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将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作为一个长期方针，推动中国经济进行更加广泛的结构性调整，并实现经济由外需驱动向内需驱动，由生产大国向消费大国的“二次转型”，为此，提高消费率将被最为一个“硬约束”指标纳入“十二五”规划当中。

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为我们展现出中国经济发展的辉煌画卷。中国经历了十年“超高速增长”，年均GDP同比增速达10.48%。 “十一五”期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份额从1978年的1.8%提高到2009年的8.5左右。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接近40万亿元成为全球第二经济体。

回顾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中国摆脱“贫困陷阱”，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迈进是十分成功的。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正赶上了全球产业与贸易分工体系重组的浪潮，中国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成本优势、市场潜力和产业配套能力强不仅使中国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中，也实现了向以外需为驱动的生产型大国的第一次转型。但是中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依然突出，例如，外需与内需的不平衡、“投资（储蓄）—消费—出口”的不平衡等等，而这其中消费与储蓄结构失衡是影响和解决诸多结构性矛盾的关键环节。

数据显示，从2001到2009年,国内投资率由36.5%上升到47.7%，消费率却由61.4%下降到48%，其中居民消费率由45.3%下降到35.1%。目前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资料，目前低收入国家居民消费率平均达到75%，高收入国家达到62%，中等收入国家平均为57.5%,全球平均为61.5%，中国为35%左右，明显偏低。而另一方面，我国的储蓄率持续上升，由2002年的40.4%迅速提高为2008年的51.4%，2009年尽管略有下降，但也达到49%，占2009年全球储蓄的28%，居于世界首位。

不可否认，高储蓄与中国经济起飞阶段的“赶超战略”密切相关。应该讲，以高储蓄率完成工业化、城市化所需要的资本积累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国的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的过程，是转型经济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在向工业化城市化迈进的过程中，大量资本支持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而这些资本主要是来自于本国的储蓄，充足的储蓄使企业能够以较低的利率获得资金，使经济总量和资本存量显著增加，从而实现经济的“追赶”。

但是储蓄与消费比例的失调也越来越成为中国宏观经济波动以及经济内外部不平衡的主要症结所在。

一方面，“高投资（高储蓄）、高出口和低消费”成为中国宏观经济典型的特征写照。在总需求的三大组成部分中，投资具有“引致性”和“派生性”的特点，（净）出口贸易则易受外部市场环境和本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投资和（净）出口贸易的出发点与落脚点都是为了消费，唯有消费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如果缺乏消费的有力支撑，新增的投资产能就难以及时被市场消化，递减的投资收益率已不能吸引和消化更多储蓄来形成新的生产能力，大规模投资引致的结构性通胀将被产能过剩和库存化所取代，随之而来的通货紧缩又将取代结构性通胀，从而会引发一轮又一轮通胀与通缩交替出现的经济波动。

另一方面，内部不平衡又会通过外部不平衡表现出来。根据国民收入恒等式：GDP=C+I+G+X-M (其中GDP-国内生产总值、C-消费、I-投资、G-政府支出、X-M-净出口) ①式，经变换，推出CA =I-[S+(T-G)] (CA-经常项目、S-私人储蓄、T-G-政府储蓄) ，表明经常项目余额等于国内投资减去国内储蓄。我国现阶段的经常账户顺差就是因为国内的储蓄大于投资。由此可见，近年来我国贸易顺差的经济实质是，国内投资不能充分吸纳国内储蓄，贸易顺差反映了以实物形态的资源流出，加剧了国际收支的不平衡。

因此，这也就是为什么国家要把提高消费率列入“十二五”“硬约束”指标的根本意义所在。可以预见的是，未来中国将经历全球规模最大的经济和社会转型。它将涉及我国整体的发展路径和动力结构的转换，不仅涉及到如何形成与之相匹配的财富分配结构，例如，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居民收入分配政策，构建“藏富于民”的收入分配机制，要改变财富分配过度失衡，构建均衡共享型发展模式。还包括如何改变产业结构，大力发展有利于消费能力增长的产业结构与金融结构等待。因此，国家应该制定中长期消费型经济的发展战略，大力推进中国由生产大国向消费大国的“二次转型”。

这种改变会对全球需求结构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GI)的预测，中国在2025年前很可能将个人消费占GDP的比重拉升到50%以上。届时，中国的消费率与欧洲和亚洲的发达经济体基本持平，从而使中国经济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麦肯锡估计，十年后，全球经济每年可有1.9万亿美元的净新增消费，由于中国持续释放居民消费潜力，并逐步扩大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中国占世界经济的份额也将从目前的8.5%上升至13%，真正成为一个内需驱动型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