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文化人最需要感知文化的病灶。本来文化产业和文化产业化是两回事。很多文化是不能产业化的，譬如文学创作。但有不少地方政府就一哄而上，不做区分，把文化产业化等同于文化产业，很荒谬!”这是冯骥才日前的痛斥与指责。说这话时，他是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把目光聚焦在“文化产业化”上。

　　冯骥才的头衔很多，有文化的，也有政治的，这里我不想再去罗列。在我看来，冯骥才是一个配得上那些符号的人。他在诸多领域的才华与建树，他在公共领域表达的良心与责任，都让这个被很多人亲切叫做“大冯”的人，很值得敬重。

　　先允许我岔开一下话题，不去阐述文化产业与文化产业这两个概念的区别。原因是我越来越发现，总是拿概念来说事，挺无聊的。悲哀的是，现在一些地方领导在应付民意的时候，恰恰就喜欢玩弄一些概念语词，绕来绕去，要么把公众绕晕了，要么让公众在索然无趣中绕开关注目光。这种民意公关手段，在一些经济领域，体现得最明显了。比如，通过对一些数据指标进行“选择性统计”与“权重调节”，轻易就能拿出一个看似很体面的结果，来满足一些政绩的需要。

　　经济的问题如此，文化的事情亦然。冯骥才说文化产业与文化产业化不是一回事，本来也并不难理解，无非前者是名字，后者是动词。文化产业作为一种确定化的概念并没什么问题，问题只是，并不是所有的文化都适合产业化的。而一些地方对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恰恰就没有一个边界，只知道按照商业规则进行利润追逐，这样的文化产业化，最后就会伤害到文化本身的原则与品质。

　　这样说，或许还是会让人觉得有些乱。好在，冯骥才打了个比方称，“就像前几年我们犯过的医疗产业化和教育产业化的错误”。相信这样说，很多人就能感同身受了。毕竟，读书与看病这两件事，让无数人都吃尽苦头。原因也就是很多时候教育与医疗没能真正充当好社会公共品，承载着应有的公益性，而是成为特殊利益集团疯狂逐利的工具有关。

　　文化产业化给人带来的痛苦，现在可谓是越发沉重。这一点，相信无数人也都能深切感知。

　　这些年为民俗问题四下奔走的“大冯”，就经常为一些地方的剪纸不用刀刻而是用机器压，连皮影也拿机器压这类现象感到惋惜。传统手工变成工具文明，背后的文化质地自然发生变化。文化产业化的痛苦，还体现在更多领域。事实上，现在有很多名山大川、圣人故里、宗教寺庙在资本的洪流下，文化精神没冲击得支离破碎，腐化变质。此前少林寺商业化，甚至坊间传言要上市，就是一种表征。

　　冯骥这样吁请，“把文化事业给文化人来做”。问题是，那些文化资源可能带来巨大的利益与政绩，吸引着一些资本与权力过度贪婪的目光。此前报道过，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蒋孝严批评大陆景点观光费用非常高，他举了一个例子：所有寺庙都收费，而台湾没有一个寺庙要收费。此外，像西安古城墙与镇江宋元粮仓遗址被开发性破坏等事件，也经常在媒体上呈现。这一切，都揭示出一些地方政府通过实施所谓的文化产业化战略，在过度逐利中疯狂挤压文化遗产的文化本质，造成文化毁损变质。

　　把文化总是交给权力与资本这双手去摆弄，就算能够打造所谓的文化产业，但却一定不可能做成文化事业。因为它很容易偏离文化公共性与公益性的本质。只不过，在这些问题上，相较于权力与资本，文化人往往处于话语权逼仄的地位。毕竟，权力与资本双手可能建造起一个短时间看上去很光鲜体面的“政绩形象”。文化产业化的荒谬，其实也就在于，文化在相关利益博弈中，处于严重弱势的地位，失去应有的独立与自由。

　　于是，在“文化产业化”的口号中，有太多的文化被资本与权力的疯狂裹挟，如同洪流中的一根稻草，随时散落在不知名的暗角，发生悲哀的叹息。这其中，就有“文学死了”这样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