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在今年夏天上报中央政府，宁肯暂时牺牲部分税收收入，也要“自费开展此项试点”，其隐含的施政选择是，宁可牺牲眼前利益，也要把现代服务业的盘子迅速做大

　　经各界千呼万唤，其中舆论持续集体施压十余年，逐步将营业税改为增值税之“结构性税改” ，终于有了一个明晰的“启幕说法”——昨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作出一项意义深远的决断，从明年元月起率先在上海市交通运输行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开展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并在条件成熟时选 择部分行业把试点范围扩大到全国。

　　尽管这项早该进行的重大税制改革已晚了几个节拍，但它依然是中国当下已然拖至非改不可地步的税收制度中，非常关键且较容易操作的重大税改事项。它涉及到中央与地方现有税收蛋糕的重新分切，涉及到经济结构转型之主要一只“拦路虎”的扫除，涉及减轻整个流通领域大中小企业实际税负的普遍减轻，利于亿万民众在日常消费中减少“冤枉钱”的支付和“反复盘剥”，对遏制国内通胀及物价调控亦可收获长期的纾缓效果。

　　所谓增值税，就是只对某个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新增值部分进行征税。参照国外普遍的税制，增值税的不合理(亟待改革)成份同样不少，但相对于国内几十年一贯制的营业税，它毕竟不算那么“凶狠”。而营业税之所以“凶狠”无比，弄到天怒人怨之地步，最可恶的一条就是重复征税。打个通俗比喻，产品出厂后一旦进入流通领域，从一级批发到最终零售，倘若中间需要经过5道环节(5次转手)，政府就要征收5道重复的营业税。而现代流通业的内部分工越来越细，客观上导致中间转手环节越来越多，政府营业税征缴也越征越来劲儿。

　　羊毛永远只能出在羊身上，这“羊”就是老百姓的钱袋子。也就是说，政府重复征收营业税不亦乐乎，老百姓的税负则苦不堪言。这是此种不合理税制最核心的部分，对百姓而言则是最大的无奈。

　　此外，由于流通环节道道征税，流通企业负担极重，又实质影响到流通企业做大做强。为控制成本，迫使流通企业人为压低普通员工工资。由于流通行业是第三产业的大头，第三产业又占国内近四成GDP和半数以上的就业人口，如此这般又遭致服务业广大中低收入群体很难正常加薪，最终导致内需严重不振。所以，完全可得出一个近乎残酷的结论，内需长期不振之中国经济的恶性循环，极不合理的营业税税制是导致恶性循环难以自拔的主要元凶之一。

　　此外还必须指出，此等重复增税，在现今的各国税制中，堪称“绝无仅有”。亦是国内税收结构极不合理的最显性的矛盾所在和现有税制对人民的实质“亏欠”。故而，它是当下推进温总理3天前在天津视察时承诺推进“结构性税改”必须首先进行“税制革新”的内容所在。

　　经专业机构多角度、多方案测算对比。营业税改为增值税后，整个流通行业的实际税负大体可在现行税负基础上下降一倍。换个通俗的说法，假定某企业原先全年缴税百万元，实施此项税改后，税负可大体降至50万元。所以，此改税改若能当真操作，对减轻企负和民负的价值非常实在。

　　既然“营改增”的效果如此显见，且民间的呼声如此强烈，企业和百姓的愿望如此迫切，中央政府也一直承诺要加快启动“营改增”税改，为何这宗本可实现各方多赢的税改长期难以启幕呢？解疑释惑，必须从1993年的分税制改革谈起。

　　分税制是道分水岭，亦是“营改增”的主要阻力所在。1993年后，增值税的大头归中央财政所有，营业税则归地方财政享有，逐步成为地方的一大主要财源。因此，“营改税”的实际阻力首先来自地方政府，尤其是那些地方税源相对单一甚至长期依赖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度日的中西部省区，一旦实施“营改增”，地方实际税收明显减少从何渠道补偿？成为中央难下此项税改决心的一块现实心病，弄得“营改增”税改只能一拖再拖，越拖越被动。

　　“营改增”试点率先选择上海，在于上海的第三产业比重已占到GDP的六层以上，服务业税收已占全部税收的近七层。而且，当上海把发展现代服务业作为“十二五”重点发展方向时遇到了营业税这只“拦路虎”。所以，上海在今年夏天上报中央政府，宁肯暂时牺牲部分税收收入，也要“自费开展此项试点”，其隐含的施政选择是，宁可牺牲眼前利益，也要把现代服务业的盘子迅速做大，盘子做大了，税收总量递增，“营改增”就能以眼前的小利换取长远的大利。这就是中国经济哲学中朴素的利弊转化思维，亦是改革自身所隐含却往往被眼前小利束缚的“改革智慧”。

　　上海“营改增”试点的“自费性质”，并不等于日后其它地区推进此项税改也须“自费推进”。可以肯定的是，日后针对不同地区的税源多少，“营改增”所获取的“超量”增值税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重新分切也将提上日程。

　　既然“营改增”试点已被置于“结构性税改”的“第一刀”，希望它能稳健推进、一路走好。如果实施过程相对顺利，在产生和发挥上文所及的各项改革正效应之外，它还将迫使包括中西部在内的各地政府，加快各自辖地的经济结构转型步伐。各国经验早已证明，税改是一种能够产生联动效应的倒逼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