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控制好市场节奏的前提下，允许人民币贬值是必须货币政策选项。尽管，在特殊情况下，我们可以为击溃人民币狙击而在“关键时点”与做空者对局，但总体上，必须允许人民币在“热钱外逃”的过程中贬值，否则中国经济将再次陷入被动。

　　央行在特殊时点上，比如人民币衍生品交割日之前压制空头，是那些试图通过做空人民币赚大钱的投机者亏损，这没问题。但是，我们不希望央行一味地在人民币该贬值的时候通过干预维系汇率的所谓稳定。因为，不能让做空人民币期货变成掩护现货出逃的工具。

　　更重要的是：如果现在央行一味维系人民币强势，势必需要收紧货币，而这样做的结果是：经济失速。

　　我们的确看到央行连续三周从银行间债市回笼1980亿元的货币，如果外汇市场是净投放过程（或说外汇市场是热钱流入状态），那我们恐怕还不能说这1980亿元是央行总体净回笼货币。但是，从今天的新闻报道看，中国国有银行12月前14天流失存款4000亿元。

　　加上存款基数扩大在12月份所带来的流动性收缩，这意味着，银行流动性在 12月5日“降准”之后，重新归于紧张。这一紧张也许有央行刻意所为的因素，因为要在货币贬值的前提下维系汇率稳定，势必大量投放外汇而同时收回人民币，这在客观上必然导致人民币紧缩。

　　但是，这样的货币收缩显然和中央稳定经济的努力相悖。如何平衡？央行必须再次“降准”，而从总体观察的节奏看，比较适合的时间点应当在12月23日。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前提：财政在商业银行的存款是否在年底大幅增长。如果，财政仅仅增加的是在央行的存款，那这个存款对货币市场而言是没有意义的；如果财政在商业银行存款真像一些媒体所说――增加1万亿，那“降准”将不会出现。

　　所以，12月23日“降准”与否，取决于财政在商业银行的存款是否增加？增加多少？

　　央行现在绝不可以继续紧缩，如果希望中国经济不至于落入当年“日本圈套”的话。前不久有国际机构指出：如果几个事件同时发生：一是中美爆发贸易战，美国对华征收所谓的汇率操纵惩罚税；二是美国以色列袭击伊朗，波斯湾被封锁3至6个月以上，国际石油价格上涨到每桶150美元，甚至是200美元以上；三，国际粮价上涨1至2倍；四，中国CPI上涨到10%至15%，中国楼市大跌50%以上。那中国经济完全有可能遭遇1990年日本式金融危机。

　　但是，它们认为这几件事同时发生的概率很低。我不这样看，我认为，这样的事情正在变成现实，而一些问题已将相当明显。比如，中美贸易战已经不是可不可能发生的问题，而是越演越烈的现实；中国楼市价格回落已经十分明显，动辄10%以上的落幅，正在逐步走向失控；石油价格和粮食价格大起大落，未来不确定已经成为共识；海湾局势也在日趋紧张。

　　这个时候，我们绝不可以因小失大。我们必须想一想，我们为什么当年要进行汇率改革，为什么要汇率形成机制逐步走向浮动。所以，不要因为要降低外汇储备，要抗击汇率狙击――这些相对细微的技术问题，而忘记大局。不规律地偶尔打一仗可以，但更重要的是，现在必须让中国的汇率政策变成无规律可循的迷局，同时保护国内企业不受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