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牛翁其人，是从1985年创刊的重庆晚报头版他撰写的《朝闻夕议》；见识牛翁其貌其形其为其声，则是笔者1987年有幸加入晚报采编队伍之后了。不讳言，其时年及不惑、颇为自傲的笔者，对牛翁这两个字也是心怀敬畏的。

　　

　　敬畏的原因有二。

　　

　　其一，源于眼见为实。这个貌不惊人、体型瘦羸的老头子，居然才情横溢、精明过人且思维敏捷，每日从大量新闻线索中撷取一二评说引申，语言火辣犀利，道理简单明白，蕴意深刻透彻，读后如醍醐灌顶，痛快淋漓。最令人敬佩的是，此翁每日一议，滔滔不绝，撰文赛过母鸡下蛋，没有止歇之日，实让我等后生惊诧不已。更何况，报社每有聚会，牛翁先生便会一亮美声，不是唱歌，而是演说，人虽干瘦，口若悬河，声若洪钟，铿锵有力，因沧桑而沟壑纵横的脸也奔腾着欢笑，因坎坷而伤痕累累的心却洋溢着快乐，诙谐的语言让我们喷饭捧腹，满腹的经纶又让我们肃然起敬。

　　

　　其二，源于耳听为虚。上世纪80年代，历经磨难苦痛而后又被解放的我们这些人，对小平同志有着由衷的感激和敬意。有传言说，牛翁之父杨仲祥早年曾资助邓小平数千大洋留法深造，使得伟人有后来的大造化，也给中国人带来了大幸福。此说流传甚广，后来得以匡正，乃其舅公所为；但我想杨家作为富商中的仁者，济世扶危、积德行善确也是有依据的，比如1941年阳翰笙遵周恩来之命创立中华剧艺社，一帮剧作家、导演、演员如陈白尘、陈鲤庭、秦怡、舒秀文、谢添、顾而已、应云卫等等数十人，就是经年近弱冠的杨钟岫（牛翁）鼎力相助，说服家人，方才借居在都邮街柴家巷的杨家大院里，度过了漫漫抗战岁月，直至抗战胜利方才离开。整整四年多，杨家分文未取。

　　

　　此次牛翁诗文展，先生“保密”甚严，电台每月有一次专家听评会，我也忝列其中，他居然滴水未透；开展后我正在深圳私访，晚报副刊来电约稿，方知展讯；于是从深圳匆匆飞回，匆匆赴巴渝文化会馆看展，匆匆去先生府上叩访，回家躺于榻上回首往事，往事历历在目，先生教诲至深。

　　

　　记得是上世纪90年代初，我的一本特写、散文小册子《瑞丽的故事》由西南师大出版社辑集出版，不知天高地厚的我冒昧找到先生，请他为我作序，先生不拿架子，也不推辞，很快写成了《留他年作野史看—非序之言》；先生在序中不但对我的陋作给予充分肯定，还针对其时新闻写作中的诸多问题和弊病作了科学的分析和评说，对我以后的报刊生涯有很大的帮助。

　　

　　牛翁先生不仅精于新闻、敢吐诤言，诗词歌赋也是一把好手，每有感悟，便出口成章，写成绝律诗篇，再加上一手嶙峋隽秀、风格别具的好书法，更让他的才情与智慧得以彰显。1992年，笔者从他处索得扇面一幅，上书诗三首，其中《七旬感吟》即是先生悬弧之庆时的心声，对我教诲甚深，影响久远，皆因为先生对人生、对功利的从容与淡定---

　　

　　  年过七十自心宽，浮利虚名两漠然；

　　   怕听纷纭纠葛事，爱吹淡泊不经言；

　　   开篇每少从心欲，访友常多尽兴还；

　　   可惜闲翁非酒客，清茶一杯伴鸾笺。

　　

　　先生诗词成百上千，据说有求必应，出口成诗，落笔为书，其诗文书法散落于民间者甚多；而先生从不主动索求稿酬，给就坦然受之，不给也就罢了，反正诗从心生，书也一挥而就，对于他皆为快活之事，给不给钱，那就是区区小事了！

　　

　　自然，对时态世态，先生也有自己的看法---

　　

　　  家家店铺供陶朱，道上奔驰宝马车；

　　   四处闻呼尊老总，满街扛棒走农夫；

　　   巧徒一夕成新富，拙士常年守旧庐；

　　   莫羡炒文签售热，何妨静夜理藏书。

　　

　　令人敬佩的是，牛翁82岁那年岁首写诗一首“自省自勉”，实为与人共勉，闻者能不自省？此乃他为人、为文的风范所在---

　　

　　  说短论长又一年，纷纭世相怕看偏；

　　为民请命严遵法，娱众行吟岂附权；

　　蜜语惕听堂庙上，牢骚细辨俚坊间；

　　立言最忌怀私欲，不贵惊人贵寔坚。

　　

　　11月23日上午，我在观赏“老记者诗文展”后径往电台大院牛翁先生家叩门，说明来意，先生也不怪罪，与我侃侃而谈。我说，余薇野先生文中称您对错划右派、峨边劳教的事讳莫如深，诗文从不触及，何故？他说，不是不说，是夫人夏庆英不让提及，我不敢违命啊！原来，先生蒙冤开除公职、去峨边劳教后，夏庆英一人拖着几个孩子，苦不堪言，她是苦怕了，说写那些诗没好处啊！其后20年间，好多诗都被她付之一炬，最后只留下了8首。

　　

　　牛翁先生对我说，在峨边劳教那几年，他一直给少年犯当文化教员，再苦再累也没忘记写诗，诗反映心绪、寄托希望，他曾写了这样一首诗自娱---

　　

　　  含羞带愧上讲台，教人劳教事新鲜；

　　   师徒同是南冠客，不许称师喊教员。

　　

　　殊不知此诗在学员中流传，引起了监狱管理方的注意，叫他去谈话；幸好谈话的教育干事同情他，让他别再写这些惹事的诗，牛翁也就逃过一劫。此后他就只能把诗藏于腹中了。

　　

　　1961年，牛翁先生解除劳教回到重庆，因为缺乏营养得了浮肿病，医生都说没救了，可是牛翁的生命力竟是如此顽强，经过夫人的悉心调养和护理，牛翁竟然从大饥荒里捡回了一条命；瘦骨嶙峋的他到处找工作，打短工、学针灸，后来又去学校代课，挣几个钱来养家糊口；哪知文革中再遭厄运……就是在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里，他依然有着乐观主义的情怀，写了不少幽默快意的诗，下面这首就是他50岁那年的感怀---

　　

　　  月到中秋似宝珠，我逢知命反糊涂；

　　   行迷左右随风转，住落柴茅漏雨居；

　　   偶得闲词难应市，便习针砭未悬壶；

　　   经除四旧狂抄过，可读唯余半卷书。

　　       ----再经狂抄，家徒四壁，客问半卷何处，答曰在吾腹中。

　　

　　还有写合川二佛寺“怄佛”的---

　　

　　  修得高行未入班，佛心人意两潸然；

　　   脚前欣见香三炷，毕竟凡夫爱散仙。

　　

　　我问先生何以如此博学多才，先生告诉我，他8岁时父亲便请了前清拔贡张怡园授其国学，还请了加拿大人爱尔堡教授英文，那时年幼，学得不认真；年轻时也写新诗，后来在华西晚报当记者，得社长、地下党负责人田一平先生提携，刻苦学习，努力实践，进步很快，那是他人生的一个关键时期。

　　

　　我说先生看似弱不禁风，却有如此坚韧的精神，不但经历了苦难，还活到了耄耋之年，如今诗文等身，精神抖擞，脚力雄健，声音高亢，耳聪目明，真有百岁之相啊！先生笑而不语，神态平和。我知道，在他这样的大师面前，一切颂扬之词都是多余，先生活得自在，活得坦然，活得充实。他以大师风范拒绝桂冠，因为他知道“老记者”这个称谓就已经够了，足以涵盖他风雨如晦的生活与生命了。

　　

　　对了，我曾问先生最想对媒体说的话是什么？

　　

　　他说，那也是老生常谈了，就是---我们的新闻工作者，我们的报纸电台，要转变文风。文风不改，腔调不变，不贴近群众，不写读者喜闻乐见的文章，早晚是会出问题的。此外，大家要认真考虑新闻工作者的职责，心思要放在工作上、学习上，而不是放在升官、发财上，人一想到升官发财，就没有心思做新闻了。

　　

　　真是一语中的。这就是一位九十高龄老记者的风范和情操，这就是诗书大家牛翁先生的才情与风骨。

　　

　　                     2011年11月23日晚匆笔于听风楼

　　

　　

　　牛翁11月23日上午在其书房

　　

　　牛翁诗文展在戴笠公馆旧址举办

　　

　　牛翁诗配苏葆桢画，珍贵之极

　　

　　牛翁与爱妻夏庆英婚纱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