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财产公示应具普适性和动态性
即将受到提拔重用的官员，分管房地产等高危岗位官员，可能成为我国官员财产公示的“先行先试者”。
昨日，中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马馼列席北京团全体会议后表示，监察部已在起草“官员财产公示法”的建议稿。（9日新京报）
尽管近年来，党和政府一直旗帜鲜明地以零容忍的态度反腐败，但前腐后继的现象依旧难以从根本上得到遏制，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加大社会监督力度的呼声持续高涨，“官员财产公示法”建议稿进入起草阶段，无疑给公众带来了更多期待。
诚然，官员财产公示难免会遇到阻力，还有相关法律关系需要衔接，因此其中的难度和复杂性可想而知，相关部门持慎重态度也可以理解，马馼部长透露可能拿即将受到提拔重用的官员、分管房地产等领域的高危岗位官员做试验，也许正是基于这方面的考虑。
不过，依笔者之见，既然拟修订专门法规，就必须考虑调整对象的普适性，这是作为实体法的特性决定的，同样的法治主体，法律规定只适用其中某一部分人，而其他人可以置身法外，显然有失法治公正性，也必然让要求公示的对象感到不公平，从而客观上加大推行阻力。
事实上，这种有选择的立法思维，既难以与现实充分吻合，也不具可操作性。重用与否本身就是个含糊的概念，界定起来容易引发歧义；提拔前公示了，能够证明廉政了，履新之后呢？动态的透明才能有动态的监督；虽然国土、建设、房产等领域是腐败高发地带，但从近年来曝光的贪腐案件看，也不乏“小官大贪”、“副职巨贪”、“清水衙门”官员大肆贪腐的情况，只盯住某些特定岗位，还可能人为地造成被反腐败遗忘的角落，让非高危岗位官员滋生甚至助长侥幸心理。
因此，制定“官员财产公示法”，不妨在充分调研、周密论证的基础上，将监督面推广到所有官员，全程跟踪，定期申报、公示，这样，才能让为官者时时感到有无数双眼睛盯着自己，谨行慎为；也才能及时发现腐败苗头，避免天长日久成为大贪、巨贪后才被揪出来，既可及早挽救官员，更可避免给国家财产和建设事业带来更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