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率地讲，海辉的上市之路走的并不顺，整个过程波折不断，掺杂着理性与感性的纠葛，以及向前走与向后退的争辩。甚至在路演的前一天，考虑销售利益的承销商和考虑上市业务利益的上市团队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建议海辉延迟上市时间。但最终，在旁人观望与怀疑的态度中，海辉挺住了。

　　其实在决定上市之初，海辉面临着多种选择。如果愿意改变股权结构，选择在国内上市，可能会更容易一些，市值也会更高。但考虑到IT外包是一个需要全球化的行业，海辉的海外客户又比较多，在海外上市有利于给业务带来更多的机会和发展空间，所以，海辉很早就放弃了相对容易的国内资本市场，而改走海外资本之路。

　　2009年2月，三家既了解中国企业，又了解美国资本市场的投资银行，成为海辉的承销商。但那段时间，美国资本市场一直晴雨不定，做完充分准备的我们，却找不到合适的机会上市。

　　直到2010年6月12日，海辉召开了紧急会议，认为与其这样等下去，猜测市场变化，不如立即启动I P O。于是，6月13日，海辉向美国证券交易所递交了申请材料，第二天就收到了同意申请的回复。我和海辉CEO卢哲群立即匆匆飞往美国。

　　我们的这次美国之行，从一开始就颇为不顺。

　　第一个打击是刚到美国，就有消息说有银行破产。虽然与海辉不相干，但是，这毕竟也算是资本市场的震荡，大环境变坏。负责运作海辉上市的专业团队中，有超过60%的人反对此时上市。甚至有人表示，此次就算上了市也没人会买海辉股票。

　　当晚，回到酒店，我跟卢哲群都非常郁闷。因为突遇金融海啸，2008年海辉已经有过一次取消上市的经历，如果这次仍然无功而返，不仅将再一次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也会使客户对海辉的能力产生质疑，更将降低员工士气。通俗点说，喜帖都发出去了，婚又不结了，别人会怎么想？一番探讨后，我俩决定：不管外部条件怎样，一定要上市。

　　第二天上午，大部分人还是坚持放弃。面对强大的反对派，精通英文的卢哲群气愤地发表了一番慷慨激昂的讲话，表达了“不管怎么样，一定要上市”的意思。会议在上午11点多结束，路演下午就开始了。当然，我们的坚持绝不是非理性的一意孤行，而是出于对海辉的充分了解与自信。

　　接下来12天，是对体力与脑力的极大考验。全部的时间就是马不停蹄地见投资机构，有时一天会安排十几家，最大的尴尬是衣服都没有时间洗。最后几天，为穿梭城市方便，我们只好租了架私人飞机，不过这让爱好飞行的我过足了眼瘾——可以停留在驾驶室看驾驶员怎么操作飞机。

　　尽管到最后，人的反应都已经机械了，但与投资机构的每场见面，都是一次智力测试。面对着不同机构的基金经理，回答的问题也是各式各样的。经验丰富的“考官”会循序渐进地诱导你，一不小心就容易被他“绕”进去；资历浅的“考官”则会把我说的每个数字输入专业测算系统，立刻计算出数据前后是否相符。而且，按照规定每场见面都要录像存档，有关公司业务的每句话，几年之内具有法律效力。如果发现言行不一，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因此，我们只得强逼着自己随时保持高度清醒。

　　好容易熬到必须决定IPO价格的最后一天，我们正为过去几天路演顺利并吸引到众多投资机构而高兴时，美国股市又出现了波折。上市还是不上？这个问题再一次摆在我们面前。还是一样的理由，没有过多考虑，我们决定坚持逆势而上。不过为了避免破发，且考虑到股票的涨落不能只看一时，更要看企业的长久发展，所以我们理性地选择了相对偏低但绝对合理的发售价格。果然，上市很顺利。6月30日开盘当天，海辉股票一直处于上涨状况。

　　现在回头看看，在纳斯达克上市的成功，让我个人在知识、常识、见识、胆识等方面提升不少，特别是美国资本市场的透明与规范，留给我深刻的印象。

　　首先，在申报材料的阶段，我们与美国证监会并没有面对面的交流，全部都是通过电子文件往来。你不需要做任何私下的工作，只需要按照规则递交材料。美国证监会的审核非常严格，稍有纰漏就会被拒绝，毫无情面可讲。

　　透明的另一个表现是，上市公司的任何变化，包括高管调整或者战略的改变等，都要在同一时间向投资者公开。如果因为没有及时披露信息导致股价下跌，影响股民收益，投资者会把公司告上法庭。虽然如何界定重大事件包含客观及主观标准，但是，有了这样的严格监管，投资者和客户都可以更透明的观察一家企业。

　　第二点体会就是作为经营者的思维和决策方式，一定要与时俱进，发生改变。特别是身处全球化的资本市场，世界任何一方发生的任何事：战争、灾难、国家政策等，都会影响到公司股价，所以绝不能再以一家中国公司的眼光看问题，要转换为国际化的眼光。

　　说到中国公司海外上市的问题，我认为，最大的问题是在上市之后，那些为了上市而上市的公司，很难适应美国资本市场的各项规定与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