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公务员局近日对外发布《公务员职业道德培训大纲》，提出将对公务员进行职业道德培训的纲要，其中基础知识部分包括中国古代如何加强“官德”修养课程。

　　不出意料，这样的计划招来很多批评。这是一个奇怪的时代：一方面，人人都感觉，这个社会道德严重匮乏；另一方面，很多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对一切养成道德的做法又表示深深怀疑。某网站就此纲要进行网络调查，九成回答者认为，官德培训是“走过场，形式主义”。更多回答者则断言，这个样的培训不能提高官德。

　　这种道德怀疑主义的逻辑实际上很奇怪：面对道德匮乏，人们并不从道德上找根源，而是一下子跳到制度上。毫无疑问，解决中国社会目前所面临的种种繁难问题，制度变革至关重要。但是，把一切希望寄托于制度变革，实属逻辑混乱。面对精神领域的问题，应当首先从精神上入手。面对道德溃散，应当首先从道德养成上入手。这当然不能解决全部问题，但至少这是解决问题的常道，也可以让局面变得稍微好一些。

　　官德培训属于这种范畴内的事情。不错，要从根本上改变官员的行为模式，需要制度变革，而且是非常深刻的制度变革。社会应当积极推动这方面的制度变革，不过，这方面的努力与官员德行之养成，并无任何冲突。制度变革与道德养成不是非此即彼的选项，完全可以并行不悖。即便在一个优良的政治制度和公务员制度下，职业伦理对于公务员群体保持健全的行为模式也具有重要价值。

　　因此，现在的问题不应当是，养成公务员之德是否必要，而在于如何有效地达到这一目标。在这个问题上，五千年文明中国积累了很多智慧。《尚书·尧典》开篇即记载帝尧之德：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舜典》记载，帝舜命夔“典乐”，以“乐教”教养未来的君子具有“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之四德。《皋陶谟》中，皋陶总结尧舜时代圣贤君子之德为“九德”：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左传》、《国语》中，春秋时代的贤者、智者对于君子之德，有更为系统之阐述。此处之君子，即是治理者。

　　这里首先需要说明，古典意义上德，并非今人所说的道德，而是指“德行”，用现代的词汇来说，比较接近于“伦理”。道德与伦理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在诸多学者、知识分子的论说和官方文件中，两者常被混为一谈。此处之“公务员职业道德”，准确的说法应是“公务员职业伦理”，这是由公务员的职业内在决定的伦理规范。上述古人所讨论者，也都是社会治理者之伦理。

　　有趣的是，如《尧典》所说，尧舜时代，君子之德乃是通过乐教养成的。“乐”所歌之词就是“诗”，从诸多经典文献可以看出，乐教、诗教是周代君子德行养成之基本手段。换言之，古人清楚地意识到，包括官员职业伦理在内的君子德行之养成，涉及人的气质之变化，需要花费漫长的时间，付出巨大的努力，方可奏效。

　　汉以来，以儒取士，士人透过长期诵读五经，养成士君子之德。最典型者为汉、宋两朝，儒家经典教育最为发达，士人普遍具有一定节操，更有仁人君子具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品德。顾炎武、梁启超等先生都曾经指出，儒家经典教育支撑的“士气”，让这两代维持了较为清廉的吏治，民风也较为醇厚。

　　今人或许可以从上述历史经验中得顶一定启发。若欲养成公务员之职业伦理，可借鉴古代士君子养成之方法，从较早阶段入手，进行经典教育。具体说来，应当局部地恢复以儒家经典诵读为核心的古典教育。最理想的做法是在基础教育阶段就展开这项工作。这就需要对基础教育体系进行较大规模改造，难度较大。

　　而面对精英群体心灵空虚乃至败坏的局面，可以考虑针对一些关乎社会治理之良窳的职业群体，展开补课式的古典教育。比如，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培养公务员，法学院培养法官、律师，商学院培养商业管理人才，这些的德行对于社会治理具有重要影响。可以在这类院校系统地开设程度合适的经典诵读课程，阅读《论语》、《尚书》、《诗经》、《左传》等相关篇章。由此，精英们不仅可以习得诚心、正意而修身之法门，也可以习得治国之智慧。这样的效果，不是讲几个古代清官故事所可比拟。

　　实际上，近些年来，具有较强反思能力的精英已自发地产生了这样的需求。公务员、商业精英上国学课似乎已是一种时髦，儒家经典课程在各类职业培训机构的课程中也是最受欢迎的。假如课程设计合理，师资得力，这样比较深入、系统的经典诵读，一定会对精英们的心灵产生正面影响，推动精英发育成为君子，这是更化风俗、安邦利民之大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