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题背景】北京在昂首迈向两千万人口国际大都市行列的同时，城市的快速膨胀也在加剧这座千年古都消化不良和运行不畅。从交通到人口，从属地问责到加强规划，一场为城市发展减负的大战役已经揭幕，北京开始向大城市病全面宣战。

【今日辩题】
作为中国首都的北京是不是越大越好？北京的大城市病该不该治，怎么治？

【辩论嘉宾】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牛凤瑞；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首都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陈及；
经济之声特约观察员、新诺网CEO谢卫列。
【辩论组织】
责任编辑   吴纯美
主 持 人   纪  春
监    制   陈爱海

【主持人】作为中国首都的北京是不是越大越好？北京的大城市病该不该治，怎么治？希望各位畅所欲言，发表自己的独到观点。

【牛凤瑞】全国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牛凤瑞。大城市有大城市的好处，没那么可怕。

【陈及】大家好，我是陈及。

【谢卫列】大家好，我是谢卫列。我的观点是：中国城市通病的“病灶”在于整体规划失效、城市发展调控失调，城市规划体制割裂失当，最终造成城市风貌的灭绝性失落！

【主持人】作为中国首都的北京是不是越大越好？北京的大城市病该不该治，怎么治？希望各位畅所欲言，发表自己的独到观点。

【主持人】今天，发达国家都拥有高度产业、人口集聚的特大城市。这些日益庞大的城市，不断对人口集聚的界限提出挑战。现在北京常住人口已超过2000万。而且今后仍将以每年四五十万的速度增加，上海常住人口也已接近2000万。此外，中国沿海各地未来十至二十年间，将出现数十个人口超过千万的超级大城市。
社会进步回避不了城镇化，城市病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当前城市病主要出现在大城市，症状包括交通拥堵、住房紧张、能源供给、环境污染、噪音、大气污染、蔬菜粮食供应、公共安全等。
前不久结束的北京市“两会”上，从《政府工作报告》到正在提交审议的“十二五”规划纲要，都把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北京城市发展面临的规模承载压力提到突出位置。
主持人：城市是不是越大越好，“大城市病”到底该不该治、该怎么治，老谢你是怎么样看的？
谢卫列：我首先基于草根的视角描述一下大城市病，这就是就——城市越来越大、定位越来越乱，生活越来越累，工作越来越忙，这种尴尬其实就是都市的“大城市病”。“大城市病”带给我们的一种困惑中的思辨；其实从多棱体的角度来考虑，如果能用一种包融性增长的巧实力创新思维，从战略布局上缓解北京在内的全国“大城市病”，那将是完全的、非克隆的战略拐点！这是我的观点。

 主持人：我们再听听观察员老谢的看法。老谢抱怨在北京感觉非常的拥挤，生活节奏太快了，但是一位西北的朋友却希望他也能够感受这样的拥挤，老谢怎么看？
老谢：这位西北的听友调侃有一种黑色幽默的色彩，我这是苦恼人的笑，因为毕竟“大城市病”无论是在祖国的华北、华南、华东，甚至西北，应该说在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中这种“大城市病”应该讲普遍存在，我想给大家举一大一小两个数字——目前全国有655个城市号称要“走向世界”，建立大城市，而183个大城市要建立所谓的“国际大城市”？！全国我们知道有3000个县级行政单位，目前这种城市化过程中的“大跃进”显然是城市病的非理性扩散。
其实我们应该看到目前中国的城市化率并不高，大概是46.6%，应该说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目前每年城市人口每年增加1800万人，预计中国的城市人口将由5.6亿增长至9.1亿人！这也是某种程度预示着城市病这种趋势可能还会有蔓延的趋势，这也是新兴市场国家、东北亚等地缘经济带的未来趋势。

    另外回到这次北京市的“两会”话题，刚才陈及教授提到政协代表提出一些美好的议案，我也特别仔细研究一下，我确实同意陈及教授刚才表述的，我们有些人大代表、政协代表表述的意愿非常好，但是这里有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从我切身的感受来讲，我想举一个小例子。我们知道中央1号文件，今年是关于水利部加强水利发展改革的成为中央1号文件。我们知道北京非常缺水，在我的家门口就是国家正在进行南水北调的巨大工程，规模非常震撼。我看了以后觉得国家为了首善之区确实做出了非常大的努力，但这恰恰反映目前北京市水资源自身只能解决26亿立方，而实际需要36亿立方，这种剪刀差说明北京市的用水已到了岌岌可危的程度，必须靠南水北调；某种意义上讲违反大自然来进行人为的干预实际上说明城市生态环境的极度恶化。我特别注意建设部的领导在几年前对“大城市病”，我指的并不特指北京，而是指特大城市的城市病的他说了两点我觉得特别的到位。第一，规划失效。就是目前特大型城市一是对于城市的发展这种调控作用的规划跟实际的城市病之间的调剂没有解决。第二，城市风貌遭到毁灭性或者灭绝性的破坏。包括北京市在内一些特大型城市的城市轮廓风景线都被超高、超大的建筑物的攀比破坏，在我刚才说的这些所有城市病表象的背后为什么我们强调包容性增长？我注意到刚才牛凤瑞教授和陈吉教授都提到“杠杆”、“缓解”、“平衡点”这些关键词，最关键的我认为两位嘉宾引起我最大的观点作为第三方评论来说，就是他们提到的所谓一种成本，无论是环境成本、制造成本还是人们的生活成本都在提高。这个趋势将继续蔓延下去，但是如何在这个过程当中，以北京目前的消息说，北京将执行历史上最严格的城市管制政策措施、要下猛药，我觉得新闻媒体在这方面应该保持相对客观冷静，而不是采用这种耸人听闻的方式来来所谓让老百姓觉得立竿见影、好像可以马上解决。目前来说“大城市病”最需要解决的关键节点是缓解、而不是解决！！
主持人：好的，刚才老谢又再次强调“大城市病”还是给他带来了困扰，这个困扰还不小，另外他强调了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资源的匮乏，举了一个例子，就是水资源的匮乏，当然我们有南水北调，当然这有一点违背自然规律。
主持人：我们在场内已经探讨的非常热闹了，辩论的非常的热闹了。老谢，刚才二位专家也说了，不可能所有的便宜都占到，既然想在一个城市有非常好的发展，好的就业机会，就必须要忍受这种“城市病”。
老谢：有关世界上生活舒适度最高的城市这个消息我特别关注过，其实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世界上最宜居的国家排在第一位是瑞典。我不同意二位嘉宾其中争论的一个焦点，就说究竟宜居不宜居，其实我觉得在一个都市化范畴之内，一定有宜居的区域。比如北京北五环的区域到北六环，比如我住在南五环，我认为我所在的小区就是一种低密度的宜居的城市区域，而是我主要做IT，我可以在家实现这种工作方式。我想任何现象都不能以偏概全，宜居不只是城市，从城市功能多元化角度来说有一个宜居的区域。第二点，目前来说，中国目前最主要一点，包括北京，说到北京的“大城市病”，我觉得最核心的一点应该用一种创新的思维来解释目前北京市为什么“大城市病”越来越重，我觉得北京应该改变追求GDP的观念，就是产业高度聚集。我们知道北京作为一个文化或者政治中心，过多强调了经济中心，或者说甚至还有强调建立金融中心的规划。我觉得恰恰相反，应该稀释北京市目前在产业聚集中的的传统产能聚集，把它的释放到京津冀周边地区，使北京成为像伦敦那样，比如创意之都——我去过伦敦，伦敦从污染严重的“雾都”转型成为一个创意之都、全市有1/3是绿地，而且主要产值210亿英镑高产值规模主要是创意产业。北京是一个文化型的政治都市，我觉得恰恰应该先稀释它的传统产业，包括像汽车重工业，应该发展比如总部经济或者创意产业，目前的失调、失当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在城市功能上，都跟城市的规划和监管有关。目前，北京市最近提出要成立首都人口委员会，我觉得与其增加行政成本、耗费纳税人资源的这种部门，不如把它功能化划到首都规划委里面，加强人口管理控制，在这方面，不仅要控制流动人口，最主要的从追求GDP转向追求绿色效益，这是北京市要改变原来所谓文化中心、政治中心之外，要建立经济中心，甚至要试图建立金融街建立金融中心，要破除这个魔咒，才能真正使我们“大城市病”得到一种缓解，而不是最终解决这个问题。
主持人：老谢又强调了城市的定位应该更加明晰一些，不要太贪心了，比如说北京可以更多地把定位放在文化方面，别一会儿又要金融，又要经济，又要政治，什么都沾上边。

（以上言论仅代表个人观点，不代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的观点。央广经济之声《观点辩论》每周一至周日18:00至19:00全国150个中心城市现场直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