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领导为什么总是与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阿拉伯国家合而不同？关于这个问题，我就不得不说一说中国人的性格特征，即几千年来遗传下来的“本能基因”和“文化基因”。

　　什么叫“本能基因”？说白了，就是一个人的动物本能。而这种动物本能，不管是中国人还是西方人、阿位伯人或是非洲人，都是一样的。每个洲的国家的人，流出来的血都是红的，而不是说白种人流出来的血是白血，黑种人流出来的血是黑血，黄种人流出来的血是黄血。这就是“本能基因”。

　　易经有句话讲：“虫蠖之屈，以求信；龙蛇之蜇，以存身。”什么意思呢？虫蠖，是指一种爬行的小虫，其行走时，要把自己的身体弓曲起来，然后达到行走的目的；信，即是行动。龙蛇之蜇的蜇是指在进行冬眠状态时，总是含着一块湿泥巴过冬；存是指生存。这整句话代表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虫蠖要达到行走的目标，就要先让自己的身体弓曲起来；一条龙或蛇在进入冬眠之前，就先含一块湿泥巴。

　　而这种“弓曲”和“含湿泥巴”是一种什么意识呢？说到底，是一种习惯成自然的无识识行为，是他们千百万、上亿年来，自然而然形成的“本能基因”使然。而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不也是这样吗？饿了需要吃饭，生出儿女会自然去保护。

　　而什么叫“文化基因”呢？说到底，就是一个民族或群体在长期的群居沟通、交流中形成的一种有意识或无意识的习惯。

　　世界上普遍认可的有五大文化古国。一是古埃及，二是古巴比伦，三是古印度，四是古中国，五是古希腊。在这里，特别要提出的影响当今世界潮流的两大文化，一是以古希腊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二是以古中国为代表东方文化。

　　经过几千年的演化，古希腊文明成就了以三权分立为主旨的“民本”文化，而古中国文明。我认为，却没有从根本上形成“民本”文化，而是形成“唯上”文化。

　　因此，中国虽然经历过儒家“民为本，君为轻”的思想，但是这种“民为本”的思路是建立在“忠君孝悌”的基础上，只能说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民本”思想。而这正是中国的“民本”与西方的“民本”的根本区别。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人面对“三权分立”是又恐惧，又向往的心理。

　　中国人搞“三权分立”的例子最具代表性的是清朝未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革命。但是，国民党最终成功了吗？没有！首先是孙中山自己把“三权分立”的主导权交给了袁世凯，然后袁世凯最终翻脸不认帐，自己当起了皇帝。而在汹涌澎湃的要求“民族、民权、民生”的民情压力下，袁世凯虽然被赶下了台，但孙中山的继任者将介石最终也没能把“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大旗杠下去，而是大权独揽，形成一党专政，仍然走的是历朝王朝“一言堂”，即一个人说了算或“一党堂”，即一个派别说了算的局面。“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仍然只流于形式当中，成为一种口号。

　　国民党跑到台湾后，形成了总统竞选制，民众也能通过自己手中的选票，决策国家领导人，争取自己的利益，但只要一到竞选期间，你就会发现台湾的总统选举与美国式、英国式、法国式等西方国也有着根本的区别。你只会看到乱哄哄的，甚至是血腥、斗殴或暗杀的台湾选举，而搞不清这种选举到是“唯上”的总统选举呢，还是“唯下”的总统选举，代表是大部分台湾人的利益呢，还是代表派别的利益。

　　这只能用一句话来解释，那就是中国台湾式的、中国台湾人的选举，受着西方文化的影响，其内在的华夏民族的“文化基因”或者说“行为习惯”，发生一点变化，向前或者向后行走了一小步。

　　如果要用一个比喻的话，我这样比喻，即：如果几千年来形成的中国“文化基因”占98%，或者更多一点的话，那么近一百年来，由西方文化影响到中国人的“文化基因”或许就占2%。

　　而一个人，一个民族的根本习惯和文化，由于是受长期生活积累而成的，是很难改变的。因此，中国的“民主先父”孙中山临死时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话里隐藏的深刻含义就比较好理解了。

　　正是这种原因，对于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台湾式的“民主怪胎”也就很好理解了。

　　现在，我们从头来回顾一下中国式领导力。

　　正因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文化基因与西方人有着截然不同之处，所以中国人的领导方式、领导力也与西方人的领导方式、领导力有着根本区别。区别主要有三点：

　　一，中国式领导讲求“唯上”，西方式领导讲求“唯下”。

　　在中国官场和企业，几乎都一样，即“我如何领导别人，才能更好地被更上一级的人看重，被上一级的领导所领导”。中国式领导的目的虽然与西方式领导一样，可能也是为了造福百姓与基层员工，但中国式管理更看重的是“我这样做，我领导会怎么想，我是否能够得到利益，最好的结局基层民众得到利益，我的上级也得到利益，最终是我也能得到利益，既得到多赢”。

　　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双赢”这个概念，“双赢”这个概念也是近代从西方传入进行的泊来词。中国式领导即使是造福百姓和基层员工的事情，首先考虑的“上面”的利益是否会损害，如果不受损害，就会大胆地去实施、实践，如果会损害“上面”的利益，那么就会采取“中庸之道”，实施折中的办法，达到利益的平衡。

　　而西方人不这样，如果在“唯上”与“唯下”之间选择，西方人一般只有两种：要么选上，要么选下。

　　二，中国式领导侧重“合而不同”，西方式领导侧重“同而不合”。

　　“合而不同”，即指对于在一起的人，讲求的是包容，在太极里要认同“阴中有阳，阳有有阴”的存在。“同而不合”，即在一起，就应该目标方向的同质性，要么是“阴”，要么是“阳”，没有“阴里有阳”或“阳里有阴”的概念，否则就会出现对立、暴力的对抗事件。

　　中国式领导很讲究“人情”。而什么叫人情呢？人情隐含的是什么意思？西方人对于“人情”是很难理解的。但中国人一听到人情，其实一点就明。在中国，人情隐含的其实就是“差异”，意思是说：你对于某件事情有不同看法，我不反对，也不赞同，即“合而不同”，要要处理他们，就要靠“相互包容”，相互商量着来办。

　　但西方式领导如果对于某件事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要么举手表决说“不”，要么举手表决说“是”。他决对不会跟你说：“哦，我们也‘人情’一下。”因为一人情，也许你就被“人情”人情到监狱去了。

　　几年前，在香港发生一个很具有代表性的例子。一个内地到香港读书的大学生，为了顺利通过考试，就给自己的老师送礼。要放在内地，给自己的老师送送礼，不是很正常不过了吗？说好一点叫尊师重道，中庸一点的叫法就是礼尚往来。但深受英国文化影响的香港人不这样认为，认定内地的这名学生，这种形式就是一种贿赂，于是把这个学生上告到法庭。

　　由此可见，面对同一件事情，中国人讲求的是包容性，西方人讲求的是排他性。

　　二，中国式领导看重“自我修炼”，西方式领导看重“形式约束”。

　　中国式领导更看重自我素质的修炼，而西方式领导更看重外在环形式对人的约束。

　　在中国，儒家思想一贯来是社会的主流思想，儒家思想有两大根本：一是忠；二是孝。忠与孝，构建了中国人的思想主流。而忠与孝，又从哪里做起呢？儒家认为，关键在于自身的修炼。所以产生了“为政以德，辟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及“由仁由己，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君子乐山，智者乐水”等自我修炼的心得。

　　所以，中国式领导很大程度上更重视德的建设，只要这个人具有“忠、孝、悌、信”的内在潜质，即使能力一般，照样能有大好前程，大好发展。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企业招聘员工时，首先第一条标准就是：“德才兼备，以德为首！”而三国时期的一代枭雄曹操，只因为提出“德才兼备，以才为首”的任人口号，就被天下士族阶层视为天下奸雄。

　　在西方式领导却不这样认为。西方式领导更重视才能的建设。西方式领导更重视的是“器”的作用。他们普遍认为，一个领导人的道德是可以受环境制约的，其道德是受可以受到法律、规则约束起来的。而能力只有靠自己去实践，才能积累起来。在西方人的企业中，如果一个领导者说：“我要在企业里建立‘以德为主’的企业文化，西方人肯定会听得云里雾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