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学问，一个是对学术方向的把握，一个是对学术方法的选择。方向对了，方法恰当，才能有所收获，否则就是徒劳无功。

　　经济学顾名思义是研究和“经济”有关的学问的，这一点绝大多数人都不会有什么异见，关键在于对“经济”二字如何解读和定义。以往的各种经济学流派对“经济”二字的内涵做了近乎无限的、但显然却是不恰当的外延。这就是今天的经济学被指“霸权”和称为“显学”的原因所在。不过这种地位和状态可能比较符合圈内人士的心理预期，经济学前辈的地位与荣耀激励着后来人维持和强化着这种局面。但是亦非学术，且扼杀学术。

　　我是如此界定“经济”二字的，正如大家在《西方经济学的终结》当中看到的，“经济”就是“交易”，就是“交换”。这个定义极大地缩小了传统的经济学的领地，然而却是恰当的，而且甚至是惟一恰当的。

　　对“经济就是交换”这一定义的证明非常容易。一个简单的证明方法就是“排除法”，只要排除其它涵义的合理性即可。

　　传统的经济学都将商品的生产和消费纳入到研究视线之内，而将联系这两个领域的“交换”放到了次要地位，后来甚至是无关紧要的地位，现有经济学的很多基本的、重要的概念都是针对生产和消费而言的，也没有认识到“价格”是基于交换的专用术语。

　　但是，如果我们环顾周边的生物界（非生物界就不用提了吧？除非你是“万物有灵论”者）就不难认识到，“生产”和“消费”是任何一种形态的生物都具有的行为，但惟有人类才具有“交换”行为。经济学霸权无疆分支庞杂，但是至今为止没有什么针对某种非人生物的经济学，如“蚂蚁社会的经济学”等等，显然，经济学的这种霸权收敛，从另一个侧面告诉我们，当我们谈论“经济”“经济学”的时候，我们已经无须强调地是默认这是针对人类而言的。

　　如此，人类有别于其它非人类生物的特征行为——交换，就十分自然地成为了“经济”一词的不二内涵和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在确定了“经济”的内涵就是“交换”之后，就要将视线聚焦在“交换”之上。我在经济学研究上的大幅度进展是在明确了如何研究交换之后，这就是把“交换”放在“人的行为”这一范畴内进行研究（当然，“消费”和“生产”都是“行为”）。这样的定位，使得现有的、比较成熟的行为心理学的成果可以方便地加以使用，行为心理学的“动机-行为”理论就可以大派用场了。从而使得很多过去经济学家闭门苦思不得其解的问题都迎刃而解了。

　　把“交换”当做“行为”来研究，就要对“行为者”的性质加以确认，这就是“理性人”概念。我将“理性人”这一经济学概念也同时划归到心理学的层面，即向心理学那样把正常人当做研究对象，如果对象的行为和“正常人”概念之下的理论不符合，则不是认为正常人概念有问题，而是把对象当做“精神病患者”看待了。

　　因此，作为研究人类行为（交换）的经济学，自然也是研究正常的人的行为，就像《西方经济学的终结》当中说的那样，经济学其实可以更名为“交换行为学”。而现在经济学当中频繁提到的“非理性”、“有限理性”等概念显然是偏离了行为学的正常路径了。

　　什么是“正常”？行为学的正常当然就是指行为和动机的逻辑一致性，即行为是有动机的。应用到经济学上就是，交换作为一种行为，一定是有动机的。既然交易者是正常人，那么正常人的特征也就在此有所表现，那就是“趋利避害”的动机。

　　在这种研究路径上，“供给”的概念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它不是“动机”的体现，而“需求”才是动机的体现。

　　和其它学科一样，有必要对看似复杂的研究对象加以“模型化”，以便于研究的展开。我对“交换”行为进行观察分析之后，也得到了“交换”的一般模型，即大家现在都知道的“2+2”模型——两个私有者交换两种私有物。这一模型也很好的表达了“交换”作为人类行为的特点，即它是发生在两个私有者之间的互动行为，如何交易（按什么样的交换比例进行交易即价格的确定）是两个交换者共同决定的。

　　将“交换”放在一般的行为学意义上进行研究，将交换者当做趋利避害的正常人看待，我们很容易就会发现，西方经济学当中的很多概念和结论都是和行为学既有的研究成果是相悖和不容的。此时，非常自然地，我们不是去怀疑和推翻行为心理学，而是相反的，这就是我最终得到的结论：《西方经济学的终结》。

　　迄今为止，有人表示反对《西方经济学的终结》中的一些结论的，但是还没有人说以上这个路数有什么问题，毕竟没有交换就没有什么经济学，毕竟没有交换就谈不上什么价格，毕竟交换是一种“行为”，毕竟行为心理学的一些基本观点和理论到目前为止还是被普遍认同的。

　　我至今还不看好能否定以上研究路径的合理性的企图。

　　在对经济学的研究当中，一个附带但却重要的成果是对变量逻辑问题的深入研究，即有关存量和流量之间的关系研究（这与我的工科学业背景有关），相关的结论也用在《西方经济学的终结》的著述当中了。

　　2011-11-22草于上海虹桥机场候机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