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福洪

 

【摘 要】薄熙来同志在重庆“打黑”的同时，提出“民生10条”、“共富12条”，现在又提出“加强民主法治建设”，切中了中国问题的要害。作者由此联想到中国社会存在的“不争论”、“所有制”、“仇富”三个现实问题，并对这三个问题阐明了个人的观点。

【关键词】小平名言 所有制 仇富

 

薄熙来同志给重庆带来了清新的空气（90年代在大连就听说过他的工作风与为人），除唱红歌（红歌唱到北京，在某部机关变成了每人发一套皮尔卡丹西服的理由）外，其他的举措，大多数老百姓都交口称赞。其中的“打黑”措施对社会影响最大，重庆市委、市政府同时提出“民生10条”、“共富12条”_（注1），现在又提出了“加强民主法治建设”，无不击中中国大陆之病灶。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大陆各界精英、富商通过技术移民或投资移民等渠道，获取他国永久居民权或国籍。在他们看来，优质教育、清洁空气、安全食品、资产转移、安全感，都将在移民的彼岸得到。这其中不乏官员转移贪腐的不义之财，而浙商成中国这一波移民潮主力，专家直言仇富是诱因^[1]。

 

美国国务院最新公布资料显示：2008年10月-2009年9月的上一联邦财政年度获批的EB5类签证移民总数，已从2008财年的1443人升至4218人，其中七成左右主要来自中国。投资移民成功率高的国家分别为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其规定投资门槛分别为40万加元（约235万人民币），80万澳元（约454万人民币），150万新元（约962万人民币）^[2]。

 

数据称：“自1978年以来，有106万中国学生留学海外，仅27.5万人回国。流出海外的78.5万青年才俊，相当于30所北大、30所清华的所有在校本科生……中国面临着社会中坚阶层的集体流失^[3]。”

 

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是当今世界最有吸引力的掘金地之一，全球投资家以及各类淘金者争先恐后来华，意图在中国百年罕见的发展热潮中分一杯羹。而与此同时，中国本土的富人却纷纷背土离乡、举家外迁，并有第三次移民潮之说，着实令人困惑。

 

一、小平同志的“不争论”到了该争的时候了

小平同志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4]。”在小平同志谈话20年之后的今天，重温小平同志的谈话，我觉得中国现在再也不能不争了，到了需要争一争的时候了。

 

从现有理论讲，社会主义_（注2）与市场经济是不相容的，可是，它在中国却真实地存在着，而且，的的确确促进了中国大陆经济的发展壮大。因此，我们原来所认识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肯定有误，社会主义不是我们原来所认识的主义，市场经济不是我们原来所认识的经济（体制）。

 

主义，是某种特定的思想、宗旨、学说体系或理论；对客观世界、社会生活以及学术问题等所持有的系统的理论和主张。它是一个举张和系统理论，实际上是个人的观点。如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等个人的观点融合体。资本主义理论体系是卢梭、斯密、孟德斯鸠、凯尔森、托克维尔、凯恩斯等多人的观点集合。很明显，资本主义的理论都是学者的著述，学术因素强；而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的建立，除创立者外，从列宁到邓小平都是革命家、领袖人物，其语言文字（理论）都处于强势地位，没有学术因素。

 

任何个人的观点，都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都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即使是马克思主义，本人也认为也有其缺限。例如：马克思认为社会出现贫富的原因是资本占有的差别，其实，还有人的能力差别和社会政策差别两大主因，而资本占有只是社会政策之一。劳动价值论在理论上逻辑严密有理，但在实践上却行不通。

 

市场经济体制是指以市场机制作为配置社会资源基本手段的一种经济体制。它是高度发达的、与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的大商品经济，其最基本的特征是经济资源商品化、经济关系货币化、市场价格自由化和经济系统开放化。从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和多次经济危机看，市场经济体制也不是尽善尽美的。从中国实行的不太标准的市场经济体制看，他的缺限也是不容忽视的。最典型的莫过于中国医药卫生改革走弯路的教训，然而，高教改革还正在走这种弯路（一是民营，二是全员临时工化，三是政治化）而全然不知。

 

所以，我们要通过争论，不把人类创造的政治文明限制在某一个或几个人的理论体系里面，我们再也不需要革命理论而是需要治国理论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主体是革命理论，资本主义的思想主体是治国理论。我们必须吸取全人类所有政治文明之精华，优化我们现有的治国理论体系，把人类文明精华与中国社会实际相融合。其名称倒不是重要问题。

 

争论，就是有反对的声音存在。正确，也是相对的正确、是有条件的，没有绝对正确的东西。反对的声音不等于错误，它可能是错误的，可能部分错误，可能大部分正确，也可能大部分错误，甚至，也有可能绝大部分是正确的（如庐山会议）。所以，反对的声音是产生正确决策的必要前提与条件。这是对立统一矛盾，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一般情况下，反对的声音能使正确的东西更正确，使相对正确的决策得到修正、完善，更严密，品质得到提升。反对的声音最大的贡献是排除错误的选择。当然，反对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而是为了排除错误的因素、可能存在的隐患而反对。这种反对，可称之为“建设性反对”。这里的反对声，就是指这种“建设性反对”者的声音。中国的反对声音，应该赋予公共知识份子群体，给他们创造一个反对的平台。

 

薄熙来同志在重庆的实践，其出发点是社会主义的，虽然有中国马列主义者的传统革命家们的思想成份，但本质上没有超出马列毛邓主义的初衷。他是新时期，中国改革开放条件下的社会主义有限、有益的政治、经济实践。但缺少的是系统的理论和正式的争论。如果有争论与辩论，可能更完美。

 

二、“所有制”是手段是技术问题不是政治问题

传统的观点认为：所有制是指人们对物质资料的占有形式，通常指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形式，即生产资料所有制。生产资料所有制反映了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在生产资料占有方面的经济关系。生产资料的所有制结构，是指不同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在一定社会经济形态中所处的地位、所占的比重，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居于支配地位的所有制性质，决定了该所有制结构的性质。

从改革开放30多年的中国大陆社会实践看，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不是洪水猛兽，生产资料公有制也不是老百姓的衣食父母。在商业领域里，私有制是效率与贪婪的，公有制是无效率与贪腐的；在公共领域里，私有制是讲成本不讲社会效益的，公有制是不讲成本但讲社会效益的。如教育、卫生、社保、公共设施等典型的公共产品，是不可以私有制的，这是红线。但工业业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下，农用土地私有制，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在商品竞争领域内实行私有制，在社会公共产品（包括准公共组织）实行公有制是比较合适的。

 

社会稀缺资源，不能由市场配制，应该由政府计划配制，但要分清用途。例如：土地、淡水、植被是人类生存的本源与人与自然平衡的大问题，实行计划管理，有其内在必然要求。但不能单靠所有制来解决，也解决不了。土地，是农业社会生存的主要生产资料，在中国社会几千年里，重复了多少次战争，到了工业社会，城市工业社会与农村农业产业之间，再次暴发“战争”，维持原有所有制框架，公有制战胜不了市场。

 

小平同志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5]”。可以改成：公有制多一点还是私有制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公有制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公有制；私有制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可以私有制。

 

在理论上，社会主义私有制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税后利润的分配，从实践上看，税后利润分配比较好解决，只要把税法改一改就能完成，难以解决的是税前成本与费用的列支问题，资本所有者，最最重视的是成本和价格，这两个变量人为主观化，才是社会需要关心用法律制约的核心问题。

 

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公共产品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效益最大化与成本最小化的问题，如高等教育，如果是私有制，其成本必然比现在小得多，但人才社会效益可就没有了。对人才培养教育，应该是公有制条件下的效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通过竞争来解决。这就决定高等教育改革不能走所有制改革（高校私有）之路，要走市场竞争的道路。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是执政党和政府、法律和社会规范、宪法理论与社会主体意识是为大多数相对贫困人口（准确地说是老百姓，再准确地讲是靠工资收入和劳动收入生存的群体）服务还是为少数富裕人群服务，这是社会性质的试金石、红线与标准。经济体制和所有制，都不是社会性质的划分标准，它是手段和技术问题。如中国自1998年实行的住房体制改革就是对富裕人群有利的政策设计，所以得不到普能老百姓的支持。

 

任何政党和政府，以及由其产生的法律和社会规范、宪法理论与社会主体意识，他的理论和举措，都要符合人性的要求，离开人性谈任何主义都是没有意义的。“人之性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扬雄《法言·卷三·修身》）。人性有善恶之分，善的人性是真、善、美；恶的人性是假、丑、恶。

 

三、正确处理好富人与穷人的关系就是“和谐”

任何社会都有穷人和富人，社会经济发展靠富人，社会稳定与存续靠穷人。富人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动力，穷人是社会稳定与劳动的基石。穷人是受富人指使和利用的，变成富人是穷人终生追求的目标。富人靠穷人为其创造财富，穷人靠富人的资本创造就业机会，养家糊口。社会高知群体如果都是富人，这个社会就稳定，如果高知群体大多数也是穷人的话，社会必然动荡不安。没有强烈宗教色彩的社会下，为富不仁的是少数，为穷不仁的才是大多数。

 

穷人与富人之间利益的平衡与协调，是执政党和政府，以及由其产生的法律和社会规范、宪法理论与社会主体意识的核心要素，什么时候平衡与协调得好，社会就稳定繁荣，如果协调不好，就会激化社会矛盾，最激烈的解决方式就是战争与革命。

 

非正式“以钱生钱”（正式是指股市、期市和汇市）是非人道行为，如炒房、炒农产品等；“靠遗产、利息生活”的群体，是寄生性、富后代的生活方式，社会需要抑制之。富人唯一不被穷人愤恨的是从事产业生产与服务，在市场上承担风险的所得，其他任何所得，都会引来穷人的愤恨与愤怒。政府官员的薪金所得，穷人一般不会产生嫉妒心理，薪金所得以外任何利益，都会引起穷人的不满。社会上就是由四种人组成：经济上的富人与穷人，政治上的官员与百姓。

 

当然还有“智人”与“笨人”的区别，一般来说，社会上不这样公开分类，但教育要分，人的智能有多种，到目前的人类认识，有五基础智能与八种特征智能_（注3），人的智能差别，社会上升通道畅通（指通过努力穷人成为富人、百姓变成官员）条件下，不会引起任何矛盾，只对社会有正效应，没有负作用，而且可能成为时尚。

 

“均富”和“共富”，都是不可取的，均富和共富就意味着剥夺，除社会善意的政策安排（政府福利政策）和社会捐赠之外。大规模的剥夺与没有通过努力的无偿占有，就是革命，政府的作用就是通一定的形式，把这种剥夺与没有通过努力的无偿占有转化为社会政策，从而消除社会矛盾，才是最妥当的方法与途径。北欧和西方发达国家都是这样做的。但是，这种转化，即社会福利也不能做过头了，不能逼得富人不满情绪产生，出现奖懒罚勤的局面。

 

一个好的社会制度是：通过努力，比较容易由穷变富，由民变官，尤其是创新事项。富人通过努力和投资社会公共、公益事业、慈善事业，社会即赋予其参与社会管理的权利，极个别道德品质高尚者，还有可能成为众人敬仰的贤达。官员薪金厚、工作稳定，但受到制度的严格制约，有公开的窥视与监督，其行为受到方方面面的挑剔与评论。而百姓却自由自在，稍加努力就能吃饱、穿暖，且有栖身之所就已经足够了。

 

任何情况下，执政党和政府都不能虐待百姓和穷人，即使是为了保护富人利益，也要把穷人的利益放在前面，如“穷人的破茅屋风能进、雨能进，但官员不经允许不能进”就是为保护富人的财产权，把穷人的破茅屋作为典型来宣传，以示其平等。同时，对富人的政策性剥夺与鼓励捐赠，对官员的制度性权利限制、对隐私窥视和与待遇的优厚，都是和谐的必须与必然——对金钱与权力的限制，以消除社会本来就不公平的制度性修复，也是社会公平与正义的需要。

 

和谐的本义不是调和矛盾、压制矛盾、隐藏矛盾，而是积极解决矛盾，通过矛解决盾，实现一定意义上的平衡与建立协调机制。但解决矛盾要有大智慧，设计的政策要有人性魅力、人心魅力，要有善良的出发点和具体行动，抑强扬善的政策永远受到大多数人的欢迎。毛泽 东主席他老人家一生老在说：“95%是好的”。中国社会只要有95%的人拥护，5%的人翻不起大浪。但这5%的人绝不是工人、农民、知识份子，而是持不同政见者、官员与富人。当然，这里再提5%，并不是又要对这5%的人搞阶级斗争，而是要建立和谐的抑制机制，让“炫富”、权利寻租、仇官、仇富等矛盾在自律范围内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