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载《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2期
一、前言
自新古典经济学取得支配地位以降，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逻辑实证主义主导经济学的研究思维以来，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就逐渐热衷于特定引导假定下作形式逻辑的数理推导或者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下作细枝末节的实证分析，这种研究取向因过度的抽象化而导致理论与现实之间出现日益拉大的脱节，从而也就无法正确地对社会经济现象作出预测、对社会实践进行指导；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失败之后，现代主流经济学反而索性在逻辑游戏的象牙塔里自得其乐，并把经济学的功能界定为对社会经济现象进行解释。尽管这种“象牙塔”式的研究缺乏现实的应用性，但一些经济学家却不仅不做深刻的反思，反而以自我循环逻辑的数学公理等为借口来为这种现状进行辩护，并将经济研究视为与现实无关的艺术构造；这样，经济学就逐渐被视为一门艺术（arts）而非科学（science），其追求的是逻辑的严谨和形式的优美。事实上，在当前的经济学研究中，不仅基于理性的数理建模日益艺术化，而且基于经验的计量实证也日益艺术化，其追求的是在大量复杂的因素中抽象出某些的因变量和自变量，在通过回归的分析来“构思”出一个似乎可信的故事。显然，现代主流经济学似乎正在践行济慈在《Ode on a Grecian Urn》中的畅想：美就是真，真就是美；这就是你在世间知道的且应该知道的一切。[2]
问题是，经济学界目前这种艺术化的研究取向果真促进了我们对社会经济现象的认知了吗？它对经济学这门学科的发展又造成了怎样的变化呢？甚至它对经济学家本身又带来何种影响呢？显然，这种全球性的经济危机给了我们当头棒喝，英国的《经济学家》杂志在2009年6月中旬的一篇文章写道：“在所有被刺破的经济泡沫当中，几乎没有什么比经济学自身的声望之破裂更壮观的了。几年前，这一沉闷的科学曾经作为对包括从毒品交易到相扑摔跤等更多的人类行为提供解释的一种方法而受到欢呼。华尔街也到最好的大学中搜索博弈理论家和期权模型构建者。而在各种舞台中，经济学也被认为远比政治家更值得信赖。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曾开玩笑说，那[V1] 时的美联储主席阿兰.格林斯潘是如此不可缺少，以致一旦他死了，总统应‘支撑住他，给他戴上一副黑眼镜’”，但是，“为80年来最大的经济灾难所唤醒，经济学的声誉受到了重大打击。在公众的脑海里，一个傲慢的职业已经受到贬抑了，尽管经济学家仍然处于政策争论的中心——如美国的本.伯南克或劳伦斯.萨默斯或英国的默文.金——他们的声明已经比以前更受到怀疑。这一职业也正经受着内疚和怨恨。”[3]显然，这次经济危机再次引发我们对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思维和方法取向展开反思。
不幸的是，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已经如此地偏离了现实，但不少主流经济学家却依旧还在为此进行辩护。例如，谷歌首席经济学家瓦里安就写道：“没有人抱怨诗歌、音乐、数论或者天文学是‘没用的’，但我们却常常听到有关经济理论过度深奥的抱怨。我想，我们可以按照纯粹审美的理由来为经济理论提供一个合理的辩护。确实，大多数经济理论家承认，他们研究经济学仅仅因为它很有趣”。为了给当前这种研究方式提供更好的辩护理由，一些主流经济学家转向了自然科学中所存在的类似取向：自然科学家都大多注重其研究结论的优美以及研究本身所带来的乐趣。譬如，数学家彭加莱就曾指出，科学家不是因为有用才研究自然的，其研究自然是因为从中可以得到快乐，而他从中得到快乐是因为它美；相反，如果自然不美，知识就不值得去求，生活就不值得去过了。同样，物理学家海森伯也记录了他与爱因斯坦的一次谈话：当自然把我们引向具有极大的简洁性和优美性的数学形式——形式指一个由假说、公理等构成的融会贯通的系统——引向前所未见的形式时，我们不禁要想到它们是“真的”，它们揭示了自然的真实特性。[4]
那么，艺术化的研究取向对经济学来说果真合理吗？这就涉及到经济学这门学科的本质特性及其应有的研究目的。一者，就经济学与诗歌、音乐以及数论等的比较而言。经济学科毕竟是作为一门科学而存在和发展起来的，尽管现代经济学还很不成熟，还远远没有达到科学的理想标准，不过，这却正是经济学需要进一步发展的；既然如此，又怎能以纯粹的审美兴趣为当前这种游戏化的学术取向辩护呢？事实上，瓦里安就承认，“纯粹的审美考虑并不是为经济理论提供完全的说明。对一个在经济学中充当某种角色的理论而言，它不能仅仅为了其自身的智力追求，而且应该在经济研究中发挥实质作用。……经济学是一门政策科学，因而经济理论对经济学的贡献就应该根据它对经济政策的理解和指导所作出的贡献来衡量。”[5]二者，就经济学与自然科学的比较而言。自然事物具有的是同质性的自然属性，相互之间的作用具有简洁性，以致在自然科学研究中的简洁美与事物本质的探索具有相通性；但是，人类具有的却是异质性的社会属性，相互之间的作用关系是复杂多样的，以致在经济学研究中如果过分偏重于简洁美，那么就会偏离事物的本质。费耶阿本德曾指出：“今天的哲学已成为一个非常混乱的学科。它论述仅仅能被传授者了解的具有高度技巧性和密传性的事物。这些问题与那些普遍感兴趣的事情无关”，在很大程度上，被艺术化了的现代主流经济学也是如此。[6]是以本文就当前经济学中艺术化研究取向所潜在的问题作一简要剖析，并从经济学的学科特性出发探究经济学研究的应然走向。
二、艺术化的数理模型及其问题
一般地，一种研究或一门学科要为同行或大众所接受，除了阐明事实和解释问题外，更重要的是具有一套说服的技巧，使人相信这种研究或学科讲述的就是事实或者具有存在的意义。麦克洛斯基就认为，修辞就是使人接受的主要方式，它是“一门探索的艺术，使人们相信他们应当相信的东西，而不是用抽象的方法证明真理”，是“一门发现适宜理由的技术，发现能够保证赢得他人同意的方法，因为任何讲道理的人都应当被说服”，是“一门发现有根据的信念，并且在对话和讨论中发展这些信念的艺术”。[7]显然，现代主流经济学之所以热衷于数据的处理技巧以及追求外在的形式优美，很大程度上也就在于通过暗喻的形式使人们相信，它所做的研究具有严密性和客观性，从而具有“硬科学”的特性。克莱默就写道:“经济学家不仅建立模型进行经验检验，他们还需要说明怎样的模型应该是好的模型，而且，他们还作理性推理、诉诸判断并谈论其他的经济学家及其工作。经济学牵涉到说服的艺术。在缺少统一的标准和明确的经验的情况下，经济学家必须依赖判断，他们也进行辩论以使其判断说服人”。[8]
问题是，这种艺术化的经济研究是否真的提供了事实、能否增进认知的深化、有否促进理论的实质进步？在很大程度上，答案是否定的。朗达内写道：“科学的发展史似乎证明，在所有的领域中，思考问题甚至思考同一个问题的方法可以是不同的。在科学发展的不同阶段，所有学科都企图把‘坏的思想’客体模型化。但是，在物理学和生物学中，不论是立即发生的还是很久以后才发生的，也不论是关于理论本身还是它的推论，观察和实验允许人们采用不断修正那些不符合实际的理想客体的方法；这时通过模型来解释的那些思想客体的本质、机制和运行方式会越来越可靠，越来越‘客观’和‘真实’；并且，也使人们发现了隐藏在可观察的复杂现象背后的简单现象”；但是，在经济学中，却很难对一个“坏的思想”客体进行反驳，因为“我们至少在某些方面缺乏由观察与实验（确保真实性）所提供的这类逻辑推理方法和模型化方法（确保内在的一致性）的大力支持”。[9]事实上，通过对流行的数理模型进行剖解，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些数理模型所体现的思想带有如下几个明显特点。
第一，思想的浅薄性。任何模型都以一定的假设为前提，而这种前提往往有抽象和现实之分；而且，一般地，假设越抽象，也就越容易模型化。正因如此，那些追求形式优美的数理模型往往只是抓住几个宽泛的变量，并在几个简单的抽象假设上推导出结论，因而其内含的思想就显得比较浅薄；相反，那么非常精微的思想往往需要通过长期的内省和多角度的思辨，这很难用数理模型得到充分的展现。譬如，在新制度经济学的众多流派中，威廉姆森一派的很多猜想都已经在威廉姆森的鼓励下被一些青年学人发展成了数理模型，从而越来越成为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主流，而科斯、诺思等人的主要思想则迄今为止还大多是由文字相传；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威廉姆森的东西要比科斯和张五常的思想浅薄，从而也就更容易被数理模型化。其实，那些接受数理训练的年轻经济学子并非不想将科斯的精微思想数理化，但他们根本没有这个能力，因为思想远比数理要超前得多。科斯就写道：“一些读者提出要将这种分析纲要以数学形式加以表述，我不会忽略他们的劝告。只有当这种分析力量被用来启发我们认识现实的而不是臆想的世界时，它才会给我们希望。” [10]
第二，思想的过时性。模型化本质上就是将存在的思想编码化、明示化，从而便于传播和交流；显然，经济学实际包含着比数学符号和数理推算远为丰富和有意义的历史、制度、文化内涵，而这些特征是不可以经由数理形式而简化和通约的。事实上，现代主流经济学进行模型化的对象基本上都是前人提出的思想和理论，而这些思想和理论本身却具有非常强的时空性，有其特定的目的和相适应的社会环境；正因如此，这些思想如果与特定历史社会环境相脱节，那么就成为“死”的东西。正是从这个角度上讲，那些数理模型中隐藏的往往也就是一些“坏”的思想客体。譬如，有人热衷于把斯密的分工思想模型化，但是，斯密强调“干中学”的内生优势是当时手工作坊下的产物，根本不适应当前这种流水线式的分工体系；再如，有人将李嘉图的分工思想模型化，但李嘉图所强调的外生性的相对优势说仅仅适合于生产要素是自然给定的情况，而当可以人为创造的人力资本、技术资本以及制度资本等成为主要生产要素时，这种相对优势的适用性就大为降低了。所以，布劳格说，“经济学永远在采纳昨天的偏见。”[11]
第三，思想的常识性。按照杨小凯的观点，主流学派是经济学老师在课堂上教授给一代又一代学生的那些共同东西，数学因赋予理论和观点以共同的语言而便于共同传授和流传，从而马歇尔、萨缪尔森以及德布鲁的经济学体系逐渐成为主流。[12]问题是，这种被数理符号所编码模型包含了多少精微的思想？根据多普菲的观点，人类思维过程产生的任何想象都可被称为思想，思想既可以在语言上得到表达而进入通过词语（或非词语）的交流连结起来的社会领域，[13]也可以进一步借助数学符号的表达而在特定群体之内进行交流；但是，无论是通过语言还是通过数学符号来表达，这种思想都已经被整理和编码了，都失去了原初思想的丰富性。所以，舒尔茨所说，“经济行为比我们关于经济行为的思想要复杂，而我们的思想要比我们的经济学语言更有理解力，我们的语言比标准理论更有理解力，而标准理论比数理经济学更有理解力”。[14]一般地，被数理模型化的对象往往都是那些过时或一般性常识的思想客体，相应地，经济学数理模型化基本目的也就是将一些已经常识化的思想用数学语言表达出来以便它的扩散和流传，这可以向社会大众传播一般的常识性知识。正因为主流的数理模型往往只是将过去思想进行编码化、明示化，而思想永远应该领先于模型，并且有更多的思想是难以被编码的；思想的模型化就不能成为理论研究的主要部分，因为经济学理论研究的“顶点”在于发现新的思想和洞见。
上面三点反映出，在很大程度上，艺术化的数理模型构造并不能有助于新思想的产生，甚至不能体现思想的新进展，从而也就不可能促进认知的深化和理论的进步。事实上，正如U. Maji指出的“如果建模只是一种现实联系，其目标是表明能从一组前提推导出程式化的事实，那么经济学就是一种过于简单的智力游戏。对任何给定的程式化的事实，都有无数可能的逻辑自洽的模型。”[15]在很大程度上，基于数学逻辑的运算和推导就是同义反复，而在绝大多数的数理模型分析中，假设前提的设定往往就已经决定了最终能够获得的结论。关于这一点，英国地质学家海克斯曾做了形象的表述：“数学像磨盘一样，把撒在它下面的东西磨碎，撒下蒺藜，就不能得到面粉，同样地，写下整页整页的公式，也不能从错误前提中得到真理”。[16]《经济学期刊》（EJ）的主编John Hey回顾了其10年编辑生涯后，也对那些数理模型提出了看法：“这些模型除了为作者所观察到的特定事实寻求一个结论之外，别无所求。这可能是一种有趣的练习，但还是需要加上对该事实的这一解释是否更有用、更优于其他解释的讨论。只是作出一个模型，得到一个期望的结论，是对作者智力的一种检验，却不是对理论与实际的相关性的检验。”[17]
其实，现代主流经济学之所以将经济研究视为一种艺术构造，追求由数学符号呈现出来的形式美，根本上就在于，它承袭了自然科学的研究思维，试图将自身打造成一门类似物理学的硬科学。但是，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与自然科学存在根本性的差异：它不是描述一个相对不变的自然现象，而是要对现实社会问题进行挖掘和处理；相应地，其研究方法也应存在根本性差异：所谓的简洁和形式之美在自然科学中体现为对本质联系的揭示，而在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社会科学中就成了粗劣的归类和简单的说教。[18]Rodrik就指出，人类世界太复杂了，根本无法存在具有普遍适应性的模型。[19]而罗宾逊夫人和伊特韦尔则写道：“纯粹经济逻辑可以看做是应用数学的一个小小的分枝，但是，我们并不认为，把大部分论证采用符号形式是有益处的。理由是，一些经济关系，如同储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土地同劳动的比率对产量的影响，或技术革新所带来的生产率的变化，是不能用简单的、光滑的函数来适当表示的。把它们压缩到代数公式里，可能引起严重的误解。”[20]显然，现代主流经济学将数学在经济学分析中的地位拔得太高了，从而忽视了真正的思想探索。数理经济学家马兰沃也承认，“今天，对建立和求解关于有争议的相关性的模型方面，我们给予了太多的赞扬，而只要不能进行数学模型化处理，即便是一些较好的经济学研究方向也被淡然置之。”[21]而且，由于基于数学的优美性来评价一篇经济学论文，以致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对其是否真有思想创见也根本不关心，对此，布劳格的一篇文章就用了一个充满嘲讽的标题《缺乏思想史，拜托，我们是经济学家》。[22]
三、艺术化的计量模型及其问题
经济学的艺术化不仅体现在数理经济学上，也充斥于计量经济学之中。例如，发明Jarque-Bera检验的Bera就强调，计量经济学看起来像数学，但它不是科学，因为它是建立在经验性检验基础上的，所以计量经济学是一门艺术（art）！[23]正是基于这种思维，目前国内不少从事应用计量经济学研究的老师在课堂上往往也都这样教导学生以及青年学子：计量建模就如同是艺术构造，关键在于如何选择和处理变量以使审稿人、编辑和读者觉得可信。在这种思维的支配下，现代学者可以就相似主题写出完全不同的文章，每篇文章似乎都是数据充实、逻辑严谨的艺术化模型。譬如，就经济增长而言，有学者从大量因素中抽象出省部级官员之流动、升迁日益明显这一现象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这一事实，并将两者联系起来，再通过回归分析来“证明”官员升迁和流动这种政治激励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有学者则从大量因素中抽象出知识产权法、合同法等法规的大量出台这一现象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这一事实，并将两者联系起来，再通过回归分析来“证明”法律制度建设这种制度激励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所有这些研究都试图通过艺术化的计量模型来论证其所关注的因素是何等重要，并由此提出信心满满的政策主张，却很少关注宏观制度这一影响经济增长的根本性因素，也很少探究其所分析的自变量（如官员升迁和流动、劳动合同法等）出现的根本原因以及潜在的问题。
而且，基于局部数据的计量模型所获得的往往只是事物的表象以及相互之间的功能性联系，而很难揭示出事物的本质以及相互之间的因果联系；相应地，简单地将计量分析所得出的结论推广到其他社会实践中，就会犯严重的工具主义错误。事实上，即使某个工具可以成为解决特定时空下某个具体问题的一个手段，也不能把成功将解决这一具体问题的工具简单地运用到其他问题上。举个例子，上周我服用某种药物而治好了感冒，那么，当今天再次感冒时，我还可以服用原来的药物以保证感冒的治愈吗？显然不一定，因为引起感冒这一现象的内在机理很可能发生了变化：上次感冒可能是病毒侵蚀引起的，而这次可能是细菌感染引起的。正因如此，医生往往会告诫，在没有弄清楚病因之前是不能随意用药的。同样，经济学领域也是如此，如果简单地以工具主义来推广计量模型得出的非常狭隘的结论，而不弄清经济现象的根本成因及其运行机理，那么所开出的工具主义政策往往就会对社会实践造成严重问题。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无论是凯恩斯的财政政策还是弗里德曼的货币政策都具有明显的工具主义倾向，它们分别在经济大萧条时期以及经济大平和时期对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在新的环境中却都会成为问题的制造者：一个促生了滞胀，一个制造了经济危机。所以，胡佛写道：“把我们的注意局限在短期的、实际的问题——这样做可能使工具主义更能在逻辑上被证明是正确的——的唯一意义在于：倘若‘实际的问题’是可以被解释为医治过去的问题的话。对于真正的实际问题来说，那是无用的”。[24]
在某种意义上，将经济学作为一门艺术的提法，可以追溯到关注应用政策的凯恩斯；凯恩斯甚至将经济学家比作牙科医生，认为它们都具有使人们生活得更美好的目的。不过，在很大程度上，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本身是作为应用政策经济学出现的，而且，其应用政策主要是着眼于短期的萧条经济。也就是说，经济学作为一门艺术，主要是对应于应用政策领域而言的。科兰德就把经济学划分为实证经济学、规范经济学和应用政策经济学三个分枝，强调应用政策经济学是独立于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之外的凯恩斯所称的“经济学艺术”，它将从实证经济学中获得的认识与规范经济学决定的目标联系起来；并且，认为“应用政策经济学与理论是否适用有关，而与该理论是否真实无关”，这里的理论主要是指被视为“科学”的实证经济学。[25]显然，在这些学者看来，作为“经济学艺术”的应用政策经济学是与经济学理论无关的，而且，这种“艺术”往往是那些在特定时间和特定地点并拥有特定知识的现场者所独有的，或者说，他们拥有相对优势的。
确实，应用政策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为一门艺术，这与管理艺术具有相似的特性。一般地，应用经济学的政策执行者往往需要具有这样三方面的知识：一是渊博的理论知识，这有助于扩大政策决定时的对策选择集；二是清晰的问题描述，这有助于从对策选择集中合理地选择相应对策；三是高超的处理艺术，这主要体现为诸如亲和力、敏锐性、领导力等个人禀赋。因此，作为应用政策的艺术，它基本目的不是在发展而完善传统理论，而是将既有的抽象理论转化到真实世界中去，关注的是如何在已有理论中作出恰当选择的问题；而且，作为一门经济学“艺术”，应用政策主要关注理论的适用性，而与该理论是否真实则相对无关。科兰德写道：“在应用政策经济学中，……经济学家正尽力将抽象的理论转化到真实世界中去。这意味着经济学家必须考虑真实世界的制度及摩擦等在理论形成过程中被抽象掉的因素。应用政策经济学中存在着经验的因素，正如同理论形成过程中存在这一因素一样，但是这是两种类型根本不同的经验工作”。[26]正是基于应用政策的考虑，瓦里安认为，把经济学与物理学进行对比是一个错误，更好的对比应该是工程学科；同样，把经济学和生物学相比较也是一个错误，更好的比较应该是医学。究其原因，在瓦里安看来，工程学和医学的价值都在于它们的实际用途，而与方法论没有密切关系，因而经济学也应该与方法论没有太大关系。
然而，把经济学的理论研究简单地等同于工程学或医学的研究也是有问题的，因为物理学和生物学为工程学和医学提供了理论基础，但又有哪种学科能够为经济学提供理论基础呢？实际上，正如宾默尔指出，物理学试图发现世界是如何运行的，而工程学则使用目前已经知道的物理学知识进行制造；类似地，在经济学也存在科学（理论）经济学家和应用经济学家之分。[27]问题在于，理论经济学应该如何研究？现代主流经济学往往将经济学的理论研究等同于数理建模，问题是，没有思想的思辨又如何能够建立起数理模型呢？同时，如果思想在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的话，那么，又如何发现思想和提升思想的质素呢？一般地，这就需要充分借鉴其他社会科学所积累的知识，从其他社会科学的大量研究中获得思维和启发。而且，如果将经济学视为一门应用性质的致用之学，就尤其需要借鉴和契合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社会科学各个分支之间的知识契合往往可以深化对人类行为以及由此衍生的社会经济现象的理解。事实上，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以及伦理学等都可以为经济学提供认知和思维基础：如心理学提供有关个体行为的知识基础，社会学提供有关社会关系和规范的知识基础，政治学提供有关组织决策及其治理的知识基础，法律提供有关制度演变及其设计的知识基础，而伦理学则提供有关经济政策之利益取向的知识基础，等等。
不幸的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却刻意地要切断经济学与其它社会学科之间的联系，结果，尽管其它社会科学的相关知识在近一个多世纪来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经济学却还在因袭这些学科早期的而现在已经明显过时的那些知识和理论。譬如，目前的社会心理学和行为心理学都已经表明，公平性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个体的行为，个体大多倾向于奖励合作者而惩罚那些背信者；但是，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却仍然是建立在早期的还原论心理学之上，它把人类个体视为基于成本-收益的简单反应器。事实上，现代主流经济学热衷于基于抽象逻辑作经济变量之间的关联分析，甚至还试图将这种演绎结论应用到社会实践之中。但试问：如果这些经济学理论没有对它所研究对象的运行机制有较为清楚的认知，同时这些结论又缺乏相当的可证实性和证伪性，那么，我们还能指望它会对我们认知的提高以及社会实践的指导带来所期望的实际效果吗？
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缺乏合理的微观基础以及停留在艺术性的操作层面上，凯恩斯经济学一直潜含着两大严重缺陷：一者，尽管它注重理论的预测性，却无法对经受长期历史发展的经验检验，也无法预测未来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二者，它不是解释性的，从而无法满足逻辑推理一致性的检验。显然，正是由于凯恩斯经济学局限于治标层面的应用艺术上，从而就具有非常强烈的短视性和功利性，也就无法为社会的长期健康发展夯实基础；正如凯恩斯自己所说，长期而言，我们都已经死了。而且，正是由于凯恩斯经济学具有这种短视性，当20世纪70年代西方诸国的社会环境发生重大变动之后，凯恩斯经济学的政策缺陷就充分地暴露了出来，从而导致其地位的急遽衰落。因此，简单地从应用政策层面将经济研究视为艺术构造也存在很大问题：将艺术构想简单地应用于社会实践更是犯了严重的工具主义错误。
其实，经济学要取得工程科学或者医学那样的成效，首先必须解释社会事物之间的内在机理，这就需要进一步作理论探究。譬如，就医学而言，只有揭示了病理，才能有根有据地进行治疗，否则只能是脚痛医脚、头痛医头，甚至是治标不治本。社会实在论大家劳森就指出，“科学研究的首要目标绝不是阐明/预见事件，而是认识和理解支持并控制事件的力量和趋势等。而这种认识是政策分析和有效活动所要求的全部。比方说，医学研究的最终目标不是预测病人皮肤上的病斑的形式，而是辨明引起这一状况的病毒或原因，并开出有效的治愈药方。”[28]事实上，即使推崇数理模型具有智力挑战性之审美价值的瓦里安也承认，“纯粹的审美考虑不能为经济理论提供一个完整的解释，因为理论在经济学中扮演着一个角色。它不只是一种为学术而学术的智力追求，而是在经济研究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经济学是一门政策科学，同样经济理论对经济学的贡献应该根据经济理论对经济政策的理解和指导的贡献来衡量。”[29]不幸的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却以科学至上主义和工具主义为哲学基础，片面地构造形式优美的数理模型，或者片面地构造特定环境下的概念联系，并试图将之结论应用到其它类似的社会实践中去，反而造成了“艺术水晶球”破裂，这从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中可见一斑。
四、作为科学的经济学研究之诉求
上面分别剖析了数理建模和计量实证中的艺术化倾向及其问题。其实，无论是数理建模还是计量实证，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目的都主要集中在对现象进行解释这一层次上，或者打造成一门纯粹逻辑的公理体系，[30]或者打造成一门纯粹解释的实证体系[31]。其中，数理建模是以理性经济人为基础，采取的是一种理性选择解释；计量实证则是以逻辑实证主义为基础，采取的是一种功能性解释。显然，正因为无论哪种解释都没有揭示事物之间相互作用的因果机理，从而都缺乏认识论的根基，也都面临着“中空的黑箱”问题。[32]尽管如此，现代主流经济学却采取了一种隐含的方法论立场——工具主义——来自圆其说：理论陈述被看作是对真实现象进行分析并组织观察的工具，而被计量检验的命题则被赋予了有效性而被推广到其他分析或实践中。[33]然而，这种方法论取向显然犯了基于工具主义来构建理论的谬误，它混淆了功能联系和因果机理；[34]相应地，无论是在解释、预测还是指导实践上，现代经济学就必然会带来严重的混乱和误导。[35]那么，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一般地，这就必须对事物的本来面目进行剖析，这也就是社会实在论或社会本体论的基本思想。
一般地，科学本身就体现为一组“能够实现我们为此研究所追求的目的”的知识体系，[36]尽管研究者所追求的目的是多样的：可以是出于改变现状以求实现自身理想，也可以仅仅是出于对一些现象的解释。正因如此，根据研究目的不同，对科学本身的理解就存在了外延上的层次问题，也即，存在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这两个目的层次。一方面，科学探究的直接目的是要提高社会认知，例如，波普尔认为，“科学的目的是：为所有那些给我们印象深刻而又需要解释的东西找到令人满意的解释。所谓的一种解释（或是一种因果性的解释），就是指一组用来描述有待解释的事态的陈述，而其他的解释性的陈述，则构成有关‘解释’这个词的更狭义的‘解释’”。[37]另一方面，科学探究的最终目的是要解决问题，例如，劳丹就强调科学与非科学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界限，而仅仅是从问题的解决能力来看待科学性的程度，尽管研究传统不可证实或证伪，但构成研究传统的理论却可以进行检验的，人们往往选择具有较高解决问题的有效性理论。[38]而且，这两个目的层次之间往往也是相通的。譬如，人们看到鸟会飞，就希望探究它会飞的原因，而原因探明了之后，就可以实现人类飞翔的理想。再如，在经济学中我们可以探究人们在市场上进行交换的原因，基于原由的认识又可以通过设立一系列的制度来促进私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的和谐这一目的。
同时，正是由于科学本身体现为主体对客体的认知，其中必然潜藏着特定个体的认知、信念以及价值判断，因此，科学必然具有一定的主观性。[39]显然，从主观性这一角度上讲，科学就与艺术具有某种相似的特征，这也是一些现代主流经济学家往往将经济学研究当成一种艺术臆想的重要原因。克洛尔和豪伊特写道：“尽管一个科学家不能杜撰他所使用的经验资料，但是，严格地说，他是从无限多个可能的数据资料中选取了一些材料来声称通过它们可以认识到某些有趣的模型。采用完全同样的方式，小说家是从无数多个可能的人物和情景中选取某些人物和情景，并将它们联系起来写出他所认为的‘好故事’。在两种情况下，科学家与小说家都是艺术家，实际上他们都在‘构思’他们自己的故事。因此，我们认识到，科学著作中关于物理现象或社会现象的‘规律’并不比发现文学作品中情节的发展‘顺序’更令人吃惊。……在每一种情况下，这些‘艺术家’都是（从）某种观念出发，通过一系列具体的观察结果和实践构成一个值得向人们讲述的故事”。[40]
问题在于，即使基于科学内含的主观性而将它与艺术进行类比，我们也不能仅仅看到表象的相似性，而是要深入认识到两者在实质上的差异性。一者，从相似性上讲，科学本身具有主观性，社会科学尤其如此，从而理论的构建往往需要充分运用个人的知性思维，要从大量复杂多变的因素中进行选择。正是在这一角度上，林毅夫认为，“理论构建近乎艺术，好的经济学家和一般的经济学家差别就在于好的经济学家能把握住重要的、一般的、简化的，但又不偏离现实太远的条件于他的理论中。”[41]二者，从差异性上讲，在科学研究中，假设设定这种“艺术”不是源于凭空的臆想，而是要建立在扎实而渊博的知识基础之上。例如，弗里德曼就强调，在模型构建中，“要想判断哪些因素时可以忽略的，哪些又是不能忽略的，它们是否影响到可观察现象与模型中的实体之间的对应关系，这些都需要判断力，而这种判断力是不能传授的；它只是通过经验实践，并把自己置身于一种‘正确的’科学氛围中来习得，而不能靠死记硬背来掌握。正是在这一点上，‘业余爱好者’与‘职业人士’分道扬镳，对所有科学来说都是如此，这条细细的分界线，把‘幻想者’和科学家区分开来。”[42]显然，正是由于在当前经济学界经济研究被等同于艺术创设，导致了数理化的过度发展，创造了一个个优美的数理模型却并没有促进经济学科的真正进步。
更为重要的是，艺术臆想和科学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不同的：艺术追求的是美感，而科学追求的是真理。例如，布坎南就对科学家和艺术家的行为方式作了区分：科学家的行为是发现，他找出存在的事物，将想象力运用在探索过程中，他不宣称也不应宣称创造了某种新的东西；相反，艺术家尽管要用一定的材料，但他创造某种原来并不存在的东西，并且一旦艺术创造完成，每个人都对创作出的作品可以有不同的私人解释方式。[43]当然，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还是存在差异，因为社会科学理论本身不是客观而独立的，而是包含了提出者的认知及其目的。例如，米塞斯就指出，“一个人在另一个人想用刀砍他时的行为会由于他把这种想进行的行动看作伤害还是外科手术而完全不同。而且，不借助于含义，就没有办法可以成功地分析像供给消费品的生产中出现的状况”。[44]为此，布坎南把社会科学的研究视为介于两者之间：社会科学家的活动更加类似于艺术家而不是科学家，但是，他的动机与科学家而不是与艺术家相一致；实际上，社会科学家大多希望，社会互动过程的改进，最终将由于人们在诊断结论和有效的改革上取得一致看法而出现，而美学体验几乎不起作用。[45]
因此，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科学研究与艺术臆想存在着本质性的区别：科学研究不仅要认识世界，更要改造世界。当然，认识世界也是为改造世界服务的，而改造世界必然会打上个人的印记，它首先要对改革目标有个大致的认识，同时也要考虑到理论指导实践的后果。显然，这就对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提出了这样两个基本要求：一者，科学理论要揭示社会事物的本质，要透过纷繁芜杂的表面现象来揭示事物的本来面目，要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既不是它们的可能面目，也不是大家所认为的那种样子——来认识它们。事实上，只有对事物的本质有所认知，并将之转化为社会改造的理想状态，我们才可以更清晰地看到现实社会的问题所在，才能凭借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人类关怀精神为解决这些问题而探索，人类社会才能持续进步。二者，科学理论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本身的缺陷，认识到理论的利益导向，而不能一味地强调所谓的“价值无涉”。事实上，本质、价值观和社会理想乃至政策目标都是一回事，对一个从事于致用之学和应用政策研究的学者而言，它必须谨慎地公开他的关于社会目标、现存制度的价值以及政府以何种方式实现这些目标的判断。
当然，尽管科学是对事物本来面目的认识，但本来面目的显露又是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因此，任何科学又无法完全揭示事物的本质，而只是对事物实在结构的猜测和假定。何梦笔写道：“我们的理论必须包括人类自身，因此必须包括按照他们自己的信念对世界的看法——当然，包括本体论的看法。人类的心智必须是经济学的任何本体论所必要的部分，本体论包含着一种与本体论的反思关系。没有办法将科学观察者从世界中排除掉”。[46]不过，这并不是说有关实在结构的不同本体论假定之间是不可通约的，没有好坏之别；恰恰相反，科学理论之间的竞争主要就体现在本体论上：哪个理论的假定更接近实在结构，其科学性就更强。那么，又如何对界定不同本体论假定的合理性呢？一般地，根本上要取决于经验事实的检验。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论和检验的统一应该根植于关于实在的本体论的基本假设中，理论的检验所针对的也应该是有关实在结构的假定。而且，当有关实在结构的假定被证伪时，就不能在同一本体论界定之上再构建出另一替代理论；否则，即使存在许多与某种理论不相符的观察，也产生不了理论观点的真正进步。
不幸的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却努力回避本体论问题，因为这对他们来说太抽象了；[47]相反，它努力将理论的本体论思维转化为工具论思维，将经验事实的证伪转化为对辅助假设的否定，从而依然保留其基本理论。正因如此，现代主流经济学可以根据具体条件提出一系列的理论，每一个理论都源于一种优美的数理模型之分析，或者得到一些精巧的计量模型之验证，但整个理论基础却几乎没有失眠什么变化。例如，为了解释市场没有出清的情形，现代主流经济学在工资粘性说方面分别提出了隐含合同理论、集体谈判理论、效率工资理论、回滞理论、搜寻—匹配模型、交错调整理论和长期合同理论等，而在价格粘性说方面也提出了菜单成本理论、近似理性理论、折拐需求曲线理论、平底锅型成本曲线、鲍尔--罗默模型、顾客市场模型、密集市场外部性模型、资本市场的不完全性模型、质量价格体现模型等。但显然，所有这些精巧的模型都是建立在理性经济人之假设的基础之上，从而并没有真正挖掘现实生活中的人性以及行为机理。为此，何梦笔就写道：“新古典理论的工具主义理解是为了让它的命题回避任何基于不同本体论基础的反对意见。”[48]
五、简短结语
经济学本质上不是一门艺术，经济研究也不等同于艺术臆想；其实，任何科学研究所追求的都是不断地接近真理，而不是形式上的优美。实际上，尽管现代经济学强调数学工具以及和数理逻辑的使用，但在很大程度上，数学仅仅是经济研究所使用的一个重要工具，却不具备任何实质性思想；正如克洛尔等指出的，“坏的物理学并不会因为使用数学而变成好的物理学，好的物理学并不会因为它们的思想是通过数学方程表达出来而变成坏的物理学。同样，一个经济学理论是否是一个好理论或坏理论，也与它是否通过数学表达出来没有关系”。[49]正因如此，数学的使用就不应成为经济研究的主要目的，更不能出于对所谓的艺术之美的追求而扩大数学逻辑的作用并贬低文字逻辑的使用。其实，经济学理论研究本身可以从日常生活中汲取丰富的经验事实，并借助人的知性内省而确立比自然科学基于纯粹抽象研究的明显优势；因此，文字逻辑对经济学来说也许更重要，文字所能够表达的思想会更为丰富。[50]
关于现代主流经济学中使用数理逻辑所存在的问题，可从两方面加以说明。一者，就数理模型而言，它充斥了形而上学和逻辑循环的倾向，正如阿莱指出的，“每一个科学的模型都有三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先是作明确的假设；然后从这些假设推论出它们的全部含义，而且仅仅推论出这些含义；最后将这些含义与观察到的数据进行对照比较。在这三个阶段中，只有第一和第三阶段——作假设和用现实验证结果——是经济学家感兴趣的。第二阶段是纯粹的逻辑和数学阶段，是同义反复，只有数学意义”，“一个模型和它代表的理论被接受，至少是暂时接受，或是被拒绝，取决于观察到的数据与模型的假设和含义是否相符。若一种理论的假设或含义与现实世界相冲突，这种理论就毫无科学意义。纯粹的逻辑或数学推理，若与现实没有明显的联系，对于理解现实世界来说，就没有价值。”[51]二者，就计量分析而言，尽管它试图纠正数理模型中的形而上学倾向，但正如费耶阿本德指出的，它“远没消除教条和形而上学并因之鼓励进步，现代经验主义已经找到了一种把教条和形而上学变得非常体面的方法，也即，冠之以‘被很好地证实的理论’，并发展了一种经验性要求在其中扮演了一个巨大但又得到很好控制的角色的证实方法”，“几十年前，他们是教士，或者‘经验哲学家’。现代他们自称是‘科学哲学家’，或者‘逻辑经验主义者’……所有这些群体都反对科学进步，但无论如何前者是公开地行事且易辨认出来，而后者在进步主义及经验主义的旗帜下进行着，且因此欺骗了许多他们的追随者。”[52]
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现代主流经济学没有把握好使用数学的度，越来越热衷于追求形式上的优美，从而导致理论与现实之间日益扩大的脱节。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卢卡斯的理性预期理论，这一理论成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基础，并产生了众多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但试想：这一理论果真促进了我们对社会认知的深化了吗？Sheffrin对理性预期的文献进行综述后就发现，几乎没有实证证据支持“现实预期满足理性预期定义的标准”这一观点；同时，在回顾有关利用专业通货膨胀预测的Livingstione数据集所进行的研究，Sheffrin认为：“对总序列的穆斯（J. Muth）理性判断取决于要检验的时间期间、计量技巧和总程序。有关个体反应的研究明显拒绝理性假设。”[53]同样，Heibroner和Milberg就论证说，自从理性预期革命以来，纯理论经济学家就发生了一个远离真实世界的“内在转变”——转向了纯粹的智力游戏，以致现代经济学“高度理论化”不切实际的程度只有中世纪经院哲学可与之相提并论。[54]正因如此，在最近的演讲中，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就争辩说，“过去30年多的宏观经济学‘从最好角度上讲是明显无用的，而最坏角度上讲是绝对有害的’”；美国著名经济史学家巴里.艾肯格林则说，“危机已经‘对我们曾经认为我们所认识的经济学投入了巨大的怀疑’。”[55]从这个角度上说，我们在审视经济学的研究趋向和理论发展时所依凭的应该是经济学的本质特性和根本目的而不是目前的流行趋势或者那些科学“圣杯”评定依据；费耶阿本德就强调，“今天的科学肯定还不是最后的结论，不合理的不会仅仅因为在其背后有大队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就变得更合理些。”[56]
当然，尽管经济学迄今还很不成熟，但它根本上是一门科学，从而不能因为现代主流经济学的一些误区而否认整门学科的长期努力，把经济学等同于夸夸其谈的玄学。正如最近《经济学家》中的一篇文章指出的，“在其最原始的形式，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是不可信的这一想法在目前的反弹已经走得太远了。如果无知使投资者和政客夸大了经济的优点，那么，现在又忽视了它的好处。经济学更是一个有助于理解世界的棱镜而非盲从的信条。”[57]问题的关键在于，经济学如何才能成为“一个有助于理解世界的棱镜”？怎样才能为社会实践提供有用的指导？这就必须从经济学的学科特性谈起。作为一门致用的社会科学，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必须将人们的日用人伦与社会发展理想结合起来，必须透过纷繁芜杂的现象去认识事物的本质，从而构筑成“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理论体系；这种理论体系能够充分地将关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伦理学问题和关注人与自然关系的工程学内容这两者结合起来，从而有助于认识现实、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
不幸的是，现代主流经济学恰恰将这两者隔离开来：计量经济学承袭了功能主义和工具主义思维，将经济学打造成凯恩斯主张的那种偏重应用政策的操作“艺术”，从而形成了“道中庸而极不高明”的研究体系；数理经济学则承袭了自然主义和唯理主义思维，将经济学打造成自然科学那种注重形式优美的逻辑“艺术”，从而形成了“极高明而不道中庸”的研究体系。究其原因，现代主流经济学刻意地抛开伦理学内容而局限于“工程学”这单一层面上，或者像自然科学那样基于一些“不言自明”的假设性公理来进行演绎推导，或者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下做些细枝末节的计量实证；两者的共同特征都是在追求形式上的优美，从而都是将经济学视为一门艺术而不是科学。正是在逻辑实证主义的支配下，以艺术为名的数理模型和计量模型就大肆泛滥，往往导致经济研究的思维缺乏应有的深度和广度，经不起实质逻辑的检验，无法解释比自然现象复杂得多的社会现象，无法揭示复杂社会现象背后的内在本质；同时，当现代主流经济学将这些基于数理模型推导而出或者计量模型分析得出的结论去指导社会实践时，往往会激化而不是解决现实问题，当前世界性经济危机就是一个明证。Kaletsky就指出：“经济学家作为一个职业群体，不仅对指导世界脱离危机是失败的，而且还应该对引导我们陷入危机负责。”[58]显然，以这次经济危机为契机，经济学现在已经到了打破艺术臆想、回归科学研究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