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三农”问题研究的先行者。上世纪末，他和业界学者将农民、农业、农村三者有机联系在一起，集体创造了“三农”概念。他申请成立了中央党校“三农”问题研究中心，从此揭开了中国“三农”问题研究的序幕。
他是“三农”政策制定的参与者。他多次参与、起草有关“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他跑遍全国30多个省市自治区，调研“三农”问题，并通过内参向中央和涉农机构反映调研情况，为政策层提供参考信息。
他是“三农”事业发展的推动者。他将一生大部分时光献给了我国“三农”事业，他早在2001年就提出“去费免税”的建议，后被中央采纳，2006年全国废止农业税，延续了2600多年的“皇粮”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他就是中央党校原校务委员、组织部长、三农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张虎林教授。
“三农”问题是整个国民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础，是人民政权建立和稳固的基础。如果“三农”问题解决不好，其他任何问题都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张虎林对“三农”的重要性有着深刻的体会。
1998年开春之后，年过花甲的张虎林教授在中央党校与中南海、各涉农部委之间奔波忙碌。
怀着对农民深厚的感情和对“三农”问题的长期关注，张虎林想以中共中央党校为基地，申请成立中共中央党校“三农”问题研究中心。
此前，张虎林一直没有机会在农口单位工作，但他已经是在“三农”问题研究领域和政府领域能够自由转换身份的专家。上世纪80年代初的5个中央“一号文件”起草工作，他都参与其中而且唱主角。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与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等各涉农研究机构和部门的教授专家一起，集体倡导研究中国农村经济学，从此开创了研究区域经济和县域经济的先河。到九十年代，我认为农业、农民、农村是一个有着内在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故提出了“三农”概念，后来就想成立一个三农问题研究中心，为此我拜访过很多领导同志和业界专家，各部门领导没有一个是给我泼冷水的，都非常支持。”谈及研究中心成立前后的细节，张虎林记忆犹新。
1998年底，中共中央党校“三农”问题研究中心成立，张虎林担任主任。这是我国第一个把“三农”问题作为课题进行系统研究的机构。次年，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为时3天的“三农”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全国性研讨会，从此揭开了中国“三农”问题研究的序幕。
此时，“三农”问题已经在学界得到充分的重视和研究，但是在政府部门中重视仍然不足，存在一种农业问题很好解决的思想。“在2003年之前，关于农业也好，农村也好，真正关心这些的是农口单位，涉农部门，大概也就二十几个，而那些不涉农的部门是不怎么关心的。”张虎林回忆说。
在张虎林看来，“三农”问题是我国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解决“三农”问题影响到方方面面，光靠农口是不行的，只要是国家机构、是共产党员，都要为“三农”问题出力。他把自己的观点写成理论文章，通过《“三农”研究参考》内参的形式向中央反映，并在各种重要场合宣讲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性。
2003年，张虎林向中央提交《解决“三农”问题需要调整好政策》的报告，提出“三农”问题是整个国民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础，是人民政权建立和稳固的基础。
同年，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这被业界认为是解决“三农”问题进入到一个新时期标志，或者说进入一个新农政时期。
从2004年开始到现在，中央就“三农”问题连续颁发了8个“一号文件”。中央一直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整个经济工作重中之重。至此，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性，才真正在国家政策层面得到具体的体现。
“费改税”在一定程度上是将乱收费合法化，农村应该全面实行“去费免税”，由此产生的财政缺口，由中央财政承担，真正解决长期在农民身上的负担。——张虎林对农民有着矢志不渝的情感。
“三农”问题研究中心成立以后，张虎林经常到基层调研，他还组织中央党校内教师、校外专家、实践者给中央提建议，如实地、客观地通过《“三农”研究参考》内参反映情况。
张虎林在调研中发现，在全国范围内农村税费项目繁多，农民负担沉重，而且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明显。以广东省为例，2000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人大幅增长7%，而农民的收人增长幅度持续下降，人均收人约3654元，仅增长0.7%。
我国推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与国家、集体的利益界定，主要是通过农业税及相关费用来实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利益分配关系已经与现实情况严重脱节。为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规范农村收费行为，中央明确提出了对现行农村税费制度进行改革，当时一个主要想法是在农村实行“费改税”。
在2001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小组会议上，张虎林对此表示不赞成，认为“费改税”在一定程度上是将乱收费合法化。他提出在农村应该全面实行“去费免税”，由此产生的财政缺口，由中央财政承担，真正解决长期在农民身上的负担。
但是2001年中央财政收入不到1万亿元（9174亿元），而“去费免税”产生的财政收入缺口可能达到1500亿元。由于中央财政紧张，“去费免税”未能实施。张虎林对此耿耿于怀，但随着全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家财政收入的提高，全国范围内实现农村“去费免税”成为可能。
2002年，中央进一步明确了农村税费改革的主要内容，全面推行“三取消、两调整、一改革”。2003年中央工作会议，对农村的税费问题作了重大调整，继续减轻农民负担；2004年温家宝总理宣布，我国五年内取消农业税。
2006年，我国全面停征农业税，延续了2600多年的“皇粮”从此退出历史舞台。与税费改革之前比，当年减轻农民税费负担1200多亿元。
农民工对城市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特别是大城市，离开了农民工就很难运转了，包括卫生、城市的发展，农民工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张虎林充分肯定农民工在城市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
随着对外开放和城市改革的深入，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对劳动力提出了旺盛的需求。城市与乡村的矛盾日渐突出，跨地区流动就业的农民工队伍迅速壮大，由此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凸现。
张虎林开始关注并研究农民工群体和问题。他认为，农民工为城市创造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但他们的社会保障问题却一直无人问津。出问题的也是这方面的问题，农民工遇到不公正的待遇，所以就不稳定了。
2008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率领中共代表团抵达河内，对越南进行友好访问。张虎林是访问团的成员中年龄最大、唯一不在职的退休专家。他还受邀参加中共和越共两党的理论研讨会，在研讨会上围绕我国农民工问题做了主题发言。
张虎林仍然记得当年主题发言的大意：农民工对城市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特别是大城市，离开了农民工就很难运转了，包括卫生、城市建设，农民工都作出了很大贡献。
他从经济发展规律的角度剖析农民工现象：农民工的出现实质上反映了农民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从农村向城镇转移的经济发展规律。农民工从农村、农业转到非农产业是客观趋势，是我国经济发展必然要经历的一个阶段。
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这是党的文件中第一次使用“新生代农民工”这个词。
在文件公布后不久，张虎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传递出中央对约占农民工总数60%的“80后”、“90后”农民工的关切。他再次呼吁，在城市发展过程当中，政府要把农民工的就业、待遇、孩子、居住，包括社保等问题解决好，创造条件解决这些问题，善待农民工。特别是城市管理者要善待农民工，从体制和实际上为他们解决一些问题。
记者手记
一个仲冬的午后，记者如约走进离中央党校不远的一处四合院里，院子干净古朴。正对入口的门帘开启，张虎林教授身着灰色棉袄微笑相迎。门帘边的墙柱上挂着几串大蒜，此时阳光散在脸上有一丝暖意。
屋里堆放着各类书籍和杂志，墙壁上悬挂着张虎林教授出席各种重大活动的照片，其中不乏他和胡锦涛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合影。
简单寒暄后，主客落座在功夫茶台的两侧，张老一旦话匣打开，就娓娓而谈，言辞平缓而庄重、逻辑清晰而缜密、思想开放而深刻。
一个下午的采访中，张虎林教授从自己与“三农”结缘谈起，系统介绍了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10年来农业政策调整、增加农民收入、农民工待遇等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并探讨了当前“三农”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言语间，无不凝聚着他对农民疾苦、农村现状和农业前途的关注和忧思。
“如何解决‘三农’问题？现在中央从政策上提出了一些解决的办法和指导思想，但是要落实下去不容易。特别是对‘三农’的投入，要想落到实处就必须拿出大笔资金。现在中央对‘三农’的投入还远远不够，之前欠下的‘债’太多。”说到激动处，张虎林教授毫不掩饰自己的担忧之情。
老骥伏枥。现在已经70多岁的张虎林教授，仍然把主要精力和时间放在“三农”问题研究上。他还经常深入基层，参加各类农研活动，调研“三农”问题，并通过各种途径向中央决策层提供政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