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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公仆意识亟待加强   邹蓝

　　沿海发达，也意味着各种要素成本高。而战后国际经济发展历程表明，企业成本高到一定水平，向低成本地区迁移的进程就会启动。比如纺织业，美国先迁移到墨西哥，后移至日本，再迁到“四小龙”。上世纪70年代后期正值中国内地改革开放，香港多数纺织企业也移至内地，主要集中在珠三角。经历了20多年的高速扩张，如今中国的纺织企业转移到西部的有之，转移到东南亚甚至孟加拉、非洲的也有之。除了纺织业，不少其他类型的制造业企业也加入了转移的行列。

　　早在1993年，笔者在《人民日报》的一次专访中，就曾根据前期在新疆等地的调研结果表示过，近年沿海劳动力成本上升很快，照此下去，我国劳动力密集型廉价工业品的出口优势会迅速丧失。西部劳动力成本低，原材料丰富，这正是沿海产业升级换代的市场机遇;而沿海要素流向西部，会拉动西部产业发展。这是国内学者首次从东西部活动的关系入手看西部发展。

　　沿海地区调整改善产业结构，一些加工制造企业迁到中西部，从而摆脱工薪上涨、缺电、缺地等限制，帮助中西部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而多个中西部省份，也提出了“凡可以下放的权力一律下放，凡可以取消的收费一律取消，凡可以精简的审批事项一律精简，尽力让初来乍到的企业落地就能生根并壮大”的口号。但好事多磨，因为企业和经济发展诸要素无法同时迁移，如同移栽一两棵大树到异地固然问题不大，但要连同灌木、草本植物及相应的温湿度等整个生态环境移植到一个全新的地方，可不是易事。

　　转移的企业落地了，生根倒未必，壮大更是难以期盼。为什么?问题出在综合商业环境，以及随之而来的某些官员“要、卡、拿”的刁难行为，俗称“关门打狗”。所谓商业环境，就是哈佛大学教授波特所提出的“工业集群”，或者说是“企业的扎堆”——除非企业可以巨无霸到从生产流程的最上游至终点都控制在自己的围墙内，否则企业总需要向外采购原材料，需要别的企业给自己提供中间产品和各种相关服务，如物流、仓储、报关等。若企业不能就近采购并得到服务，即使劳工成本降低了，地租降低了，物流成本和资金占用成本也会相应升高——转移节约控制成本的目的就难以达到。从沿海转移到中西部省份后遭遇到产业链不配套的麻烦，这是常见的现象。

　　至于“关门打狗”，其含义是相关地方政府招商时热情有加，信口许诺这许诺那，而一旦投资落地后或优惠条件难以兑现，让人进退两难;或百般盘剥，使得企业主被迫放弃投资。网络上随手便可找到类似的投诉：例如有企业受某县招商引资政策的鼓励投资某厂后，当地政府连连加重税费，投资商上访，政府不但不解决问题，反而借景区整治之名，逼迫企业停产甚至关闭。投资者遭遇麻烦后，相关主管部门则相互推诿，行政不作为现象突出。乱作为现象也存在，据某直辖市市经委的相关信息，在当地民营企业投资的超市，每新办一个分店，都要到职能部门办理几十个前置许可证，盖几十个图章才能申请执照，且各区县收费标准不统一，就是同一区县同一部门遇到不同的办事人员，收费标准都可能不一样。

　　据中国外经贸企业协会信用评估部的调查，有四成左右的西部企业认为“体制障碍”是导致政府信用缺失的重要因素。可见某些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缓慢，公仆意识远未形成。

顺便说一句　　

　　产业从东部向西部的转移，1993年我就确认有这个趋势（1993年1月8日人民日报专访），1998年我在中国科学院  《自然资源学报》发表“中西部地区的改革发展与沿海要素西移”，以及当年承担国家民委委托的课题，“产业迁移：东西部合作方式和政策研究”，早已清楚阐明这个已经明显展开的经济活动。至于西部大开发正式提出后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晚于我的研究十年或以上，而且在实地调查方面根本没有超过我的地理覆盖范围（从新疆、四川重庆，再到贵州），更不用说在这个问题的首先提出和研究。201102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