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斯密的一个“陈辞滥调”
加尔布雷斯所谓的“传统智慧”，我更愿意称之为“陈辞滥调”。这样一种不友善的措辞，源于我对“陈辞滥调”所内涵的权势者的跋扈的厌恶以及对依赖“陈辞滥调”可能造成人们智力下降的担忧和恐惧。——陈辞滥调作为某种意识形态，可能体现经济、政治或思想领域既得利益者的偏好，成为其利益实现的重要形式；陈辞滥调作为一种节约智力投入的思维工具，可能使依赖者减少甚至放弃思考，最终使人们思维钝化，智力衰退。
“斯密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就是经济思想史上一个著名的陈辞滥调。很显然，这样的论调是传统阶级史观的表现。一个简单化的标签，适应的是划分阶级阵营，展开政治斗争和学术论争的需要。在传统阶级史观中，这样的“定性”往往只是一种主观的臆断，甚至是一种语言暴力。它适应斗争或竞争的需要，却不见得吻合历史的真实。对斯密阶级属性或者政治倾向的这种判断，所要确认的是十八世纪中叶的资产阶级还处在上升时期，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因此为资产阶级代言的斯密同时也是先进生产力的思想和理论代表。不过，这样一种简单化的判断，终究只是一个“陈辞滥调”。初看起来这样的判断似乎有理，但仔细考察却大谬不然。说斯密的思想或者言论代表先进生产力，符合新生资产阶级的利益，完全可以接受。当我们说某个思想家的思想或者理论代表某个阶级的利益的时候，这种“代表”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可以是自觉的也可以是不自觉的。比如，在重农学派那里，他们以为自己在为地主阶级的利益辩护，但其自由放任的思想主张正是破坏地主阶级利益，瓦解封建专制制度的重要力量。他们分明代表的是新生资产阶级的利益，却装扮成也让人们以为他们在为地主阶级的利益服务。至于“代言”，则应该是一种直接的自觉的利益维护，应该是一种鲜明的政治立场的表态。“代言”不仅意味着主动的接受，而且意味着自觉的认同。那么，事实究竟是不是这样的？斯密是不是直接而自觉地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积极而主动地充当其利益的维护者和辩护者的角色？
事实可能不是这样的，从斯密著作中引用的以下几段话，可以帮助了解他对资产阶级的态度。在《国富论》中，斯密说——“同业中人甚至为了娱乐或消遣也很少聚集在一起，但他们谈话的结果，往往不是阴谋对付公众便是筹划抬高价格。”（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P122）“不论在哪一种商业或制造业上，商人的利益在若干方面往往和公众利益不同，有时甚或相反。扩张市场，缩小竞争，无疑是一般商人的利益。可是前者虽然往往对于公众有利，后者却总是和公众利益相反。缩小竞争，只会使商人的利润提高到自然的程度以上，而其余市民却为了他们的利益而承受不合理的负担。因此，这一阶级所建议的任何新商业法规，都应当十分小心地加以考察。非小心翼翼地、抱着怀疑态度作了长期的仔细检查以后，决不应随便采用。因为他们这般人的利益，从来不是和公众利益完全一致。一般地说，他们的利益，在于欺骗公众，甚至在于压迫公众。”（P243—244）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说——资产阶级的“天性是自私和贪婪的，……他们雇佣千百人来为自己劳动的唯一目的是满足自己无聊而又贪得无厌的欲望……”（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P229）
在斯密眼里，商人资产阶级总是唯利是图，贪得无厌的，他们的一切努力，仅在于获取尽可能多的利润以满足自己无尽的欲望；为了自己贪欲的满足，资产阶级可以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包括垄断、欺诈、威胁，等等。由于这些行为本身对公众福利的可能损害，斯密从心底里鄙视他们。在斯密眼里，商人资产阶级的人生追求和行为方式不仅是肤浅的，而且是粗鄙的，是不值得也是他所不屑的。作为一个清教徒，斯密崇尚的是努力工作，节俭消费；他向往的是一种优雅而体面的生活，一种有着崇高理想和信念的纯洁的生活。而在他那个时代的资产阶级，尤其是那些具有暴发户性质的商人资产阶级，大多缺乏修养，没有文化也没有品位。斯密在内心里很难认同他们。当然，在斯密的著作中，对待作为企业家的资本家和对待作为资产阶级的重要构成部分的商业资本家的态度有所不同。对前者，斯密是同情和支持的，因为他充分认识到劳动就业取决于资本积累，充分认识到市场扩展对分工深化及国民福利增进的积极意义，充分相信作为企业家的资本家的冒险和创新是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在他担任格拉斯哥大学教授时，还发起组织过“择优学会”，对技术进步和组织创新进行奖励。但是，对资产阶级的唯利是图和贪得无厌，作为清教徒的他是反感的。
说斯密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纯粹是出于“标签化”需要的一个“陈辞滥调”。但是，如果据此而认为，斯密不是资产阶级利益的维护者而是批判者，更是一种不得要领的僭妄。事实上，不管是在《国富论》还是《道德情操论》中，斯密都把个体对自身利益的追求看成是人们积极努力工作的力量源泉，看成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基本动力。资产阶级对利润的追求，不过是自利的一种表现形式之一而已。即使资产阶级的唯利是图和贪得无厌让他不舒服，让他厌恶和鄙视，但是，他知道，正是资产阶级的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推动着生产发展和技术进步，而其最终结果是物质产品供给的丰富和社会福利的增进。没有自利就没有技术的进步，市场的扩张和人们物质福利的改善。作为一个具有历史视野的思想家，斯密不得不承认个体自利追求的进步意义，尽管他本人倾向于对物质利益追求应该保持克制的态度。斯密对奢侈消费的态度也是这样的。作为一个清教徒，可以想见他对奢侈消费的消极和排斥态度，但是，作为思想家，他看到的是封建庄园主对奢侈品的追逐对于瓦解封建专制制度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推进的进步意义。即使他不认同奢侈消费，也承认其积极意义，这才是一个思想家的客观而公正的态度。
作为清教徒的斯密和作为思想家的斯密可能是矛盾的。作为一个思想家，他看到的是资产阶级的自利追求的进步意义；作为一个清教徒，他看到的是新生资产阶级的贪婪可能存在的对公众福利的损害，看到他是他所无法接受和认同的粗鄙的贪婪。但是，作为思想家的斯密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在他所构建的道德世界里，同情心的激发及个体内心公正的旁观者的监督可能对人的自私和贪婪产生约束；同时，在经济世界里，“一只看不见的手”也可以对追逐自利的个体产生某种约束，将个体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导向社会福利的增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