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风云(二)
刘少奇挨批 林彪外逃
王先金 编著
第二章 红色风暴 (1)
批判《清宫秘史》和《武训传》
1950年3月，《清宫秘史》在中国内地公映。不久，时任中宣部电影处长的江青就在部务会议上提出，说这部影片很坏，应该进行公开批判。中宣部领导陆定一、胡乔木、周扬等不以为然，没有照办。但当他们得知这是毛泽东主席的意思后，便责成有关部门将此片停演，但仍然没有组织舆论力量进行批判。后来，这被指责为“阳奉阴违”。
这部电影到底怎么个坏法，毛泽东的原话是什么，当时老百姓根本不知道。直到16年后的“文革”时期，人们才从姚文元与戚本禹的有关文章中得知，毛泽东这时的语录是：“《清宫秘史》是一部卖国主义的影片，应该进行批判。”他们还传达了毛泽东于1954年10月在一封信中对《清宫秘史》的另一次指示：“……被人称为爱国主义的影片而实际上是卖国主义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批判。”
“被人称为爱国主义的影片”，这“人”到底指谁，姚文元在1967年1月《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一文中说：“鼓吹《清宫秘史》的‘大人物’当中，就包括有在当前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们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反动资产阶级世界观，他们保护剥削阶级，仇恨革命群众运动的本质，早在建国初期吹棒《清宫秘史》时，就表现出来。”这时人们才知道，这是冲着刘少奇来的。
1967年4月1日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电影〈清宫秘史〉》的文章，尤其是5天后的《人民日报》刊发的史红兵的文章《彻底批判卖国主义影片〈清宫秘史〉，打倒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一文，就只差点出刘少奇的名字了。于是，以批判《清宫秘史》为突破口，在中南海揪斗共和国主席的所谓“敢把皇帝拉下马”的“革命行动”便开始了。与此同时，影片《清宫秘史》也在全国“批判公映”。
批判运动在全国闹得沸沸扬扬，然而，事实却是一大冤案。实际上，刘少奇从来没有说过《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就在戚本禹文章发表的当天，刘少奇看完戚文后，生气地把报纸摔在茶几上，对家里人说：“这篇文章有许多假话，我什么时候说过那个电影是爱国主义的？……”
刘少奇立刻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说明自己“根本没有《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这种想法和看法”，也不可能说出“《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这样的话，要求中共中央调查。
后来王光美说：“我是同少奇一起看这部影片的，当时不知是谁动员他看的，说是香港片在北京已上映完毕就要拿走了。当晚恰在毛主席处开会，开完会已是后半夜，有几位负责同志一起看的，看到天已大亮，看不清楚。在看电影时和以后多年，刘少奇从没有夸奖过这部影片，更没有说过这是爱国主义的。”
这是江青等政治野心家，为了政治目的，利用毛泽东对《清宫秘史》说的那几句话，作为打倒共和国主席的“武器”。
1950年昆仑影业公司拍摄完成了《武训传》，在京、津、沪上映后，受到一片赞扬，仅这三个地方发表的歌颂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文章就有40余篇。到1951年3月底以后，才逐渐有相反的意见出来，引人注目的是贾霁的《不足为训的武训》和杨耳的《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作用吗？》文章认为这是一部有严重思想错误的影片。
杨耳即许立群，时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他的文章发表于5月10日《文艺报》第4卷第2期。文章发表约两天后，毛主席亲自打电话给许立群，约他去中南海谈话。毛泽东对他的文章给予表扬和鼓励。毛泽东要许立群再写文章，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的批判，并说文章写成后在《人民日报》发表。许立群当即说：“这样有分量的文章应由周扬同志写。”毛泽东说：“大官不文，小官为之。”许立群按照毛泽东的吩咐，准备再写批判《武训传》的文章。
1951年，在对《武训传》批判的运动中，对影片最具杀伤力、也最富理性说服力的莫过于由江青等人泡制的《武训历史调查记》。
1950年7月11日，“电影指导委员会”在北京成立，委员有周扬、陆定一、蒋南翔、丁玲、邓拓等文艺界名流，江青凭借自己曾从事过电影表演的经历，也当了一个委员。
1951年5月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时候，人民日报和文化部组成了一个武训历史调查组，组长是著名诗人袁水拍，组员有李进(即江青)、冯毅之等12人。电影《武训传》的“错误”是江青看出来的，她的观点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毛泽东还亲自撰写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人民日报社论。1951年初，江青与人民日报文艺组组长袁水拍、文化部干部钟惦非、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宣传部的冯毅之等，赴武训家乡山东省堂邑县和武训曾从事办学活动的临清县等地，调查武训的历史和办学活动情况。这也是1949年后江青参加的第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活动。当调查团启程时，毛泽东赴前门火车站为江青等人送行。7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毛泽东修改过的《武训历史调查记》。当时毛泽东夫妇还邀请袁水拍一家到西山别墅做客，并合影留念。
这个调查的最大特点是有罪推定“先定结论后找证据”。因此，调查组光喜欢听说武训的坏话和否定的话，不喜欢听说他的好话。当时参加座谈的人们有几种不同的态度：有人认为武训就是个穷要饭的，“武二豆沫、大叫化子”；有人称他为“武圣人”，说他要饭攒钱是为穷人办义学，他把乞讨来的钱存放到买卖铺生息长利，用来办义学。总的看，被调查人在预先不知道调查团的目的的情况下，对武训的作为都大加赞扬，说他是好人，是圣人。开会之初，堂邑县长说不能否定圣人，县委书记只得拉他的衣襟示意。一位70多岁的清朝藤甲兵赞扬武训，村干部告诉他不要再讲武训的好话，调查小组再去访问他时，他就以耳聋，听不懂话为由，什么也不讲了。
用这种调查方法，给武训戴上什么帽子都不算难事。
大地主、大债主和大流氓是调查组回京后给武训定的结论。可是根据所得资料，武训够不上“大地主”的资格，于是派调查团成员之一的司洛路回去想办法。司洛路到了武训的家乡武庄，找到武训的二哥武谦的曾孙武金兴，从他手里拿到两本上面写着“义学正”的地亩账。调查团一看这两本地亩账，就说定地主是够了，所以给武训戴上了“大地主”的帽子。当年参加调查的一位干部赵国璧，在30多年后说了实话：“武训一生的确买了几百亩地，在临清大概就有二三百亩，这些地就在临清西南的杨坟一带，那里有武训办的一处义学，他所有的地，都归义学所有。他本人不因为买了一些地就过剥削生活。”又有人说：“武训自己一天地主生活也没过，世界上哪有不过地主生活的地主啊！”
把武训定为“大债主”是因为他的“主要剥削方式是高利贷”，《调查记》详细论列了武训放债生息的方法、利息和讨债的手段。调查组在当地的劳动人民中听到了这么一个故事：
一个姓张的衙役借了武训二十吊钱赖着不还，武训就睡在衙门口，早晨起来抓起自己的屎就吃，行人围观，惊动了州官，只得命令那个姓张的衙役赶快把本利一并还给武训。
当地劳动人民还揭发，武训还用高利贷夺走了两个看闸人栖身的小屋，夺走了一个卖书人的箱子。在《调查记》中，没有一个人能说明这个“财迷”把迷来的钱用在了什么地方。
35年后，人们才找到答案：当地群众说，这些钱是用在办义学上，所以借他钱的人也给他一点利息，但是并不高，而且多是借给一些商人，所以群众并没有把武训当大债主看。
把武训定为“大流氓”的两个“证据”，其一，武训拜过许多年轻妇女做干娘，其中一个青年守寡的干娘生了小孩，人们赶着叫“小豆沫”。另外，他还“吃”过族弟媳的“妈妈”（即乳房）。其二，几个帮武训办义学的人都是流氓，但无任何证据。《调查记》中说：“因此我们断定，武训生前，在鲁西一带，有一个相当大的流氓帮口，而武训等人就是这个帮口的核心人物。”
除了这三个罪名，武训的另一大罪恶是反对农民革命。《调查记》公布了一个重大发现就在武训打出“行乞兴学”招牌的第二年，他的家乡就爆发了农民起义。起义首领就是20世纪50年代被搬上银幕的宋景诗。
史实是：宋景诗确实领导了农民革命，确实与官兵和民团作过战，确实被清廷所捕杀。但是，他也确实投降过清廷，确实救过清朝大员胜保的性命，确实英勇地剿杀过自己的战友。“宋景诗投降后，便与过去的战友以及渡过黄河的捻军、长枪会军作战，屡立战功，不到半年时间，就被提升为参将，并赏戴花翎。同治元年(1862年)宋景诗又随胜保到安徽、河南、陕西与捻军作战。宋景诗在陕西前线还得到了清廷赏赐的‘巴图鲁（勇气）名号。”
宋景诗反叛过清廷，是因为招抚他的胜保被政敌扳倒，革职拿问，他失去靠山，担心清廷会收拾他，才率部逃回山东，但不久又投到官军麾下。他的反复无常，使清廷明白，此人既不可用又不可留。在宋景诗打败张锡珠义军，活捉张的儿子张金堂后，清廷决定对他下手。因为“狡兔”已死，他已经没有了利用价值。
要把武训比下去，就要把宋景诗抬起来。抬起来就要维护宋的高大全形象，要维护这一形象，就必须对他投降官军这一关键问题做出解释。
在江青的《武训历史调查记》里曾提到过宋景诗的投敌行为，但坚称宋景诗是“假投降”。这“假投降”是一个大问号，缺乏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