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对于温州金融危机该不该救和怎么救，社会上和学术界都展开了一些讨论。讨论的内容，竟和2008年金融危机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对于是否救助和怎样救助危机中的银行业的讨论，惊人的相似。

　　在电影《大而不倒》中，观众经常听到监管者和高管们提到的一句话是“我们已没有时间(Time is running out)”。一句话，略去了多少应该进行的深入讨论。所幸的是，对于这一次以温州为代表的中小企业融资危机，因为关注比较及时，所以中国无论在防范风险向更大规模扩散、减小危机对地方经济的影响、还是扶持救助受困企业及员工方面，都比两三年前的美欧政策制定者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也更能够对整个事态进行认真和科学的分析。

　　在全球金融危机平息后的两三年，很多观察家仍然对美国政府在危机中所作的三个决定不认可。首先，政府利用纳税人资金，为银行家们提供救助。最终结果是，美国用国家信用为金融机构的企业信用买单，导致美国国债评价遭到历史性的下调。

　　其次，在救助过程中厚此薄彼，缺乏原则。美国政府先是救助了贝尔斯登，但此后放弃救助规模更大、影响也更大的雷曼兄弟。然而不到一个月，又改变方向救助了规模更大的美国国际集团和大型商业银行。政府行为的随意性在整个过程中暴露无遗。

　　第三，是美国政府为了一己私利，进行大规模量化宽松，不但给国际金融市场带来冲击，也严重扭曲了美国国内经济体系和价格信号，导致全球经济迟迟难以恢复。

　　在西方政策制定者反思金融危机过程中所做决定的同时，我们或许可以从中吸取以下三点经验教训。

　　首先，经济运行有其周期及自然规律。最近一次全球金融危机固然是由全球经济金融体系中的长期不平衡导致的，但更直接的原因是，以美联储为首的发达国家央行在应对20世纪90年代一系列迷你危机过程中投放的过量流动性，导致整个全球经济金融体系处于一个史无前例的高度投机阶段。危机的爆发，无非是泡沫堆积阶段的庞氏骗局的集中破败。

　　美国政府在危机中的一系列针对短期问题的应急政策，大多在事后被认为其实加重了美国经济在过去几十年不断加重的结构性问题，也最终导致了“占领华尔街”事件的上演。

　　任何以为利用短期政策应对，就可以解决长期经济问题的想法，都应被戴上“过度自信”的帽子，并很可能被现实的“飞去来器”所击伤。

　　温州问题，代表了我国以出口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在经济取得长足发展后所面临的问题，也代表了很多其他以外向为主导的新兴经济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因此要解决这个问题，尤其是在问题还没严重到危及整个经济的时候，应该更多从转换长期经济增长模式入手，而非只是通过短期内提供大量资金的“头痛医头”的做法。

　　其次，微观的救助可能导致宏观问题的持续和加重。最近众多外资银行纷纷出现盈利大幅下滑，甚至亏损的局面，欧洲政府不得不又一次面对金融机构救或不救，怎么救，用什么救的难题。不同的是，这一次欧洲政府可运用的弹药比金融危机中要有限得多，面对的政治和经济压力比上次却要大得多。不但是金融机构，连希腊，西班牙，意大利等国的政府也发现，它们这一次不再以救助者的身份出现在谈判桌上，而是作为银行业的间接受害者(collateral damage)，一起出现在了被救助的一方。

　　究其原因，金融机构的债务和高杠杆化在对危机的救助中，迅速转化为主权政府的债务和高杠杆化，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根源。近期国内出现的一系列事件，例如城投债事件、企业债信用降级、以及近期的温州高利贷崩盘，背后其实也都闪烁着民间资本、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之间信用的更迭替换。在高度金融化的时代，信用就是资金。凭借中国振奋人心的经济增速，中国中央政府的背书一直都是最有效的信用提升工具和中国最有力量的资本。正因为如此，政府才更应该更加珍惜自己来之不易的信用，谨慎从事，避免在短期内过度注入资金和信用，以防有朝一日危及自己的声誉。

　　最后，对过程的监管和保护应重于对结果的监管和保护。美联储和美国证监会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几乎丧失了它们在过去整整一个世纪里积累起来的公信力。它们非但在金融危机酝酿的过程中，没有对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风险管理进行必要监管，而且在危机期间，在救助谁、怎么救的问题上表现出极大的随意性和不一致性，加重了危机的爆发并延后了全球经济的恢复。

　　温州危机的解决，也面临类似的难题。救这个地区还是那个地区？救这个行业还是那个行业？救这个企业还是那个企业？救企业主还是一般员工？魔鬼栖身于细节里。政府对某个具体地区和企业的直接援助，有可能会挤压到其他地区和企业的资源，造成对整个经济更严重的扭曲和打击。

　　瑞士政府在危机过程中对受到巨大冲击的瑞士银行(UBS)提供了大量的救助，并迫使其进行深层次的检讨和改革。不料在这一系列改革措施尚未完全得以实施之际，瑞士银行又一次曝出了魔鬼交易员在原本低风险的业务里违规操作，交易爆仓导致数十亿美元损失的丑闻。由此可见，保护永远只能是保护一时。

　　温州危机，要不要救，怎么救，拿什么救，都是值得认真讨论的重要问题迫切问题。但更重要的，是怎样制定政策，防止类似危机在另一个角落酝酿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