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来，媒体上对“烟草院士”的讨论成了一大社会热点，批评者的矛头直指“烟草行业学科带头人”谢院士。报载，在2007年、2009年、2011年的三次工程院“增选院士年”中，谢的名字都列在有效候选人名单当中。历经三次考验，功夫不负“有心人”，谢今年终于得以入选。

　　谢院士是凭借什么样的科研成果得以跻身工程院院士行列的呢？据媒体披露：其一是卷烟的“减害降焦”，其二是“烟草香料”。把这两方面的成果整合起来，就是既要降低卷烟中的焦油含量，但又使低焦烟的口感与香气不变。

　　但是，如果以世界卫生组织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中的规定和国际上相关研究成果来作判断，谢的成果似乎与当今的国际共识相悖。《公约》第11条中专门指出：淡味、低焦油、超淡味和柔和等语言是虚假的和误导性的。国际上多项研究表明：吸极低焦油、低焦油和中等焦油过滤嘴卷烟的吸烟者死于肺癌的风险是一样的。“所有烟草制品，包括所谓的低焦油香烟，都是致命的”。“低焦油使吸烟更深，治疗更难，危害更大。”

　　从1999年开始，为了控制烟草对健康的危害，国际社会就着手制定有关“控烟”的国际公约。2003年，《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在第56届世界卫生大会上获得批准，并于2005年正式生效；中国则在2005年签字缔约。截止到目前，全球已有171个国家在《公约》上签字，承诺履行《公约》提出的控烟条款。

　　但是，在当今世界上，中国仍然是第一大烟草生产国，并由此而多得了好几个“世界之最”：世界上三分之一的烟民在中国，人数高达3.5亿之多；中国有超过5亿人的健康受被动吸烟危害；中国每年因与烟草有关的疾病而死亡的人数在100万左右；每年还大约有10万人死于与被动吸烟有关的疾病。为此，日前《公约》的缔约国大会评定：中国的控烟成绩仅为37.3分 居171个缔约国最后几位。同时，因“宁要漂亮的烟盒，不要公民的健康”而获得“脏烟灰缸奖”。以上种种，都大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

　　在中国，“控烟”为什么如此艰难呢？以下的数字也许道出了其中的奥妙：据国家烟草专卖局公示，2009年，中国烟草行业实现工商税利达5131亿元，占全国税利总额近10%。其中，云南、湖南、贵州、河南等省的烟草税利都占到全省税利总额的两位数以上——“归根结底，控烟难最主要难在了钱的问题上。”

　　联想到计划经济时代有个关于戒烟的笑话：妻子为了劝丈夫戒烟，想了个绝招：丈夫每买一包烟，她就存下一包烟的钱。到了年关，家里穷得没钱过年，此时妻子却拿出一大堆钱来。她数落丈夫：你看你，一年抽烟就抽掉这么钱。丈夫羞愧地保证今后戒烟，全家皆大欢喜过了个好年。第二年，丈夫认真履约，然而到了年末，家里还是穷得没钱过年，可这回妻子再也拿不出钱来了……

　　当然，这是早年物质匮乏时代，烟民们聊以自嘲的故事。在那个年代，说起戒烟，钱是放在第一位的。有趣的是，到了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钱的问题仍然与卷烟紧紧相连，但却已经不在个人层面上而是提升到国家层面。呜呼，悠悠万事，唯钱为大——离开了烟就过不了年啊！

　　为了烟的“健康”，亦即钱的“健康”，人的健康是可以牺牲的。为了忽悠老百姓，就用“低焦”来做包在慢性毒药外的糖衣。谁要能把此糖衣做得香甜漂亮，给个“工程院院士”算什么？

　　在中国，工程院院士无疑是专业技术人员的最高荣誉之一。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专业”是指一种需要广泛知识并由一套操守规范约束的工作。但是，在当今中国，专业的含义被扭曲，强调的是“知识”而忽视乃至蔑视“操守”，这就是“烟草院士”得以当选的社会背景。

　　面对百万被“烟”死的冤魂，清夜扪心，当初投赞成票的院士们是否……你们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