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研究的困顿

赵 伟（浙江大学）

    中国年的新年是在异国的东京过的，虽然缺了不少国内过年的气氛，但却多出了几分学术味儿！那几天东京“圈儿内”的学术研讨会倒不少，既然无须像在国内那样走亲访友放量喝酒，那就赶场子参加研讨会吧！值得一提的是两场高规格的研讨会。这两场研讨会分别请来两位国际贸易研究方面的名家做主宾：一场为大名鼎鼎的赫尔普曼教授，经济学界普遍认为他获“诺奖”的呼声最高！他原本是要飞来东京讲演的，不料天公不作美，北美连日暴雪，多数机场关闭，来不了了。主办单位临时决定采用越洋视频电话连线。结果感受并不比其亲临现场差多少，与会者不仅能听到他的讲演，而且还可其短暂互动！另一场的主发言人为名气渐升的包德温，他原系克鲁格曼的入门弟子，与克鲁格曼合出了不少著述，随着克鲁格曼获得“诺奖”而声誉鹊起。他是从瑞士日内瓦专程飞来东京参加这场研讨会的。十几年前在瑞士苏黎世访学期间，我曾与其有一面之交，时隔十几年再次相遇，提起了都还有印象。头一天与其在会场内外交流不少，次日晚上便收到他自日内瓦发来的电子邮件，说已经回到了日内瓦的家了！我们这个时代旅行之便捷令人感叹。

    现在说说两位名家的讲演。他们所讲内容，看起来都和现实世界贴得很紧，都试图从最现实的现象出发，提出问题并予以模型化解释。然而若仔细玩味他们的分析，依然能看到其中的破绽，最大的破绽恰恰在于理论与现实的或大或小的脱节。先说说赫尔普曼教授的讲演。赫尔普曼所讲题目，是劳动市场摩擦成本与国际贸易福利。大意是，传统贸易理论未曾考虑国与国之间劳动市场的差异，现实世界的情形是，一些国家的劳动市场灵活性要大于另一些国家，因而市场“摩擦成本”要小些。那些摩擦成本小的国家，劳动者流动性好，企业效率高些，而那些摩擦成本高的国家，情形则相反。由此引出的问题是，考虑到劳动市场这种差异，国际贸易会对两类国家的福利产生怎样的影响？进而，国别政府针对的劳动者的补贴与救济政策会对国际贸易福利产生怎样的影响？沿着这个问题的分析自然是经济学人所熟悉的建模与推导了。由于提及效率与福利，模型自然离不开柯布-道格拉斯模型和效用函数。我对赫尔普曼这个理论的评价是：模型没得说的，分析也是入情入理的，框架也近乎完美！但多半基于一个暗含的假定，这便是一个平衡贸易的假定；这个假定显然与现实脱节，现实世界的情形是：一些国家存在大量盈余，另一些国家存在赤字；中美就是最好的例子。按照赫尔普曼的分析，中国的劳动市场肯定比美国劳动市场要僵化得多，因而摩擦成本要高得多，贸易福利要少些。然而多数经济学家与贸易分析家们，似乎都认为中国获得了巨大的贸易利益。当我在会议间歇间点出这个破绽时，颇获大家赞同，包德温教授甚至建议我向赫尔普曼教授去电，建议修改模型！

    包德温教授讲演的主题，是关于全球化新阶段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他认为，包括了20世纪在内的全球化时代，国际经济交往中的主要形式是贸易流动，与新世纪同时开端的全球化新阶段，国际经济交往越来越具有综合交易的特征。随着研发、制造与销售活动跨国空间分布的细化与深化，狭义的国际贸易重要性在下降，取而代之的是可称作“国际商务”的综合交易；这种交易包含了人与人的思想交流，不同文化的互动。随着运输与通讯领域的技术革命，传统贸易理论强调的运输与通讯成本的重要性迅速下降，取而代之的，则是另一种重要成本，他称之为“协调成本”（coordination cost）。他的模型，就是以“协调成本”为基点提出并展开的。他的模型自然也是无懈可击的，也赢得了与会者的普遍赞同。然而在我看来并非没有漏洞。实际上漏洞还不小，私下里给他讲了一下，他听后颇有些震惊的表情，回说“我怎么没想到？” 什么漏洞，恕我这里不去讲。我想要说的是，有些理论看起来很新，但如若你看过的东西足够多，你就会发现，到处都在重复一些原有的东西，只是换了个角度而已！——这听起来似乎也像别人已经说过的话！

（2011年2月9日晨写于日本东京四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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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藏于居民区的小庙与禅缘（赵伟摄于东京四谷若葉小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