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风云(二)
刘少奇挨批 林彪外逃
王先金 编著
第一章 毛、刘分歧的由来和发展 (9)
广州会议
“七千人大会”后一个月，即1962年3月召开了“广州会议”。
一共有两个“广州会议”。一个是国家科委召开的全国科学工作者会议，一个是文化部和剧协召开的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两个会同时在广州召开，宗旨都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
自1957年以来，受牵累最重者，一是经济民生，次即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政策，既是纠“左”应有之义，亦关乎国家重回正轨。
3月2日，周恩来以《知识分子问题》为题对两会代表讲话，他重提自己于1956年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著名报告。当时，他提出了知识分子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观点。3月4日，周恩来返京前，陈毅就其将在大会上讲话的重点与周恩来沟通，得到了周恩来首肯。3月5日和6日，陈毅分别在两个会议上发表内容相同的讲话。陈毅在讲话中提出，要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帽者，“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冕者，“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
陈毅说：“我是心所谓危，不敢不言。我垂涕而道：这个作风不改，危险得很!我们必须改善这个严重的形势。形势很严重，也许这是我过分估计，严重到大家不写文章，严重到大家不讲话，严重到大家只能讲好，这不是好兆头。将来只能养成一片颂扬之声……危险得很呵!”
在陈毅讲话过程中，现场响起60多次掌声和笑声。
1962年4月23日，中央正式批准《文艺八条》。
这时，文艺上更重要的事件，是周恩来1962年2月17日对北京文艺界的讲话。讲话一共谈了六个主题：一、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二、党如何领导戏剧电影工作；三、时代精神；四、典型人物；五、关于人民内部矛盾；六、生活真实、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提出了许多在当时甚显新意和开朗的看法和主张。可以说，这是自毛泽东《讲话》以来，中共高层领导人就文艺做出的又一次全面、完整且在思想上自成体系的重要论述。周恩来这篇讲话，是对于建国后党如何正确领导文艺的重新思考与探索。
广州会议的精神传达到了基层，让知识分子们欢欣鼓舞。不久就在全国各基层单位开展了“评功摆好”活动，大讲知识分子的功劳。
不过这些却不是毛泽东所喜欢的。
毛泽东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
“七千人大会”后党中央继续进行的调整收到了很好的成效。1962年夏，在北戴河召开了八届十中全会，也就是北戴河会议。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要抓阶级斗争。大跃进以来，在经济上打了一个败仗，他不甘心。他在北戴河会议上开始反击，提出：经济建设没搞好，是因为没有抓阶级斗争。毛泽东认为一些人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批评是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从北戴河会议开始了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在政治思想领域大发展的时期。
毛泽东对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把困难局面产生的原因，分析成“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不能接受；把包产到户视为不能容忍的走资本主义道路。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分歧已经很明显了。
1963年12月，毛泽东就共产党干部的表现问题写了一篇文章，他写道：
当人们只盯着脚下时，便看不到山上和大海那边的事情，他们很可能像“井底之蛙”那样夸口。但是，他们一旦抬起头来，看到广阔的世界，万花筒般的人世事务，壮观而宏伟的人类事业，丰富的人类才能，广博的知识，他们就变谦虚了……
谦虚和自卑并非同义语。谦虚并不意味着小看自己，它体现了一种现实的态度和进取的精神，能使一个人客观地看到事实。而自卑则是非现实主义，缺乏自信，害怕困难的表现。自夸的人脱离现实，过高地估计自己，夸大他的实际能力和作用……；自卑的人明显地与自夸的人相反，但他恰恰也是不现实的。他过低估计了自己，小看了他在革命中所起的或将要起的作用。结果，他失去了进取的勇气和信心，松懈了斗志。
毛泽东作为中国统治者的命运处于最低点时，写下了这些话，他的眼睛牢牢地停留在经济恢复后的远景上面。
北戴河会议上一提出抓阶级斗争，江青就臭出了此中的味道。她马上抓出了《李慧娘》这台戏来做靶子。她和康生一起说《李慧娘》这个鬼戏就是要反党的。于是到上海找人写文章批判这个戏，批这个戏附带就批了北京市委的廖沫沙。写戏人孟超和廖沫沙关系很好，廖应邀写了一篇文章，叫《有鬼无害论》。江青和康生把这《有鬼无害论》抓住做靶子批。实际上康生忘了他曾支持演鬼戏，而且孟超写这个戏也曾受到他的称赞和鼓励。
当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提出抓阶级斗争之后，康生就180度大转弯，翻脸不认人，批孟超，附带批廖沫沙。一批廖沫沙，北京市委就紧张了。彭真、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宣传部长李琪等人都认为廖沫沙是好人，不是反党的。因此有一些批判文章北京市委就压了下来，不予刊登，不组织批判。北京市委要廖沫沙写了一个应付性的检讨。实际上，从这个时候起，思想意识形态上一场严重的斗争就展开了。江青和康生这是第一次点北京的名。发展到后来就是批判《海瑞罢官》了。本来，海瑞是毛泽东在一次中央全会上讲话中提到的，提倡海瑞精神。彭真是紧跟毛泽东的，在中央全会后马上就找吴晗借明史看。《海瑞罢官》的戏，胡乔木也很重视，是他听毛泽东讲话后找吴晗谈，建议他写的。谁料后来竟成了一大历史冤案。
由此，便有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不久，“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便燃烧起来了。
毛泽东开始反击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打倒刘少奇，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指责中央有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指七千人大会）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憋了一口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这口气。
毛泽东在一次对外宾谈话时就说：“‘七千人大会’的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
有关“责任田”的争论
刘少奇 毛泽东 朱德等在天安门
所谓“责任田”，其实就是包产到户，八届十中全会上，把它作为“单干风”进行了批判。1962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讲话中，对“单干风”(实际是包产到户)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批“单干风”重点是批邓子恢同志。会上把他夏天的几次报告和安徽省太湖县委宣传部的一位同志给毛泽东写的《关于保荐“责任田”办法的报告》都拿来批。
安徽省的一位同志名叫钱让能。1960年8月调到太湖县的一个大队任书记，他目睹了饥荒和非正常死亡给农村带来的悲惨情景。1961年3月，太湖县委遵照安徽省委关于试行“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责任制(简称“责任田”)，推行“责任田”，确实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钱让能见到，逃荒在外面的劳动力回来了，跑到城镇工厂当工人的手工业者回来了，流到机关里跟干部、工人当家属的也回来了。父亲托人写信给儿子，妻子写信给丈夫，弟弟写信给哥哥，等等。整个大队热闹非凡，这真是大喜事。
推行“责任田”的当年，太湖县早稻就获得大丰收，农民生活显著改善，农民的体力开始恢复，他们把“责任田”称为“救命田”。
但是，好景不长。原来安徽搞“责任田”是1961年3月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省委书记曾希圣向毛泽东汇报后，获准推行的。同年12月，毛泽东在无锡用商量的口气对曾希圣说：生产恢复了，是否把“责任田”这个办法改过来。曾希圣说：“群众刚刚尝到甜头，是否让群众再搞一段时间。”1962年初，曾希圣在“七千人大会”上，因安徽在“大跃进”中刮“五风”严重而受到批判，同时也把“责任田”作为“犯了方向性的严重错误”、“带有修正主义色彩”，提出来进行批判。他被撤职了。3月20日，新的省委作出改正“责任田”的决定。
省委改正“责任田”的通知下达后，宛如冷水倒进了热油锅，太湖县干部群众议论纷纷：“责任田”不能改，一改农民又要过苦日子了。
通过调查，钱让能认为“责任田”不是方向性错误，不能改。他经过八个夜晚的奋战，终于写成长达1.8万多字的《关于保荐“责任田”办法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说：“‘责任田’的办法是农民的一个创举，是适应农村当前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有了它，当前的农业生产就如鱼得水，锦上添花。”
钱让能在《报告》最后说：“像荒、逃、饿、病、死一字不落的太湖县能够在一年内而且还是在那样大旱的情况下，基本上解决了吃饭的问题，那么其他有类似情况的地区为什么不可实行这个办法。”
6月2日，钱让能将“保荐书”请人誊清复写了3份，通过县邮电局机要科以机密文件向北京毛泽东发出。
半个月后，中央派了一位干部下来调查。通过调查，那位干部也承认“责任田”确能增产，确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市场供应确实有了改善，农民确实拥护“责任田”。那位干部回到北京于7月下旬向中央呈送了调查报告。
1962年8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时，邓子恢到毛泽东住处陈述关于肯定包产到户责任制，以发展农村生产力的意见，但未被采纳。8月2日，毛泽东看到了钱让能保荐“责任田”的信，批示给大家研究。
3天后，毛泽东在讲话中，就严厉批判了“单干风”。
9月底，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安徽省委派一位副部长带一个调查组进驻太湖，就钱让能的“保荐书”开展专项调查。调查组负责人找钱让能谈话说：“你在组织上没有错，但在认识上有错误。”钱让能答：“说我组织上没有错，我同意；说我认识上有错误，我不清楚。”
最后，调查组负责人警告他说：“你这个问题是毛主席批的。你如果能改变错误认识，对基层干部颇有影响。认识上的错误如坚持不改，矛盾也会转化的。”钱让能不得不违心作了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