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直以来都是海外基金会重要的捐赠目标国，大量中国非政府组织及其项目受惠于海外基金会的支持，其对中国公益事业的贡献不容否认。但在长期的跨国合作中，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和海外基金会之间的一些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这些问题不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跨国公益合作的实际效果，同时也对双方的慈善文化和慈善伦理发展有着直接的负面影响。

　　根据安子杰等学者的最新调查，海外基金会对中国的捐赠存在重大的结构性问题。以美国基金会为例，其从2002到2009年对中国捐赠款项中的86.01%给了学术机构、政府机关以及官办组织，草根NGO只收到了5.61%的捐赠金额。同样的情况在其他国家的捐赠过程中也大量存在。

　　问题的产生当然有制度落差的原因：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捐赠者一般不能直接向外国非营利慈善组织捐款并获得免税资格，而必须通过基金会。而基金会对捐赠对象的管理、财务、非营利状况、目标、计划和赠款使用方法都有严格的要求。对于我国大部分民间公益组织而言，严格的会计制度、内外审计制度、财务公开制度以及年度季度财务预算制度都难以达到合作要求，虽然其做的是第一线的公益工作，所以海外基金会更倾向于和有政府背景的机构合作，甚至直接捐钱给政府。在这里，国与国之间的制度落差极大地降低了跨国公益效率。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其实海外基金会在中国所遇到的捐赠困境和中国本土的基金会所面临的困境是一样的。中国最具影响的慈善主体也同样是少数规模宏大的官办公募基金会和官办慈善组织(所谓“GONGO”)，计划经济和行政垄断的历史直接影响了中国公益事业的结构，使得跨国公益的中国合作方的范围变得狭窄起来。

　　由于制度落差所造成的海外基金会向中国NGO捐赠的不平衡性，使得中国的公益事业发展受到某种程度的扭曲。现阶段中国的公益组织资金来源极为有限，经费不足对于中国草根慈善组织来说更是一个相当普遍和非常严峻的问题。在此种情况下，来自海外的资金是某些慈善组织有效运行的关键因素，是实现其运行目标的根本保证，但海外基金会的捐赠去向却没有太多地惠及这些组织，而是通过对官办组织的捐赠而直接增强了这些垄断型组织的能力，强化了政府和官办机构的慈善垄断地位。也就是说，海外基金会挑选捐赠对象的标准有可能直接影响到中国NGO的发展方向。

　　同时，捐赠去向的结构失衡使得海外基金会帮助中国解决最迫切问题的想法落空，很多跨国公益项目达不到应有效果。更有甚者，一些得到海外资助的项目走向了公益的反面。在2011年，国际艾滋病组织取消了对中国艾滋病组织的捐赠，原因是它们的艾滋病防治工作并未落到实处。在批评这些行政化倾向严重的组织的同时，国际捐赠者也要反思，是什么因素使得他们十年如一日地支持这些组织？当初挑选的标准是什么？后续的监督为何无法进行？为什么在中国还有大量服务于艾滋病群体的草根组织得不到足够的资金支持？

　　对于跨国公益中这些问题的形成，中国政府和海外基金会都应反思自身责任。中国方面应该反思的是如何破除慈善垄断，给众多民间公益组织以公平竞争、公平发展的机会——— 民间公益组织如果能够在国内得到机会均等的发展，其得到海外基金会捐赠机会的增多也就顺理成章了；而对海外基金会来说，需要反思其捐赠战略在中国的水土不服，需要以更扎实的工作挑选和培育负责任的民间机构。在一个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的复杂世界上，我很期待通过增进组织间相互理解、填补国家间制度落差的方式来改善慈善资源、公益能力和公益理念的跨国流动，进而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促进“公益全球化”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