没有拨款，湘乡勇既无军粮又缺武器。银子从哪里来？全靠动员乡绅掏腰包。王錱不得不发挥他的口才，去跟大款们磨嘴皮。
王錱讨来了捐款，抓紧制定湘乡勇的建军制度与号令，每天跟罗泽南一起组建队伍，叫友人和师兄弟们分头带领操练，王罗二人有时也亲自训导。要把农民训练成战士，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王錱一个一个手把手地教授步伐和技击。教好了一个人，就令他口衔一颗算盘珠，领着他站到队列中。然后另叫一人过来，从头教起。全部教完之后，王錱穿上军服登台，陈说忠孝大义，声情慷慨，令听讲者为之振奋。
在朱孙贻的支持下，罗泽南和王錱组建了两营湘乡勇。接着，他们又到各乡各都挨家挨户选丁训练，作为保卫县城的武装力量。县城里成立了八个团，每个团都有一名团总，每团选取壮丁二百人，共一千六百人，分为八班，轮流执勤。
朱孙贻、罗泽南和王錱在湘乡掀起了团练的高潮。不久以后，各坊各都团练的乡勇，熟悉阵法和战技的人，增加到十多万人。湘乡首开大办团练的风气，湖南各地纷纷效仿，宝庆、浏阳、辰州和泸溪等县，也纷纷办起了团练。
咸丰二年年底，曾国藩奉旨出任湖南帮办团练大臣。由于他是湘乡人，他首先想到借重湘乡勇作为自己的基本力量。但是王錱作为湘乡勇的一个头目，一开始就对曾国藩不感冒。团练骨干在一起议论曾大人时，王錱说道：“此人京官做久了，动不动就发公文，打官腔，真是看不惯！跟他交谈，话不投机半句多。”曾国藩可以感觉到王錱不喜欢自己，他提出要收王錱为弟子，王錱却说：“吾师只罗山一人！”曾国藩见王錱不买账，担心他不好领导，所以不想让他多领兵。于是两人的关系闹得很僵，王錱一直带着自己的勇队，受命于湖南巡抚骆秉章。
可是王錱运气不好，咸丰四年（1854）二月初次出兵去打太平军，他就吃了一个大败仗。战场上受挫还不算倒霉，最不幸的是他当时跟曾国藩的湘军同路进兵，而曾国藩也是出师不利。从表面上看，似乎是王錱的失败影响了曾国藩，使湘军第一次出征大损形象。这就给王錱招来了曾国藩的怒气。
那时太平军围攻武昌，派兵南攻岳州，接着南下湘阴，派兵登陆，攻占宁乡。曾国藩亲自带领一万七千人从衡州北上，骆秉章则令王錱率所部北进湘阴。太平军见官军大举北上，自动撤出湘阴和岳州。王錱击败湘阴本地会党后，立马进驻岳州。由于轻敌，他继续挥师北进，打算一口气收复湖北的崇阳与通城。他派出的前锋在羊楼司遇到了太平军南下攻击的大部队，交战之后，湘乡勇稍稍退却。王錱带领主力赶到，将太平军击退，救出了前锋。但此时天色已晚，湘乡勇已经饥疲不堪，太平军主力从四面杀来，使湘乡勇受到重创。太平军当即上船，乘北风向岳州驶进，王錱急忙回军岳州守城。曾国藩的部将邹寿璋告诫王錱，说岳州已是空城一座，没有粮食，无法防守。王錱不听，执意要守。第二天，太平军主力开始攻城，王錱出城迎战，又被太平军击败。
太平军加紧攻城，切断了王錱与曾军的联系。湘乡勇一天没有进食，跟着王錱凭城鏖战，毫无获胜的希望。王錱派人给曾国藩的水师送信，请求他们登岸夹击。但是曾军水师遭到大风破坏，损失了一半实力，已经南撤，无法前来增援。湘乡勇又累又饿，难以坚持抵抗。曾国藩派船来接他们撤走，王錱羞愤交加，打算自刎，被部众簇拥突围而出。这一仗，营官钟近濂、刘恪臣等十几人阵亡，他们都是带兵的书生，王錱的好友。王錱写信给骆秉章自请处分，请求让他收集溃散的士卒，继续投入战斗。骆秉章奏报朝廷，得到批准：“王錱轻进失利，着即革职。该员平素剿贼尚属奋勉，着准其带勇，效力赎罪。”
曾国藩虽然救了王錱，但由于他自己的失利与王錱的失败相重合，他把这次失败看得非常严重，对王錱大加申斥，要给他严厉的处分。多亏骆秉章和左宗棠对这个遭受挫折的年轻人寄予深切的同情，对他加以回护，王錱才得以挺过这个难关。
岳州失利过去不久，曾国藩又打了一个大败仗，这一次却没有王錱参与。咸丰四年四月二日，曾国藩攻打靖港不利，折损了战船与兵将。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当天塔齐布从宁乡增援湘潭，一战而获大捷。王錱此时在湘潭附近，已经收集所部数百人，见到从湘潭败退的太平军向上游逃跑，立即率部截击，歼灭了一些太平军。十天后，骆秉章与曾国藩联衔拜发的奏折中，提到了王錱的两次阻击战，其中写道：“管带湘勇已革升用同知直隶州知州王錱追贼至云湖桥，杀贼四十二名。初六日设伏于鲁家坝，杀贼三百余名，生擒二十余名。”
这份奏折最后的定稿人是左宗棠，据说关于王錱战功的这一段，比曾国藩看到的奏稿将王錱的功劳拔高了许多，有把一场小胜仗夸大之嫌。须知这份奏折中报告了曾国藩在靖港的战败，而曾国藩讨厌的王錱却以胜利者的面目在其中出现，令曾国藩颇为不爽。他对左宗棠擅自修改奏稿很有意见，因为左宗棠只是骆秉章的师爷，根本无权向皇帝上奏。他修改奏稿的目的，无疑是出于对王錱的同情和爱护，这就有故意跟曾国藩作对之嫌。据说这就是曾国藩与左宗棠失和的最初起源。
从此以后，王錱一直独立于曾国藩的湘军体系之外，服从骆秉章的指挥。他与左宗棠成了亲密的朋友。所谓一物降一物，王錱恃才傲物，却乐意听从左宗棠的指导，遵照这位师爷的调遣四出作战，两人始终配合默契。而王錱死后，左宗棠一直对他念念不忘。左宗棠在咸丰十年（1860）从师爷转换身份成为统兵大将以后，倚重王錱的兄弟与部属，靠着王錱身后留下的军事遗产“老湘军”起家，得以立下赫赫的战功。王錱英年早逝，只活了三十二个春秋，左宗棠使他生命的意义有所延伸，使他的影响遍及于湘军四十年的历史。
本文摘自岳麓书社新书《帝国余晖——湘军将帅的铁血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