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几篇文章，都与科斯及其“思想市场”的观点有关，但科斯在《财经》祝词的讲话更多的是一个愿望与祝福，而不是思想本身。

　　思想市场这个提法与市场的概念一样，是一个并非定义清楚的观念，而是充满了分歧的意见，分歧的产生在于市场是否就是指自由市场，即在于对市场这个概念的基本定义与理解，或者说态度与立场。

　　敏锐的读者可能已经发现，当我们说市场的概念不仅涉及到定义，而且与立场有关时，意味着市场这个概念并不是一个现象或“客观事实”。

　　以欧洲工业革命后的资本主义历史来看，在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新加坡、香港等这些自由市场经济代表的国家或地区，可曾有过一个“标准的”自由市场？如果考虑二次世界大战及其中间的二次全球经济危机，自由的市场在二战之前根本没有存在过。

　　二战结束后进入的冷战格局下，即使不考虑西方企业70年代后开始的全球化，西方社会也不能说就是自由市场主导的经济形态。美国着名的军工利益集团、华尔街的金融集团、盎格鲁-撒克逊后裔权势集团、犹太金融集团、美国工会集团等，都体现了美国的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科斯的产权经济学（也有称交易费用经济学）的基础之上----美国国家政策、政府公共管制、利益集团等都是通过法律（美国的立法是指国会法案与法院判例等的综合体）的博弈，调节经济关系与经济运行----这显然不是亚当-斯密的基于分工的由看不见的手调节的自由交换的市场经济。

　　科斯经济学强调市场的机制，是通过立法形成规范的经济制度，与我们通常认为的“自由市场”在概念上差异极大。简单地说，制度经济学派强调的是产权、交易费用、制度、立法，而不是某种不受法律、国家政策（政府管制）约束的自由市场。

　　制度经济学将任何一个利益集团都当做参与政策博弈的力量，市场经济与开放社会是为这种博弈提供了一个自由表达与公共选择的体制，这是制度经济学的市场自由概念。

　　从这个角度看，制度经济学的真实底牌，是“市场不自由”：没有任何利益集团可以独自或代表----除非投票做出授权----其他利益主体做出选择，包括政党、国家机器、政府机构等。

　　这个市场不自由指什么？

　　按照制度经济学的逻辑，是指起点不自由，也就是机会、资源的不自由。制度经济学的基石是产权，产权岂不就是私有财产的法律权利，即由1789年法国大革命《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明确表述、源自1100年英国亨利一世“自由宪章”（Charter of Liberties）的基本信条：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

　　市场不可能是“自由”的：基于平等人权的市场经济体制，是禁止任何人特别是国家权力非法剥夺或侵害他人财产权等一切权利的体制，怎么会有起点的自由？

　　市场经济的自由指的是交换的自由吗？交换也不是随意任性的，比如毒品、人口等交易，即使是非违禁交易的产品，又有多少自由呢？比如进场费、关税等就是一种阻碍自由交易的制度，未按法律及法定程序订立的契约也是非法的。交换显然也不是双方同意即可以自由交易的。

　　起点不自由、交易不自由的市场体制，更不会导致结果的自由及满意。即使市场的结果不是完全的零和游戏，离结果公平或平等也很远，或者说根本不在市场的概念逻辑里。

　　这样一个不自由的市场，为什么还值得人类去追求与扞卫？

　　原因很简单，因为人类至今的所有社会实践与经验表明，市场机制----不是自由市场----是最不坏的一种制度安排。

　　这个市场机制是什么？不是私有财产权利的任意性，而是基于天赋人权与生而平等两大基石之上的市场选择机制----一人一票、少数服从多数的政治-法律体制！

　　起点、交易乃至结果都不平等、不自由，怎么办？

　　可以通过利益组织、代表选举、国家及政府首脑选举，制定约束资源优势集团的法律或政策。再强大的财团，即使具有隐蔽而巧妙地铺设“代理人管道”，也必须通过“操纵”一人一票获得权利的保护或合法行事授权。

　　正是有了禁止了一切非法剥夺、侵占人权的基本原则，强者与弱者、富人与穷人在市场的投票机制面前获得了平等：一人一票制，排除了以权力、职位、财富、教育等各种社会不平等带来的自由选择的不平等。

　　由于权力、官职、武力、财富、教育等资源的不同，使一群“社会精英”具有决定大多数“乌合之众”吃喝拉撒、喜怒哀乐自由的，是各种类型专制体制的出发点，尤其是思想出发点：比如暴民、民智未开、小民见钱眼开（“能够用钱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等各种看似精巧深刻的思想。

　　市场体制的确不是自由的体制----在一般理解的自由意志的角度上看上。市场在体制上---即法律制度与程序上---就杜绝了任何以权力、财产、教育等优势，不经法定程序行使自由意志的权力；市场竞争本身的残酷性，让自由狂想、任性妄为变得于己不利；而思想市场，也保卫了公众“乌合之众”在观念上的判断权与选择权；那些以为自己的话“天然合理”的言论，会反过来伤害到话语者的“不坏金身”，比如达芬奇的眼泪、马云的纠结、余秋雨的暴民论等。

　　让我们总结一下“市场”这个概念的核心内容：

　　市场的基石是人权与平等，每个人（或者说公民）都只有一票的选择权。市场体制的核心逻辑是少数服从多数，即通过合法的程序进行的投票选择，作为争执事项的合法性依据。

　　有了上面两个基石，市场体制的核心就是科斯经济学的主张：国家、政府乃至所有的组织形式，都是为了降低行使上述基本人权的障碍。这个人权不仅包括不平等出发点“可以”获得的利益，而且包括天赋权利概念下“应该”平等分享的利益。

　　也就是说，市场绝不是允许任何类型的资本任意妄为，而是对一切任意妄为的约束；市场不是因为承诺财产权就认可任何形式的不平等，而是凭借平等人权的理念要改造社会的不平等现象，包括教育、就业、迁徙、报酬、福利、分配等所有的人权与公民权。

　　要说市场是一种革命性体制，那就是体现在这里：市场要革的是专制、不平等的命；思想市场也是一种革命性观念，要革的是精英主义及个人崇拜的命。

　　有没有公众即大多数人自由选择的权利，由公众、特别是被部分“精英”认为贪图小利、目光短浅、容易暴乱的乌合之众的“神圣一票”来决定最终的选择，才是市场体制的本质，而不是社会财富是否全部私有化、国有企业要全部取消等“自由市场的逻辑”。

　　市场体制，不仅仅是一种经济体制，也是政治体制，思想体制，以及国际交往体制。在中国建设市场体制，同样需要在经济、政治、思想、国际关系等各领域里确立市场体制的基石：人权与平等。

　　这两个原则被启蒙运动（从英国到法国到美国）宣布为“天赋”、无需证明的真理，这就是一种立场，失去了这个根本立场，就很容易做出与市场的真正逻辑相反的判断或主张，而这些错误的思想及其政策、体制，是市场及开放社会的敌人。

　　思想市场不能禁止“为富人说话”、主张国退民进的自由主义逻辑，强调资本（金融）自由却不谈资本（金融）责任的单向性观点，以及各种剥夺“乌合之众”选择权的深刻见解。

　　每一个人，特别是不拥有权贵、特权不平等权利的人，有必要警惕这些违反市场体制本质的思想催眠，这意味着乌合之众们将继续陷于两种选择：变成权贵或特权者，或者继续做“暴民”。

　　我不相信这种二选一的永劫轮回是中国人的命运，更不相信它是“乌合之众”们的人生前景。不自由的市场体制，而不是自由的财产权利体制，才能给社会里的每一个人带来尊严，因为这种尊严是基于天赋人权之上的市场机制的产物。

　　这就是对不自由的市场还会具有信心的原因，因为这种信念就是一种力量，是这些看似无解的“二选一循环论、命定论”的解毒剂。

　　市场给了我们改变所谓历史的周期性轮回、超稳定结构、民智不足与言民主及自由等各种宿命论的机会，市场也同时给了每一个人改变自己人生轨迹的机会。

　　市场体制是一种进化而不是宿命的社会法则：起点不决定终点。更好未来的决定权，取决于每个人的选择，而不是现有的一切。

　　这就是市场体制的伟大之处。中国过去30年的成就，反映着市场体制的力量，尽管这个进程还没有结束。

　　市场不自由意味着市场需要规则，而制定市场规则，是市场体制对每个从专制传统中走出的社会的考验与挑战，因为不存在可以“全盘山寨”的市场体制。

　　从市场观念到市场体制，不是一个简单快速的过程，市场体制会受到各种精巧的敌人或迷误思想的挑战。歌德《浮士德》里描述的欲望--拯救主题，反映了“自由人”的可能歧途：人在奋斗时难免迷误，但人性的力量使人终将得救。

　　市场的“自由”是一种承认他人权利的有边界的合法性（规则化）的自由，没有规则或损害他人权利的自由权利，是伪自由、真专制的温床。

　　市场及思想市场，不是禁止错误的行为与观点，而是将判断、选择对错的权力交给一人一票的民主机制，是相信“乌合之众”或许会被误导与蒙蔽，但终究会做出清醒、正确的判断与选择，只要这种投票权始终在“乌合之众”的手里，任何以“可能”出现错误剥夺投票权的言论与制度，都是假市场、真专制。

　　严复将约翰·穆勒《自由论》翻译为《群己权界论》，实在是对“Liberty”这一概念信达雅兼备的精准译名。严复之所以不选择简单的自由做中文译名，正是看到中国文化的语境里对自由的理解，很容易滑向现代启蒙思想里自由概念的反面：任意妄为、没有是非、不讲规则。

　　即使在今天，中国人对自由、民主、市场、人权、平等、契约等现代启蒙思想的基本内涵与内在逻辑是否清晰了呢？从各种自由市场派（张维迎）、精英公知分子（老的如余秋雨、小的如韩寒）的雷人雷语里，我们没有看到这些现代启蒙思想的观念与逻辑，得到了正确、清晰的认识。

　　现代启蒙运动所形成的市场观念体制，既不是从希腊罗马中世纪的市场里诞生，也不会从中国式的清明上河图的市场里诞生，市场观念是17世纪以来500年现代启蒙思想的独特产物，这个观念从诞生的一开始，就跨越了国家、民族、种族、文化。

　　21世纪坚持现代启蒙传统的思想家，从西欧、北美延伸到俄罗斯、东欧、中东、以色列、拉美、南非、印度、东亚、中国等，已经是全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是一个全球化、共富世界的奠基石。

　　中国要为这个普世价值作出有价值的贡献，需要警惕各种精妙的、高深的为专制辩护的说辞。中国思想中专制思想的毒太深了，以至于立场稍有滑动，专制思想的调调就跑了出来。其中，精英主义的自以为是，与专制权力的唯我独尊，是一个“连体人”，两者的本质血脉相同。再高的学问、再多的知识，也不会改变立场错误必然滑向专制思想的“观念路径”。

　　专制及专制的各种思想，没有给后代任何有价值的精神遗产，而是留下了冷漠、沮丧、嘲讽、颓废、穷奢极欲、醉生梦死等各种或黑暗而绝望、或浮华而腐化的负面思想与情绪。

　　在中国社会面临转折的时刻，思想不是可有可无的帮忙、帮闲、帮凶、扯淡（鲁迅语）的四类角色，而应向启蒙思想家看齐，成为推动社会进化的精神力量----谁不是在观念的主导下行动的呢？

　　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未必总是枪杆子决定未来，观念同样可以决定未来。国家、组织、个人的转折，也是如此。

　　革命不是应不应该、想不想的问题，革命首先是一种基本人权，反抗暴政的权利；其次在专制体制下，革命才是一种必然。

　　市场体制下实现的民主，才不会有革命。人类历史到今天，只有被专制催眠的暴民，从没有一次市场体制下做出了革命（暴力夺权）的选择。真民主就不会有革命，革命恰恰让所有人失去选择的自由。

　　市场体制，是保卫民主、保卫自由、不发生暴力革命的真正解药。市场的观念体系，是社会和谐、群体和谐、个人进步的精神驱动力。

　　一切源于市场的基石。

　　没有上帝、没有真主、没有佛、没有天，没有神仙皇帝，没有救世主，这个基石是推动人类进步与进化的现世的信仰。

　　解毒启示录：人权与平等是市场逻辑的基石。有了这个基石，我们才能真正尊重他人，认清自己。对他人的基本立场，不仅涉及到对社会的信念，而且决定着个体心灵的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