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十年前我就会批评“示范学校”？
人民网教育频道在春节前刊登王晋堂的文章：《盘点北京市两会关于基础教育言论的亮点：设立示范校、重点校是教育的失误》，文章说：“北京市两会日前胜利闭幕。照例，教育成为热门话题。会前，北京青年报派出9名记者与100位政协委员沟通，就委员所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做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在9类热点问题中，交通治理、教育均等化、平抑物价位居前三；半数委员关注教育。”
这篇文章重点说了这么几个问题：“设立示范校是教育的失误——培养所谓拔尖人才不是基础教育的主要任务”；“公办学校不应该举办国际班——这是对于公共资源的不合理占用”；“名校办分校——应该避免有名无实和与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背道而驰”；“建立教师和校长流动制——检验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试金石”。
北京两会的代表委员对教育所关注的这些问题都属于当今教育要害，而且这些观点非常正确，这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进步，因为这是来自体制内的声音。不过北京市教委，乃至教育部最后会怎样看就更为关键了，中国教育的转型必须由教育主管部门率先承认这些失误，并花力气予以纠正否则一切还会照旧。
说起来话长，这些观点，特别是对“示范学校”的批评，我在十年前当“示范学校”一开始出现就提出质疑，我站在体制外，一个平头百姓，既非教师，又不是教育学者，声音微乎其微，说得再多也没有用。
那么我为什么会在那个时候就会批评“示范学校”？
我不是教育学者却一直在认真学习教育，观察研究中国教育问题；我是站在体制外，社会底层观察教育，视角不一样；更重要的是那时候我没有孩子在读书上学，如果我有孩子在上学，有可能也会跟风，千方百计地把自己的孩子送到“示范学校”。在我看来“示范学校”就是重点学校的另一个马甲，后来又换了一个马甲——星级学校。教育机关一边在批，在禁“重点班”、“重点校”，另一边又在搞“示范学校”，如是而已。
我是2002年9月开始在新华网发展论坛发帖子评论教育。9月30日我贴出一篇：《个性教育的一孔之见》提出：“‘示范学校’是向谁示范？”
我认为：“中国的地域辽阔，沿海和内地；城市和乡村经济差别甚大，不可能按一个模式办学校，我想根据自己的情况落后地区的学校也应当能办成现代学校。因此这种示范学校的意义究竟何在？”
随后在2003年2月24日我在发展论坛又贴出：《教育基准及思考》，这篇文章是解读薛涌发表于《南方周末》的：《美国教育：没有基准的优异［天下］》，以及2月26日我在一篇：《关于德育的思考》中都提出了公民教育的概念，许多年来我始终认为基础教育的宗旨就是培养自食其力的守法公民，这是首要问题，有了公民教育，选拔也就在其中。
我在一篇：《是谁要坚持“名校办民校”？》中说：“‘名校办民校’的问题，经济越发达的地区问题越是严重，因此并不是一个财政问题，而是一个执行《义务教育法》的法律问题，是继续制造教育不公的政府行政违规的问题。”而后“名校办民校”一直在政策面上被否定，而实际上一直就没有放弃过。
关于教师培养和流动我写过多篇文章，其中有一篇：《师范教育是发展教育之源》写于2003年6月，而这一篇是两年后在强国论坛重贴的。我对改革后师范教育实行收费感到非常困惑、郁闷，我觉得：“越贫困的地区、越是落后的地区越是缺少教师，国家必须拿出具体的办法鼓励师范毕业生到那里工作，这样才能改变乡村教育相对落后的局面，也才能让乡村的孩子享受宪法给予他们的权力——得到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这也是中国现代化的发展中至关重要的问题。”
去年我在多篇文章中阐述“知识改变命运”是一个伪命题。最近我写了一个微博：“我一直在说：‘知识改变命运’是一个悖论，通过这种途径命运改变了，最终形成的人格往往是不健全的，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改变身份，改变命运，命运改变了，往往就会止步，不再继续前进。”
没有教育公平，国民接受教育不是平等的，那么弱势，以及一些贫困的学生特别努力认真学习，成绩也优秀，驱动力是在力图改变命运，改变生存现状；经济条件宽绰家庭的孩子也有不少学习优秀，他们也在力图通过知识改变命运，其中不乏有许多孩子到国外寻求出路。当这种目标实现之后就会止步不前；当大学生的起薪和农民工的工资越来越接近，新的读书无用论也会再次抬头。“钱学森之问”是一个教育命题，如果没有教育公平，没有个性发展，没有公民的世界观、价值观的培养，再过几十年，“钱学森之问”仍然不会有答案。体制内的学者、官员有相当一部分人并不情愿触动这种体制，这是教育饱受诟病的原因。北京“两会”这次触动到了核心问题，确实让人振奋，而振奋之余，是不是就能推动教育的变革，现在这还是一个问号。
当社会一片浮躁，甚至作假成风，腐败问题严重，我们又怎样去面对今天的教育？去改革我们的教育？
我不是教师，却一直在关心教育，其原因我就不再赘述。这些年我所撰写评论教育的帖文受到了人民网，新华网，中国教师报的重视，特别是中国教师报刊登了我数十篇教育评论，为此我感激不尽。我很清楚，由于是在体制外说话，基本不起了多大的作用。但我一直坚信的是胡适的这段话：“成功不必在我，功力不必唐捐。”关注中国教育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个部分，继续努力做力所能及的事情，直至燃尽生命的最后热量。
二〇一一年二月十日星期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