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纪事之二

一九八五年

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就是出国问题专家，并且联系成了“全奖”。当时的情况是，研究生中的干部子弟联系好可以走，平民子弟便要算是人才不能流失。到北京社科院以后，又联系了一次。我研究知识分子正上劲的时候，来通知我得到了全奖。其实我“看看世界”的冲动已不复当初，但到底是机会难得。9月来不及办了，丹佛大学给放宽到1月。于是1984年我怀揣几十美元到了圣诞节时刻的美国。在美期间忙于学业，是我写作的空档。读玛格丽特·米德的Culture and Commitment，写了一篇书评“一本讨论代沟的书”，寄给薛涌。他帮助发表在《文汇读书周报》上。这本书写于1970年，以后我在美读过且很受感动的Coser 的Men of Idea（1972），都是文革期间美国学者的作品。对大陆读书界是盲点，且日后不再是热点。我偶然撞到，介绍进来，被大陆读书界热议，甚为欣慰。

一九八六年

85、86年在美国。那时物质上的反差太大了。我在美的第一个月，在若干消费项目上超过了此前三十余年的总合：香蕉、鸡腿，等等。如此落差和工酬的诱惑，多数中国学生都在打工，即使有奖学金。我基本没打过工，因为时间宝贵。一次和台湾同学石之喻下象棋，我完胜两局。正巧一个大陆人进来找人，很是看了我两眼。他是丹佛大学的学长、传奇人物岳明，过后我们成了好友。他说：他惊讶大陆人居然有闲功夫下棋。学校给我的是读博士的全奖，但要从硕士读起。我总想着写我的知识分子著作。想想读博漫漫长路，打算放弃。亲朋都来劝说，我独不以为然。算算学分，差不多可以给个硕士学位。这才知道，系里规定硕士论文必须是经验性研究，不可以纯论理，纯文献。W. Moor（曾任美国社会学会主席）教授告诉我：相信你做中国的经验调查可以做的很好，美国的调查对你不容易，你多学两门课收获更大。这话给我极深的印象，以后我坚持不让硕士生写纯理论。这样，一年半完成了11门课程，拿了个硕士学位。我旅行了十余个城市，在岳明处玩了一周，在妹妹处滞留了一个月，在哈佛大学图书馆泡了一个月。打道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