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世伟
中国网讯 近年来，我国大规模地参与国际分工，融入世界经济，2009年取代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因此，人民币汇率越来越成为中国各主要贸易国政府和业界关注的问题。占主流的观点是我国政府在实行人民币低估政策（10%-30%）。1994年我国汇率制度改革后，实行了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为了稳定地区经济，我国宣布对美元不贬值，实际上采取了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2005年7月21日，我国政府对外宣布进行新一轮的汇率改革，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并将人民币对美元即日升值2%。汇率政策是国家经济政策中最主要的领域之一，究竟什么样的汇率政策对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更为有利？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有一些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可以借鉴。本文将对1950-1960年代德国马克汇率的调整进行探讨并从德国的经验中找出几点有益的启示。
德国与中国的相似之处
选择德国的原因是因为德国当时的情形与我国目前颇有相似之处。1950-60年代，德国经济经过二战后的迅速恢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外贸顺差不断扩大，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德国实行了对美元的盯住汇率制，在一般情况下德国马克对美元只能在正负1%的幅度内浮动。因此在德国马克名义汇率事实上低估的情况下，德国政府不得不通过调整内部价格的办法来调整实际汇率，从而输入了通货膨胀。目前我国由于大宗进口商品价格（农产品、铁铜矿石以及原油等）的升高导致的通货膨胀也是输入型的。德国的外汇储备在1960年达到320亿美元，是英国的两倍。在1958年德国马克可自由兑换后，又有大量外国资金流入德国，当时德国中央银行采取货币中和政策（鼓励资本出口的外汇掉期交易）来消除外汇储备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这与中国人民银行用央票来冲销外汇占款的政策如出一辙。而外部资金的不断流入使央行货币政策在抑制货币供应过快增长方面的有效性大打折扣。另外，在两个国家的不同时期都存在着出口部门过大，而内需不足的问题。
德国马克的渐进升值策略
德国国内学界与公众对于德国马克升值的讨论肇始于1950年代，在1957年达到高峰并最终导致1961年的德国马克第一次升值（由4.22德国马克兑换1美元升值到4马克兑换1美元）。1960年代中期，德国出现了经济过热，通胀压力加剧，新成立的政治上独立的经济顾问委员会（CEA）发布的第一次年度报告（1964/65年）建议，德国马克在兑换上应该具有更大的弹性，也就是说，德国马克应该缓慢、渐进升值，而不是阶段性的突发调整。后者具有强烈的政治干预特征，导致投资和消费者对汇率走势的预期错误，从而对经济发展产生严重的负面冲击。然而，顾问委员会的观点并没有被当时的德国联邦政府所接受并受到出口和进口替代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对于德国马克重估的抵制成为德国联盟党和社民党大联合政府倒台的原因之一。1969年10月，以勃兰特为首的德国新联邦政府上台伊始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德国马克对美元升值（由4德国马克兑换1美元升值到3.66马克兑换1美元）。
经济专家顾问委员会赞成马克渐进升值（爬行盯住）的主要论据是克服通货膨胀。由于历史原因，德国经济管理当局始终将物价稳定放在重要的地位，德国的通货膨胀率通常较其主要贸易伙伴明显要低，因此德国马克的低估使德国一方面通过过大的贸易顺差，另一方面通过国际货物价格的趋同输入通货膨胀。因此，德国中央银行在执行其汇率政策时应该忽略布雷顿森林体系规定的稳定对美元汇率的干预责任，而将德国与其主要贸易国通货膨胀率的差别作为汇率调整的依据。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汇率政策必须与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结合起来。央行在宣布年度、季度或月度德国马克升值幅度时，要同时宣布年度和季度的基础货币增长率，从而稳定公众对德国马克升值的预期，使投机套利行为没有可乘之机。此外，为了避免国内货币供给增长过快，从而造成通胀压力，德国中央银行也应放弃强制购入外币从而增加基础货币投放的做法，因为中央银行中和政策的成本一般要大于对汇率的调整。
以上建议的实施使德国经济逐渐摆脱了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压力。布雷顿森林体系在1973年崩溃之后，德国马克和美元的汇率则转变为完全自由浮动。中央银行在执行货币政策时仅以马克的内部价值为基准，而对其外部价值不做干预成为德国经济政策的基本信条。德国以克服输入型通货膨胀为主要目标的马克渐进升值策略保证了德国经济从固定汇率到完全自由浮动的平稳过渡，避免了一些国家在经济高速发展，出口大幅增长后，由于宏观政策失误造成的流动性过剩、资产泡沫等负面现象。
德国经验对我国汇率政策启示
根据以上对德国经验和教训的简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有益的启示：
一、 外贸顺差过大，政府手中的外汇储备增多，将导致基础货币增大，这会削弱央行在经济过热时采用紧缩货币政策调控经济的效果。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两者在一定程度上经常相互促进——对任何经济体都是十分有害的。而用中央银行的货币冲销政策来减少通胀压力往往成本很高且并不一定总能成功。而对低估的本国货币升值可以弥补冲销政策的不足，减少调整成本，使经济更快实现平衡。
二、 如果一个国家政府需要调整实际汇率，那么不应当用调整内部贸易品及非贸易品价格的办法，而应调整本币对外币的名义汇率。如果调整是需要提高价格水平，那么就意味着（输入型）通货膨胀，这对经济发展极其不利。特别是中国这样的大国，内部价格调整的成本非常高，而名义汇率调整成本相对较低。最近一段时期以来，在国际大宗进口商品价格持续上扬的情况下，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加快，这体现了我国政府坚决打击通货膨胀的决心。
三、 本币的低估会使国内的生产结构发生扭曲。低估的本币实际是对出口和进口替代部门的补贴，对进口部门的额外征税。它会使出口、进口替代产业与进口产业的比例偏离均衡水平。另外，本币低估造成的资源配置扭曲还会引发分配效应，使一些进口品的需求者更多地承担出口补贴的成本。这种结构扭曲持续的时间越长，调整的机会成本就越高。由出口和进口替代产业形成的利益集团会企图从政治上抵制本币升值。但经济走向全球化，各国经济越来越相互依赖，这种调整在世界市场价格趋同和贸易伙伴的压力下最终不可避免。政治决策者要早下决心，通过鼓励结构转型和创新来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使企业尽快摆脱对本币低估的依赖。
四、 像中国这样的大经济体想保持经济稳定，必须选择独立的货币政策。而要执行独立的货币政策，人民币的汇率就需要有较高的弹性，正像中国人民银行周小川行长在阐释中国新的汇率机制时强调的：新汇率机制重在以市场供求为基础。这也是我国逐渐放开资本项目管制的必然要求。因为在资本可以在国际上自由流动的情况下，继续采取盯住其他国家货币的汇率政策将使货币政策丧失独立性。我国汇率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民币对外币的完全自由兑换。这不仅是我国坚持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的需要，也是人民币最终成为国际货币的前提。(史世伟 作者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德国经济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