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段时间央行货币政策委员，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周其仁院长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用国企上缴利润、土地出让金收入等设立财政性汇率调控基金，以保持汇率稳定，且不影响国内币值稳定。

　　其中他还认为：货币超发的原因也就是当下实行的强制性结汇制度，即所有出口获得的外汇必须换汇(现在一些出口企业有一定的留成额度），以后企业有外汇需求，依申请准许，而企业创造的外汇向谁换汇呢？

　　当然主体是国家，实施在央行，但央行本身是没有那么多资本金，只能依靠发行新货币来换汇，而这些年一直是贸易顺差，也就是出口大于进口，净进口为正，这就意味着央行必须持续发行货币来结汇，至于为何强制购汇？我想一方面主要在于使本国汇率稳定，也就是若不是这样，在外汇市场上将对人民币需求增加，从而使人民币升值，而这不是我们想要看到的，这就回到后一个问题就是既然是顺差迫使央行被动发行天量货币（其实国际大环境也是如此，由不得我们不超发，因为发达国家争先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否则我们利益就将受损），为何不扭转贸易顺差，实现国际收支平衡，一方面在于国内经济失衡，也就是消费和投资不匹配，大量生产的商品，市场上没有那么大的购买力，只好依靠出口来解决国内失衡，解决失业问题，从而一直维持着外贸顺差，另外一方面就是出口导向的国家战略即要求我们必须不断的促进出口，而谨慎的进口，今天再看的话需要重新审视这一战略了，在我看来当前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甚至保持一定的逆差也是可以的，因为长期积累的外汇到了反哺，支持国内经济发展的时候了，未来可以考虑更有效率的使用外汇了。另外内部失衡是经济整体失衡的关键。可以说一旦内部失衡解决，外部失衡就迎刃而解，而我认为内部失衡的表现就是投资和消费结构不协调，另外更重要的就是收入悬殊，改革必须往这些方向调整路上走。

　　而周老师建议是在既定背景下思考如何解决超发货币的问题---就是财政性购汇，我想这不现实，不符合政府的利益（其实在我看来改革的推进也要适度估计政府的利益，否则很难推进，可以适度，逐步的去削减不正当的利益），也难以被采纳。我们知道每年结汇额度很大，而我们的年税收收入10万亿左右，况且没有哪一级政府财政认为自己的钱是充裕的，都叫苦连天，说不够花，还有很大的缺口，比如说现在一些地方融资平台融资额度已经很大了，其中不少都将是政府显性或是隐性的债务，不说全部外汇盈余都用财政购汇了，就是其中一小部分实现财政购汇在我看来都难以实现，另外一方面如果财政购汇，就使央行超发货币失去借口，而我们知道国家一大收入就是铸币税，而且这种收入的获得的成本几乎为零，我想哪一个国家都不肯放弃这块肥肉，同时任何大规模削减其中利益的政策建议都只能在学界小范围内讨论，决策层很难采纳，除非是形势所指。另外这几年超发的货币远远高于结汇的需求，据吴敬琏老师测算是同期GDP的180%，可想而知在冻结100%的外汇的同时，又使国内的货币供应增长了那么多，而本身出口就等于降低了国内的供给，在这双重因素作用下，物价快速上涨，经济快速增长（其实当下的经济增长也算是一种货币效应，现象）吗？所以在我看来货币不仅行结汇之虚，而且还行鞭策经济增长之实，这是政府工作的一个重要考量，既然强制结售汇如此一石多鸟，短期内大调整将不可能，只能在既定的情况下，合理兼顾国内各方的利益，同时实现外汇等国家资源使用的效率以及效益更大化将是目前更需要考虑和做的事，而对财政性购汇我想说的是看起来很美好，但实则很难实现。
　　所以未来的改革应该从削弱一些集团和个人的利益开始着手，同时也不能过大的触动政府的利益去呼吁改革，推动改革。实际上改革的主动权还是掌握在政府手里(当下多是自下而上的改革，未来可能更多的先自下而上探索，再自上而下推进，但不管怎样暂时还难以摆脱政府主导改革的局面，因此作为学者要考虑细微，目的是要推动改革，应该平衡利弊，给出在维护政府一些利益的情况下，如何更好，更快的增进人民利益的政策意见和建议，这样或许对学者是一种挑战，对国家，对人民来说或许能带来更多的福祉！为此不懈努力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