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传奇：孔子与他的弟子们（图）

孔子，儒教教主。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中国文化的代言人之一。

----- 诸葛长青

   

孔子（前 551 ～ 前 479 ），儒家思想创始人，儒教教主 。

 春秋后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的创始人。名丘，字仲尼。鲁国人。孔子先世为宋国贵族，因避内乱移居鲁国。父叔梁纥，母颜氏。鲁襄公二十二年（前 551 ）生于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鲁国是周公儿子伯禽的封地，素有礼乐之邦之称。至春秋末，礼乐仍保持完好。鲁国根深蒂固的礼乐传统对孔子有深刻的影响。孔子幼时常以陈俎豆、设礼容为戏。早年丧父，家境中落，年轻时曾做过管粮仓、管放牧的小官。 30 余岁时开始授徒讲学。

 孔子晚年致力于教育，整理《诗》、《书》等古代典籍，删修《春秋》。其学生将其思想言行记载在《论语》中。哲学思想孔子所处春秋时代是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转变的时期，孔子思想中充满新与旧的矛盾，反映了大变动时代的精神风貌。天命鬼神观孔子继承了传统的天命鬼神观，视天为万有的主宰和人格神，认为天命主宰着人的生死，也决定着社会的治乱。他主张“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言”，“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 。但同时他又否定周时盛行的占卜活动，提出“天何言哉， 四时行焉，五谷生焉” ，认为天命就蕴含在自然事物的运行之中。所以他主张 “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 。《论语》记载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并且说“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回避了关于人死后是否变鬼的问题。

中庸之道是孔子立身行事的最高标准，他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他主张处理事务时，既不能过，又不能不及，认为“过犹不及”。孔子主张恪守“中道”，如《论语》记载，孔子提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主张“德刑并用”，“宽猛相济”；对学生，性格过于进取的加以遏制，过于谦退的加以鼓励。孔子反对过激的言行，但同时也反对不讲原则，“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的“乡愿”行为，称“乡愿，德之贼也”。

 孔子注重社会伦理问题，把礼看成是维护等级制度的重要手段，是区别华、夷的标志。他谴责破坏周礼的行为，对鲁国季氏窃用天子之礼，“八佾舞于庭” 极为愤慨，说“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孔子主张“正名”，试图用周礼的形式去匡正已经产生变化的社会现实，要求人们“克己复礼 ” 。但是，在不违背周礼的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孔子同意结合时代的变化对周礼的具体内容有所损益。仁这一概念在春秋时已广泛使用，孔子赋予了它以新的涵义，使其成为中国哲学史上最重要的范畴之一。

孔子的学说博大精深，虽具有一些传统的保守的思想因素，但其主流在当时是有利社会进步的。所以在战国时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成为先秦显学之一。但由于历史的原因，汉以前并未受到统治者的特别重视。

 汉代以后，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孔子的思想适合统治阶级的需要，所以受到重视。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对策 ,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正式确立了孔子及其学说在中国思想界的统治。以后，历代统治者进一步采取了神化孔子，提倡儒学的措施，巩固了孔子的至尊地位。

 孔子的思想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哲学、文学、艺术、教育、史学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这种影响波及到东亚乃至全世界。但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统治阶级出于自身的需要，片面发展了孔子思想中的保守方面，束缚了人们的思想。五四运动以来，孔子思想的保守性受到了进步思想家的批判。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一些学者，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学工作者，对孔子及其思想作了系统的研究和评价，取得了很大成就。

 孔子思想学说主要汇集在孔子弟子撰写的《论语》中，《左传》和《史记·孔子世家》亦有有关孔子言行的记载。

    10月29日，由《齐鲁晚报》和说的省图书馆联合举办的“大众讲坛”，邀请到了复圣公颜子七十九代孙，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颜炳罡先生作题为《孔子与他的弟子们》的讲座，为听众解读了孔子和他的弟子们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本文整理自此次讲座的讲稿。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颜炳罡主讲：

    今天，我借助这个讲题，想告诉大家两条信息：首先想告诉大家，在礼崩乐坏、“天下滔滔皆是”的春秋末期，孔子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带领一个庞大的文化团队与流俗战；其次，想告诉大家，孔子上承六经，下开诸子，他与他的弟子们共同开启了中国文化传承之门，造就了中国文化史上第一个黄金时代，即诸子并作、百家争鸣文化高峰的到来。

    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

    著名的史学家柳诒徵先生曾言，“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把孔子与整个中国文化的有无联系起来，认为没有孔子就没有中国文化，这个评价是相当高的，同时也是切合实际的。

    孔子离今正好是2562年。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孔子恰恰处在五千年的一个中间点上，由此有学者说，前2500年的文化，都收在孔子那里，后2500年的中国文化都由孔子开出。由此说来，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起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

    孔子最伟大的意义在于实现了华夏文化自觉。孔子是实现文化自觉之第一人，或者说是将华夏文化的承传自觉担荷起来之第一人。孔子之前，有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但这些人物都以取得政权或保有政权为自己的使命，没有将文化传承视为自己的使命。换言之，他们是政治人物，不是文化人物。孔子虽然也以平治天下为自己的使命，但他更以文化承传为自己的使命，孔子不同于古圣往贤之处：他是文化人物，不是政治人物。

    “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意思是说周文王已经死了，华夏礼乐文化不就在我这里了吗？“斯文在兹”是何等的气魄与担当。孔子自觉地将承传华夏文明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自称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述而不作”就是继承、阐述而不妄作。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就是孔子所“述”。《诗》、《书》、《礼》、《乐》、《周易》、《春秋》号为六经。“六经”皆先王之旧文，历史之文献，孔子平生工夫就整理、传承这些文献，

    用它教育学生，所以说他是“述而不作”。不少学者指出，孔子之述就是孔子之作，“六经”通过孔子整理，赋予它新生命，给它以新的意义，这种述无异于作。孔子乃中国经学之开祖。经学就是以述代作之学。

    孔子将古代的文献整理出来，不是私有或传给子孙，而是把它还给整个社会，还给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孔子是“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史记·孔子世家》)。正是孔子用它教育自己的学生，所以让六经传承下来了。没有孔子，“六经”可能亡佚了。“六经”就是现存的前孔子时代的文献总汇。 

    有了孔子，中国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师生关系

    前孔子时代，教育为贵族阶层所垄断，孔子兴私学，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局面，开创了中国文化承传的新纪元。孔子的私学就是民办教育，民办教育的兴起使文化下移，教育向全民开放，也就是礼乐教化向全民开放。随着民办教育的兴起，一种以文化传承为纽带的新型人际关系即师生关系出现了。有了孔子，在中国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师生关系。有了私人的师生关系，文化传承的重心就由官府转移到民间。如果文化承传完全依靠官僚体系，那么官僚体系一旦解体，必然会造成文化延展的断裂。文化下移，文化承传的责任由全社会来担当尤其是民间力量担当，这样才使得中国文化历尽劫难而不绝。东汉末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社会长期动荡不安，战祸不已，官学体系几兴几废，而民间私学甚至家学传承不绝，故而隋唐以后中国本位文化才得以再度复兴。

    孔子和他的弟子是一个以道义担当为使命的文化团队，也是一个以德性感召为凝聚力的情感团队。孔子在人类教育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有教无类”的教育方针。“有教无类”就是教育面前人人平等，人人有受教育的权利。孔子的学生既来自四面八方，又来自不同阶层，来自于不同的年龄段。他的弟子既有鲁国人，也有齐国人；既有卫国人，也有吴国人；既有陈国人，也有楚国人等等，既有贵族，也有贱人；既有富商，也有穷人；有的弟子只比孔子小六岁、九岁，有的则比孔子小48岁、53岁等等。孔子讲学没有固定的道场，在山巅，在水涯，在居所，在途中，无处不可以为教，无时不可以为教。《庄子》所谓的孔子“游于缁帷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杏坛”只有象征意义，并不是孔子固定的道场。

    孔子善教，学生善学，孔门弟子个个都非常优秀。《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这样说，孔子的弟子，“皆异能之士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语：宰我、子贡。文学：子游、子夏。”德行、政事、言语、文学是孔门四科，四科就是四个专业。德行相当于义理之学，即哲学；政事，相当于经济之学，以培养治国平天下之能臣为宗旨；言语，有人认为相当于辞章之学，其实是培养外交家的；

    文学是属于今天的历史文化专业。

    孔子的文化团队当时人决不敢等闲视之。孔子与弟子们相去楚国，楚昭王打算封给孔子一个方圆七百里的地方让孔子及其学生进行治理。楚的宰相子西就向昭王进谏：“王之使使诸侯有如子贡者乎？”曰：“无有。”“王之辅相有如颜回者乎？”曰：“无有。”“王之将率有如子路者乎？”曰：“无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无有。”子西说，大王如用孔子，“则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数千里乎？”昭王乃止。孔子及其弟子在当时不见用，不是没有才能，而是才能太突出了；当时统治者不是不想用，而是不敢用。

    孔子与弟子是千古师生的典范。他视伯牛之疾，哭颜回之丧，叹子路之死于非命，今天读来都令人感伤。他唯一的儿子死的时候，并没有史料发现他是如何悲痛，但是他心爱的学生颜回死时，他却“哭之恸”！连呼：老天爷要我的命，老天爷要我的命。

    孔子死后，弟子们皆像失去父亲一样，为服心丧三年！三年之后，子贡再回到孔子的墓旁，又守三年。孔子的这些弟子有的人在做官，有的在讲学，有的人在经商发财，这些社会精英为什么可以为一介布衣的老师守心丧三年？只为心安，不这样做心就会不安！所以，孔子与他的学生是一个德性相感召的情谊团队。孔子与他的弟子共同创造了中国文化的辉煌，或者为中国文化第一个黄金时代的来临奠定了基础。 

    正是孔子及其学生的努力，使文化迅速下移且广为传播

    孔子还在世的时候，他的许多学生就开始讲学，传播老师之道。孔子的学生澹台灭明“南游至江，从弟子三百人，设取予去就，名施乎诸侯。”孔子听说之后，大为感叹。澹台灭明少孔子39岁，他有学生，孔子的其他弟子如颜子、曾参、有子等等在孔子在世时都可能有自己的学生。孔子死后，七十子之徒散游四方，走到全国各地去，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办学从教，或隐而不见，这样就将中国文化传播开来。

    正是孔子及其学生乃至再传学生的努力，使文化迅速下移且广为传播，一大批社会底层人士由于接受教育而由农、工、商而转化为士，“文士”阶层开始活跃于中国历史舞台。如果百家争鸣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第一个高峰的话，孔子和他的学生就是这座高峰的基石。

    春秋战国时代，诸子蜂起，百家并作的时代。这个时代也是中国文化的典范时代，以后两千多年的中国文化史都是对这一时期思想的再诠释和再发挥。从这个意义上讲，孔子及其弟子开启了中国文化之门。

    所谓诸子百家，不过儒家、墨家、道家、佛家、名家、阴阳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等十家而已。依《汉书·艺文志》的说法，这些家都是“六经”之支或流裔，而“六经”是先秦一切诸子的总源头。“六经”是经过孔子删削过的“六经”，没有孔子及其学生或再传学生文化接力，“六经”是无法传下来的。

    “六经”断灭。这样先秦诸子的出现，百家争鸣的形成是不可想象的。从这个意义上，孔子是先秦诸子的总源头。

    人们常说，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不过，孔子本意并没有想去创立一个什么“家”。孔子只是以文自任，将中国文化继承下来，传播开来，延展下去。如果硬说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的话，那么孔子所代表的儒家也是中国文化的主流，而其他家如墨家、道家、名家、阴阳家、法家等等都是与这个主流文化相关的支流。

    在先秦时期，两个学派影响最大：即儒家与墨家。墨家的创始人是墨子。《淮南子·要略训》说：“墨子学儒者之业，习孔子之术。”显然墨学源于儒家，或者说是从儒家阵营中出走的反对派。没有孔子“有教无类”的办学方针，像墨子这样出身于社会底层的人不可能成为一代文化宗师。

    孔子与道家。长期以来，不少人一直认为，道家的创始人老聃是孔子的老师。其实孔子问礼于老聃的老聃与著《老子》五千言的老聃是两个人。两个老聃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完全不同。孔子问礼的老聃是精通礼、信奉礼的人，而著《老子》的老聃是强烈批判礼的人，甚至视礼为祸乱之首的人，人们会问：孔子会向一个强烈批判礼的人去问礼吗？

    墨家是从儒家走出来的反对派。墨家许多观念是针对儒家而言的。而道家又是针对墨家而言的，由儒家到墨家，再到道家，是一个逻辑上否定之否定过程。墨家强调有为，老子主张无为；墨家强调辩，老子是弃辩；墨子贵义，老子弃义；墨子尚贤，老子不尚贤；墨子尚同，老子小国寡民；墨子天志，老子天地不仁等等，概无一不相反也。从这个意义上，《老子》一书受到孔子间接之影响。

    道家学派真正形成于庄周。章太炎、郭沫若、童书业等先生认为庄周思想是源于颜氏之儒即孔子的大弟子颜回所开创的儒家的学派。这个考据既合逻辑，也有史料支撑，我们认为是可信的。

    至于法家，郭沫若先生认为法家的始祖是李悝。李悝就是李克，李克是子夏弟子，商鞅是李悝的学生。法家理论的集大成者韩非和法家理论的具体实践者李斯，都出自儒家人物荀况门下。如果郭沫若先生的研究属实的话，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法家源于儒家或者法家是儒家的变异。

    孔子与阴阳家是什么关系？邹衍本来就是儒家。顾颉刚先生说：“我很疑驺(邹)衍亦儒家。”顾先生的观点是有根据的。其实章太炎早就指出：阴阳家“乃儒家之别流也。”我们认为，阴阳家就是阴阳家，不是儒家，但源于儒家。

    至于名家，史学家早已指源于孔子的“正名”之说，而纵横“以读书为专业，以揣摩为手腕，以取尊荣为目标”(顾颉刚语)根本不配为家，而杂家是“兼儒墨、合名法”，难以立家。由是我们指出，孔子是上承六经，下开九流。孔子对诸子之影响，有直接之影响，有间接之影响。先秦诸子有的是直承孔子而来，有的是孔外别传，有的是反孔而起。孔子及其弟子对中国文化贡献可谓大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