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是《重温科斯---未被遗忘的时光》一文思考的延续，并以此文向科斯《企业的成本》致敬。《解毒》希望将思辨赋予轻松的风格，但这篇文章做《解毒》正式开场，似乎又无法拒绝，我自己评价这是2011年最满意的一篇文章。
把道理说到如白居易诗一样妇孺皆知，是一种追求，却也不尽然。赵汀阳先生说：深入浅出，把深刻的说成浅显的，这个要求其实有些可疑，因为哲学的深刻不在于语言的晦涩，而在于问题的艰深。晦涩的语言可以变成清楚的语言，但艰深的问题不可能变成肤浅的问题。----智人一句话，省却三年思。我还是会努力让《解毒》的语言清楚明白，透亮到没有杂质。
微博上总结了一个2011年十大热词榜单，排名依次是：HOLD住、乔布斯、高铁、地沟油、校车、郭美美、伤不起、PM2.5、谣盐、占领华尔街。我在微博上点评：占领、抗议者：这是2011年的世界关键词。中国的关键词只有一个：微聊------全中国都在微博上无聊地聊天。
无聊地聊天只是说了微博的一面，微博的另一面是，2011年中国社会最重要的事件，都与微博有关，微博有些意外又并不意外地扮演了中国社会民间舆论聚焦点的角色，这是中国传媒历史的第一次。
博客让每个会写字的人都变成了作家，博客有粉丝如博客女王徐静蕾，博客可以绕开正规舆论阵地，但博客的社会扩散效应，仍然需要通过正规媒体才能放大。微博在两个方面改变了博客的问题：微博是一个所有参与者“无限互联”的平台，微博不需要传统媒体包括互联网站点转播就可以直接形成“舆论云”。
简单地讲，有了微博，真理与谎言都有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快速传播的平台。所以，不难理解，按照中国人“厌恶混乱”的思维定势，有关部门开始加强对微博的监管，比如实名制、辟谣中心、拉黑等，其实最厉害的控制都没有说：关键词过滤，这是在源头直接消灭发言权的技术。别人刀光剑影，哪有挥刀自宫来的精准？
中国人是最好学的民族，百年来，中国人终其一生都在如饥似渴地追求国强民富的真理，即使曾经有过被蒙蔽、被操纵的癫狂时刻，也不是否定渴望学习的理由，更不应指责怀抱良好愿望的群众为“群氓或乌合之众”，需要指责的是阴谋与无耻，而不是无知或错误。
这个道理本来不难解析，但将群众指为暴民或乌合之众是不少精英的思想习惯，一不留神就表现出来。这种精英主义的思想怪癖，是中国传统思想里一个潜伏很深的病毒，稍有诱因，这个病毒就会泛滥。
比如对中国企业家花高价参加刘一秒、聚成、汇聚等培训持否定态度的专家、媒体，我觉得犯了一个基本的思想立场的错误：不管刘一秒等内容对错与否，中国企业家有这样如饥似渴的学习需求，是首先需要尊重，其次需要关心的问题。
解除或检验刘一秒等“中国式培训”是非真假的途径，不是否定、批判，而是让它暴露在市场里，由所有感兴趣的人评议，让消费者（企业主）自己做出判断与选择。
古今中外无数思想蒙蔽的案例说明，神秘化、小圈子、封闭是思想蒙蔽的三板斧，即单向度的信息灌输才会造成单向度的思想，一个开放、自由的环境，从来不是阴谋家欺骗大众的舞台。
与中国商界对中国式培训的纠结态度一样，在几乎所有的国际、国内热点话题领域，平时高喊包容、自由等先进思想的人，都有可能滑向激烈的全盘否定者。
此处不想解剖激烈否定者背后的各种动机，只是我忽然间感到我们百年来最大的思维误区：中国人是否缺乏对他人的尊重本能，一种经由历史积淀的文化本能？
使用尊重一词并无道德含义，而是我们会发现缺少尊重，是我们否定一个事、一个人、一个思想、一句话的最本质动因。
尊重的对立面不是不尊重，而是不包容。
尊重他人并非要求你认同他人、听从他人，而是要你容忍与你的观念、价值观不同的人、事、观点，这就是包容。
从尊重出发的结果是导向互相包容，从不尊重出发导向的是激烈的否定----这种激烈的否定很容易与权力结成联盟，因为权力天然喜欢独裁，独裁天然喜欢独断论的思想，不喜欢包容。
当我想到这些的时候，忽然“第一次”对中国人最自豪与向往的诸子百家、百家争鸣的思想黄金时代产生了质疑：百家争鸣这个遗产为什么从来没有在中国历史上结出有效的果实？中国历史上的历次百家争鸣为什么都以乱世为背景、以专制为收场？
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最后以“百代都循秦政制”结束；汉代早期的私学放任学风，最后由最有学问的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罢黜百家；魏晋风流以嵇康被杀、三家归晋落下帷幕；唐宋元明清，统治者学会了科举制，教育变成权力的敲门砖，不管你外儒内法还是儒道佛一体，思想（儒生、僧人、道士等）就是皇权的戏子。
思想的最大价值，就像《大红灯笼高高挂》里那样，体现在被老爷（权力）的宠幸，否则就一文不名，能落得个“落魄江湖载酒行”而不因文字狱被抄斩“十族”（明代方孝孺）已是幸运，即使民间的异端言论也要被绞杀（如非孔的李贽）。
为什么2000多年来中国文人渴望的思想自由、百家争鸣，最后都以唯权力是从收场？
我觉得不能将责任全部推给统治者、掌权者，难道不正是文人间的不尊重，才造成了只有一有机会，任何一个得到权力宠幸的思想，都会对异己思想否定、压制、批判、“洗澡”最后到举起屠刀？
最近兴起一股抬高胡适、林语堂，贬低鲁迅的潮流。如果是欣赏胡适等的思想及趣味，这无可厚非，但喜欢胡适就要以贬低甚至贬损鲁迅为参照，这就是不得不辨析的事情。
鲁迅之被当做党的盟友，是鲁迅去世的1935年前，共产党是被蒋介石围追堵截要绞杀的进步的政治与思想力量。蒋介石的一个党、一个领袖论，道统论，攘外必先安内论，正是专制传统集大成的表现。鲁迅对时政的批判是对专制的批判，与胡适、林语堂、周作人等的论战，不是个人性格的怪癖或冲突，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的思想信仰的争论。
张元济1930年在写给胡适的信中说：“人人都想做孔子诛少正卯，又要将那两千年前的故事扮演一回，恐怕革命成功之后，统一专制局面又要回来了。”
鲁迅的所有文章，没有一个字是在为专制，哪怕是代表正义的专制赞美、辩护，而胡适、钱穆、林语堂等人的思想核心，本质上仍然是精英主义的论调：在他们的思想里，群众总是愚昧的，需要一个智慧的领袖教育、领导、统治，甚至将柏拉图《理想国》的哲学王作为“外援”。
胡适等虽然学富五车，见识未必比一个简单的平等主义者更高明，他们被启蒙运动启蒙，却在法国大革命面前转向，没有看到西方启蒙运动不仅是一个“遗产”，而是一条奔腾500年的新思想传统。
17世纪开始的西方启蒙思想，从洛克、休谟、阿克顿、卢梭、孟德斯鸠、托克维尔到近现代的法兰克福学派、年鉴学派、制度经济学派、解构主义学派，包括罗尔斯、哈耶克、波普尔、贝尔等，已经全面、干净地摧毁了所有专制政权、独断论思想的合理性。这才是真正的启蒙传统，他们却都选择了“告别五四”的德先生、赛先生（民主与科学）。
如果我们看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包括社会、政治等）的差异，启蒙精神形成的西方思想传统，才是世界历史文化里的第一次：延续500年对专制、蒙昧、独断思想的持续批判，所谓世俗化的普世价值观，正是指这条启蒙思想新传统所孕育的果实。
我们从这个大历史的视角在看中国文化传统，以及西方启蒙运动之前的思想，无不在基因里天然包含着“我花开后百花杀”的专制与独断的心态。
专制权力最不需要的就是思想自由，宗教崇拜也讨厌被质疑（所有的宗教都信字为先），统治者觉得乱、闹心、吃饱饭没事干瞎折腾----这种心态难道不正是源于对他人的不尊重？即使是以更智慧、更正确的的名义，就有决定他人自由思想甚至错误思想的权利吗？
我们都听过“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句名言，但真到思想与权力结合了，无不以各种方式“消灭”异己观点的声音。通常的理由无非是为了某个目的：比如效率、组织、领导权威等等。我们会发现，百家争鸣这个传统，在这套取缔异己的思想逻辑面前，毫无抵抗能力。
中国知识分子将这种现象归因于强权，归因于不民主的政治体制。
思想（言论）不能自由，当然与政治权力相关，正如前面所说，专制权力具有天生的嗅觉找到独断论思想的小妾。但是，即使取消先民主后集中这一条思想统一路线，中国的百家争鸣也不会导向共识的形成，而只会变成思想的持续混乱，最后被别有用心者如特别是外来侵略者所利用。
这是什么意思？
百家争鸣本身不能带来社会共识，因为缺乏形成社会共识的机制，最后只有以强权作为思想的裁判者。
社会共识是国家、民族独立的支柱，如果没有社会共识，国家、民族被奴役，那么思想自由不自由还有什么意义？
思想自由的本质要求彻底的相互尊重，没有任何形式的奴役强制----思想自由不应容忍本族的专制权力，更不能容忍外族的侵略权力----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胡兰成式的“人文”思想或情怀毫无价值的原因。
既没有奴役强制，又能形成社会共识，这种思想如何可能？
李泽厚在1987年《中国现代思想史论》里总结了中国现代史的纠结：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而且最后是救亡压倒启蒙。20年后，李泽厚以“告别革命”来解决中国历史“启蒙与进步”的二律背反课题。
中国人不革命，就可以有思想自由了吗？改良定于一尊就可以实现永久和平了吗？给所有人发言的机会，就是回到百家争鸣的盛世了吗？
基本事实是，人权是不可以被权力随意限制、缩小、圈定的。天赋人权思想，就是平等地、不增不减、不偏不倚地让所有公民拥有同样的权力，精英与村妇的基本人权，没有任何差别。人权不是多与少的问题，而是有或无的选择。
将人民有持枪权、起义权、反抗暴政权写入宪法的国家，从来没有一次群众集会变成打砸抢烧的暴动，反而是人民只有改良权、维护稳定权、做顺民权的国家，总是发生匪夷所思的人间悲剧与社会乱象。
根本的问题在哪里？
如果总是陷于自由与混乱、争论与分裂等二律背反的思想陷阱，中国思想界从根子上，就没有提供给开放社会、自由思想必须具备的“精神资源”：一个独断论泛滥的百家争鸣，最后的结果必然是拥戴新的专制政权。如果不能解决百家争鸣之后的社会共识，那么短暂的言论自由、思想解放如魏晋风流，最后一样以类似独尊儒术式的钦定意识形态收场。
有百家争鸣却无法形成社会共识，中国社会就难以摆脱“治乱相循”的内部自我解体。
中国历代王朝崩盘，无不从内部尤其是专制权力的核心层（实权与思想精英）先解体，最后变成要么内部帮派厮杀如北洋政权，要么被外族鱼肉如日本侵华。
中国的历史的最深刻教训就是，中国总是被内部最精英的人士搞垮。灭了明朝的洪承畴、吴三桂，灭了清朝的袁世凯、孙中山（孙中山也灭了袁世凯，以及中国2000年的皇权帝制），灭了蒋介石的李宗仁、傅作义。
自申侯引犬戎入镐京推翻周幽王时代起，中国王朝反复的历史无不是这个套路，“汉奸”（申侯是“周奸”）即内部人借助外部势力搞垮本国政权，也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传统。
中国有统一的种族、文字与文化，但从来没有社会共识，中国的历史，就是国家衰弱、文化强盛的历史。
今天中国站在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个美好时代，我们需要警惕，这个美好时光不是同治中兴的短暂曙光。
只有一个软弱、抒情、互相排斥的文化，没有强韧、自由、能形成社会共识的文化，国家的持久强盛，看来也保不住。
中国要摆脱“治乱相循”的历史怪圈，不仅要有强大的政权、武力、经济，更要重视社会共识的作用！
中国能否走向一个既百家争鸣又可以形成社会共识，既有思想自由又能保持国家强势权力的局面呢？
看到科斯提到的思想市场，我感觉恍然大悟：开放社会的基础是思想市场，没有思想市场，思想自由只有个体层面思考的自由，谈不上社会层面的思想自由。
中国历史从来不缺少个体层面的自由思想者，就是从来没有可以将自由思想转变成社会共识的社会层面的自由的思想市场。
中国缺的正是这种思想市场的体制、观念与信仰。
因为中国人“自然地”将思想市场与百家争鸣相类比，根本没有理解及认识到思想市场与百家争鸣的本质不同。
感谢百岁科斯的点醒：思想市场是解决自由思想与社会共识的最佳方法，自由的思想市场从来不会动摇社会的根基。
从百家争鸣转变到思想市场，或许是中国思想界最需要的一场“元启蒙运动”。
我们从以下三个视角解析、总结一下百家争鸣与思想市场的本质差异：
百家争鸣的基础是乱世，思想市场的基础是开放社会。
有人曾总结过中国社会的一个现象：“一抓就死、一放就乱”。中国历史上的历次百家争鸣正是出现在乱世，也就是没有统一的中央国家政权，春秋战国（诸子百家）、魏晋南北朝（竹林七贤）、五代十国（佛教道教）、明清之际（党社运动）、晚清（实业变法）、民国（现代思想争论）。凡是统一的政权最后都以各种理由、各种方式取消了百家争鸣。这是令人悲伤的“国家不幸诗家幸”。
西方从启蒙运动开始，解除宗教神权对思想的禁锢，宗教改革、法国大革命的暴力血腥与启蒙运动的“沙龙思想”，改变了欧洲精英阶层的意识形态，尤其是英、德、法、意等西欧国家的思想精英的价值取向。
法国启蒙思想在德国结出了古典哲学的果实，英国的经济学思想刺激了欧洲大陆政治经济学的兴盛，欧洲的启蒙思想最后结出美国式民主（美国宪法）的果实，跨越国家与民族的思想融合，为普世价值的基本理念奠定了基础。
从此，历经两次世界大战，专制政权与民主政体势不两立，成为西方普世价值观的核心，尤其在二战之后，自由思想、言论自由、开放社会共同形成了思想市场的社会体制与风气。开放社会通过民主的投票机制，在自由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社会共识，这是思想市场的法律体制。
西方大学独立、思想自由的结果就是，西方国家从来不禁止反资本主义的研究与思想，却没有妨碍西方社会通过福利社会的政策，已经改变了原始资本主义的很多社会弊病，甚至变成了“养懒人的共产主义社会”。
开放社会的思想市场，并不意味着乱世，更不会瓦解国家权力与社会的根基。
百家争鸣的目的是为了争“权”----思想的话语权，思想市场的目的是为了争“理”----认同并捍卫开放社会的基本价值。
同样是思想自由，在两种不同的体制----专制或百家争鸣与思想市场----下，就会结出不同的果实：百家争鸣，各家都在争权，希望自己的思想得到权力的青睐，让自己的思想成为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法家在秦国实现了这个目标，汉代在七国之乱后，看到初期奉行的黄老放任无为思想不利于皇权统治，汉武帝选择了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儒家也实现了这个目标。
就汉代而论，通过盐铁论、白虎观会议等的思想争鸣，选择儒家思想作为封建帝国的意识形态，已经是唯一的选择。
中国的传统精神资源只提供了两种集大成、系统化的治国思想：法家与儒家。秦政制既然被知识阶层整体否定，黄老试验又以失败告终，墨农兵名像个游侠、皆缺乏稳定的体系，确定儒家为正统水到渠成。
我们不必为此纠结。在西方的启蒙新传统树立前，欧洲也只能以选择中世纪的宗教神权结束社会分裂，古希腊罗马同样没有提供一个强大的民主社会的精神资源，希腊罗马的自由思想也一样以社会分裂及乱世为背景，以神权专制收场。
纵观世界“前现代”历史，缺乏思想市场机制的百家争鸣、自由思想都知识个体的自由，而不是现代开放社会所需要的自由思想。百家争鸣本身混乱社会、混乱思想的代名词，只要政权一稳定，独尊某种思想总是成为知识阶层的主流选择。
思想市场的争论导向是什么呢？
我认为最重要的不仅是形成社会共识的机制，而是所有的争论同时也都在捍卫开放社会、自由思想的基本价值这个“理”，捍卫奠定思想市场的体制、观念、信仰本身。
西方二战以来的所有社会、政治、哲学思想家，没有一个不以捍卫开放、自由、民主、科学等基本社会价值观为立足点。尽管有冷战、有意识形态分裂，但西方启蒙思想传统从来没有陷入思想的偏执或蒙昧，反而对冷战政策、专制及其辩护思想进行最强烈、最持续的批判。
西方的普世价值观，不是美国式民主，而是自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思想，尤其是开放社会、思想市场等观念与体制，包括绿色思想、生态主义、人道主义等，这些非意识形态化的思想是全人类的财富，是一个美好世界（地球）的奠基石。
为了避免语词误读，我称这一思想为西方启蒙思想传统。这个传统从17世纪起至今500多年，是一个越来越壮大的活的传统。
中国思想需要与这个优秀的思想传统对接，这就是中国思想走向现代、走向世界，走向普世价值。
百家争鸣的结局是思想与权力的结盟，思想市场的结局是通过民主机制形成的社会共识及权力合法性。
一切想通过与权力结盟获得话语权的思想都是危险的思想，与开放社会的基本价值相违，都是开放社会的敌人。
中国思想界，如果不将文化传统里的这种思想的媚权根基拔除，就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社会动乱的思想根源。社会共识的形成，如果还是通过权力，通过枪杆子，就永远不会有真正的社会共识，只会有社会恐惧与恐怖。
放在全球化与中国历史发展机遇的背景下，百家争鸣不再是中国思想“黄金时代的理想模型”，建设开放社会下的思想市场，才是中国知识阶层的历史使命。
思想只有拒绝了媚权，才能拒绝媚外、媚俗、媚钱、媚势、媚愚，思想界才能真正为全体中国人提供“无毒”的思想材料，才能成为平等人权的捍卫者。
警惕并反对各种独断论、定于一尊的思想，反对借助任何权力的思想操纵，是中国思想者的自觉与责任。
本文是对思想市场的进一步理解，还谈不上对思想市场的建设意见，也希望抛砖引玉，激发对思想市场的观念及中国文化的比较与反思。
思想市场的道路还很漫长，需要更多自觉的奉行者。就像提到的西方启蒙思想一样，或许这就是基于“中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形成的中国式启蒙思想的源流，科斯所寄望于中国的“思想创新”。
2012年，会是一个复杂动荡的世界，中国更要警惕各种偏执、专制的思想，也要警惕百家争鸣的专制逻辑与混乱本质，我们不能排除阴谋论的可能性。
中国需要自由思想，也需要社会共识，这个中国历史从没有解决的矛盾，只有通过“思想市场”才是真正的解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