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怒别裁
——从薛仁明《孔子随喜》谈起
古代不谈了，大约自1919年以来，国人读《论语》或谈孔子，便一直带着一副莫名的愤怒面具。此愤怒从“打倒孔家店”一直延续到“批林批孔”。而愤怒来自何地、何人、何因？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似乎是“别人都愤怒，于是我便也愤怒”而已。譬如1972年我刚出生时，满世界都充斥着一个标语，就是“批林批孔”。我母亲说，我两岁时常发高烧，而且极害怕打针。但到医院后，一见到医生举起针头，我就会大喊一声：“批林批孔”。医生往往吓一跳。但究竟谁是孔老二，我是不知道的。总之，大人们都这么说。看他们的表情和样子，这个词就像打针一样，代表着紧张、恐惧和愤怒。代表坏人。
八十年代的“四五一代”基本和民国“五四一代”一样，在西学东渐的狂飙中，暂时还想不起这位“地富反坏右”和“封资修”的黑权威。
直到九十年代，日本作家井上靖的小说《孔子》，和一本台湾学者南怀瑾的讲义《论语别裁》，在短时间内风行于读书人之间，于是才突然便稀释了大陆人对这位儒家掌门人的酒精中毒状态。因为人们忽然“意外地”发现，原来孔子并不是坏人。相反，他很平常，就像我们的一个邻居。只不过这个邻居总有太多的话我们听不懂，需要解读。他本来很简单，但说起话来却总是有些模棱两可。
最近这些年，那研究、炮制、调侃、演绎、模仿或利用孔子，折腾孔子的人更是越来越多了。孔子像一件戏服，被一拨又一拨的老生或旦角们穿来穿去，唱着各种折子戏。但真正把戏文说到骨子里的不多。其实给《论语》搞修正主义，历代就有，如唐时就有人想把名字改成“鲁经”，并非新鲜事。而近日读薛仁明《孔子随喜》一书，倒更是让我意外。因为这里的孔子，更反常态，俨然已全是一位朴素的平常人。去年，我便已读过薛仁明写胡兰成的《天地之始》一书，很为其中旁征博引之跳脱所动。后在他《万象历然》一书中，也看到过关于孔子的数篇随笔。薛对孔子的态度，虽非环环紧扣，但也是“飞檐走壁”了，的确令我看到了一种新气象：这便是一种儒家特有的自在，与类似释家狂禅的大天真。
不过，一切“新气象”若诠释得太多，又会落于文字空相。在此，我只简而言之，便是我看到了一种“中国读书人对孔子从愤怒到喜悦的转变”。姑且叫转变，是不得已。也可以说是重新认知，也可以说是返归原点。因正如薛在《天地之始》里所言：“传统中国人不喜欢有苦相的哲学，基督教过去难以盛行，便是因其有苦相”（大意）。总之，这喜悦的学说，无论是台湾延续的民国五四传统，还是大陆毛时代发生的四五传统，皆忽略掉的一个盲点。因无论是李零的“丧家狗主义”或钱穆的“《孔子传》派”，皆无此欢喜气象也。更遑论各类娱乐化的孔子形象了。
儒教过去称名教，即崇拜“名正言顺”与“名”的万能。胡适在《名教》中说：“名即是文字，即是写的字。‘名教’便是崇拜写的文字的宗教；便是信仰写的字有神力，有魔力的宗教。”说到底，即是将礼教（制度）、文字（文化）和孔孟（偶像）统一起来的一个准宗教。去年，我也曾写过一首描写近代民间宗教的组诗，便戏用了《论语别裁》来为诗名。其中有一首叫“批注”，抄录如下：
我手里有一本1974年版白皮《论语批注》，作者为
“北京大学哲学系一九七〇级工农兵学员”
其中每一段都有当年做的注释与批判
还有黑体语录、索引、译文和附录：《孔丘的反革命一生》
先抄几句：
1、陈旧的东西总是力图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固。（八脩）
2、毛主席指出：顽固分子，实际上是顽而不固，顽到后来，就要变，变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雍也）
3、以昨天的卑鄙行为来为今天的卑鄙行为辩护。（子罕）
4、集中记载了孔老二这个吸血鬼的腐朽糜烂的生活方式。（乡党）
先秦的黑格尔在四处流浪。如今夫子的形象也随时都在变：
如李零的狗、于丹的嘴、井上靖的演义、周润发的脸……
这些年来随我学古琴的人很杂，有律师、艺术家、监狱警察或IT业老板等
但他们全都喜欢嵇康的话：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以任自然
毛时代的激烈批判与对孔子的误读，其实并不是一个历史巧合，更非泛政治时代的偶然利用。他们都是国民性与人性的典型现象。即将一种本来很自然、恬淡的精神生活宗教神权化。这不仅在知识传播相对闭塞的时代，崇尚权力的农业社会尤其多见（西方亦然）。就是在当代，在所谓“新儒家”把学问时尚化，或从徐复观到余英时等人以“士大夫”的方式为民主主义灌水时，情况也未尝有本质改变。而世俗资本主义的普及，看似有利可图，实际上更难以补偿中国知识分子近代以来因尊严所受的巨大创伤。因那似乎只属于极少数“并非深刻的幸运者”。譬如当于丹因说“心得”而惹了众怒时，那些批判于丹的人依然说的是“孔子很生气”之类的话。愤怒的回归仍是愤怒。而《论语》之治学，与古希腊对话录、基督教神学、18世纪启蒙哲学或20世纪分析哲学皆截然不同。最不同的根本点，大概在于《论语》没有系统逻辑和辩证分析。就是强调“以直报怨”时，也从不生气。因《论语》里的话，大多是孔子本人，或孔门之人一言以蔽之，一步到位，且点到为止。来龙去脉完全凌空，背景资料几乎是零。这种高深的探索和集锦，更容易被神学化。
但这恰恰是个最大的误会。儒家称教，也并非汉武帝、董仲舒、朱熹或北宋理学、心学的错，而是一个民族思维定势的必然结果。而从人心与修行的角度说，《论语》其实是反对一切僵化思维定势，是真正标榜“知行合一”之范本。或如用薛仁明之言：“孔子门庭那鱼跃龙腾之胜景，后世最可见者，不在儒门，反倒是在禅门师徒之间”。
此外，薛仁明之书也不避时事，从颜回、子贡、曾子与孟子的区别，一直谈到了胡玫的电影、美国政治和台湾风气……此书令我亦喜悦，深入浅出，也是关键。而不落于小学之窠臼与训诂晦涩，还孔门师徒一团原始欢笑，却正是我们这一代人或缺乏的心气。我们诞生于仇恨的时代，受的是仇恨的教育，面对仇恨的社会，充满仇恨的阅历，哪里来的欢喜？而想要突破这仇恨的外衣，大约首先就要考虑如何忘记一切“思想和问题”，而善于去“游于艺”。薛也曾谈到：有人问他，在研究所里头，有几个永远说不清的问题，他怎么有办法用简单的几句话，就说得大家清楚明白了呢？薛当时便笑道：“因为我比较没有学问呀”。
这“比较没有学问”，实乃一句最狂狷话，也很令我中听。
薛看似随和，其实颇有狷气。好似民国“打倒孔家店”者也未必都一个脸谱，如林语堂就写过很多关于尊孔的文字。他的戏剧《子见南子》尚且不谈，林还曾在《狂论》一文之开卷便言：“我尊狂，尊狂即所以尊孔。尊孔即所以贬儒，使乡愿德贼无所存乎天地之间……尊狂即所以尊孔，盖狂者为孔子所思念”。当然，林语堂也多论孔子的“幽默”，而他这种狂狷仍有民国范儿，多少还带有一些愤怒懊恼的影子。而薛仁明之人与文，更多了些宽容。这似乎也意味着中国人对孔子的认识过程，也是从狭隘的文字学走向更宽容的人性的过程。古代不谈，这个过程说短了，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也有将近一百年的历史了。而看薛的书，就像与之午后闲聊，不经意间便将繁杂心绪以嬉笑挥散而去了。犹记得他去年来京时，到我工作室喝茶。我这人不善待人接物，而当时在坐者陈均也不太爱说话。薛一人最健谈，纵横乎书、茶、琴、戏、胡兰成等无不涉及，却又无一挂碍于心。只是当他走后，会给你留下一种欢喜的氛围，可待追忆。这就好像我们掩卷一册好书后，便出门办事去了，似乎什么也没想。等过了些时日，看见浮云流窗，人间炊烟，忽然又依稀记起了书中的话，喜怒之间，于是便恍然有所悟矣。
2011-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