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

读郁达夫的《迷羊》，读到后来竟然让我大吃一惊：这个郁达夫，怎么竟如此浅薄地了结了他的主题呢？那篇小说写一个病秧子知识分子与一个女优的恋爱故事。在这篇故事里，他“勾引”那个女优逃跑了，四处流浪，生活过得很无聊亦很空虚。有时又十分疯狂，但疯狂之后，却是不尽的疲倦与乏味。后来，那女优突然地离开了。她确实是爱他的，却又为什么离他而去呢？照我们习惯的思路，会轻而易举地得出结论：如此悲惨的故事，乃为社会黑暗之缘故——他们的爱无法变为光天化日之下的自由享用，而只能永在阴霾之下。在这样的一个疲惫的、没有出路的爱之路上，最终必然以悲剧结局。无论是从哪个角度来看，这个故事都是有一个深度的——一个社会性主题意义上的深度，抑或是一个人性主题意义上的深度。但万万没想到作品的终结竟是那么疲软。那女优留下一封信来，信里有这个悲剧故事的全部答案。她说，她不忍心看着他的身体在日甚一日地败坏下去（他总与她频繁地做爱），为了他的身体，她只能走，她必须走。把一个轰轰烈烈的悲剧故事最终落实到身体不好上，深了还是浅了？就郁达夫的思想深度而言，他不能浅了。我再去仔细琢磨他以及他的其他作品，就渐渐有了新的想法。他有许多小说与散文都是写身体衰弱的。如《银灰色的死》、《沉沦》、《茫茫夜》、《南迁》、《胃病》。他似乎总在疾病的忧虑之中，带了永恒的痛苦与人生的伤感。他的许多感觉，都是因为那有病的身体。病人气多，病人多虑，病人多疑，病人情感脆弱，爱感伤，爱自怜。“纤弱的病体”，是郁达夫作品的一个整体性的象征。他将对生活的体验过渡到对生命的体验，千呼万唤人的生命，反复吟咏健康生命之光彩，有意义吗？当然有。浅吗？也不见得。

意义是要给的，深度也是要有的，可何种东西真有意义，何种意义真有深度，真是常常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完全的浅薄，完全的荒谬，也被人看出意义来并且还是有深度的意义，也是不大会有的事情。

【质地】

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相比，赢就赢在题材广泛、主题领域无边无际、意象开放不羁、形式变幻无常，当代文学仰望现代文学的时代早已过去——这是我好几年前就有的判断。但当代文学也有输给现代文学的地方，那就是在语言的质地上。对于五四白话文运动，我们忽略了许多细节，因此得出了许多不确切的结论。当时反文言倡白话的人，都是在古文、文言的浸润中长大的。这些人的语言之所以是那样的质地，皆是因为他们的有深厚的旧学根底，得了文言的底蕴和神气。他们是吃饱了，然后说吃饱了撑的对身体不利——说文言害人，而后来者还空着肚子，却也跟着喊吃饱了撑的对身体不利。现代文学史上的文白之争，后以旧派人物的完败而告终，其原因很多。其中，有些具体原因不大引人注意。抛开大的话题（诸如“旧派逆潮流而动，新派顺潮流而行”之类的话题）不谈，就双方的战斗能力而言，旧派就很不及新派。新派最让旧派心虚的是新派人物无一不是旧学根底极雄厚坚实的（如胡适，如刘半农，如郁达夫等）。他们对中国古代那一套的了解以及运用起来的得心应手、娴熟与老到，丝毫不比旧派逊色，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你旧朝遗老不是要与我玩文言吗？我奉陪就是了——玩起来可能比你还要洒脱、练达、风流倜傥。刘半农的一些用文言翻译的外国文章，很是漂亮（如《欧洲花园》等）。我们现在所说的郁达夫写得一手旧体诗，并且是入流的。“江山也要文人捧，堤柳而今尚姓苏。”“夜雨空斋读楚辞，与君同调不同思。”“独立桥头闲似鹤，有人邀我吃莲蓬。”等都是好诗句，可与古人媲美，偷偷放入全唐诗，大概是很难被人发现的。由于新派人物有这样的本领，所以就难怪他们不怎么瞧得起旧派人物挥来的老拳了。刘半农与他人演了一出双簧，虚拟了一个叫王敬轩的遗老，然后加以调侃时，就不无刻薄地说：“先生……似乎在旧学上，功夫还缺乏一点；倘能用十年功，到《新青年》出到第二十四卷的时候，再写信来与记者谈谈，记者一定‘刮目相看’！否则记者等就要把‘不学无术，顽固胡闹’八个字送给先生……”。这群遗老，撞在这帮“新青年”手上，不被奚落得像小丑一般，还能有什么出路？那文言又是不善干仗的。若改用白话作战吧，又失了卫道的重任，真是两难。最后只好硬着头皮，拖了文言之老枪来与白话之锐器相拼，以图杀出一条血路来，然而甚不得力，甚不中用。

就那场文白一战，从此，中国文学就走了另一条道路。

现代汉语其实是很有毛病的，它来自于口语，在品质上总有点粗糙和荒野，且不凝练。

看了郁达夫的作品就清楚了，其实他们的语言并不是什么真正的白话，而是文白杂糅的一种新语言。字里行间，古风飘逸。若是后来人能确切解读五四的文白之争，中国当代文学可能会有一些更好看的字面。但这个误读，是无法纠正的，因为，语言一旦朝着一个方向，是任何一种力量都无法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