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难》与宪政民主
廖仁平
关键词：说难 韩非子 政治学 民主 独裁
提 要：简要介绍《说难》相关信息后，分析了《说难》悖论产生的必然性，揭示出宪政民主政体的相对优越性。
1 《说难》相关信息简介（说难.baike.baidu.com/view/939733.htm 2011-9-1）
《说难》选自《韩非子》，是《韩非子》55篇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说shuì，游说的意思；难nán，困难，说难，即游说的困难。作者韩非子认为，游说的真正困难在于所要游说的对象（即君主）的主观好恶，即“知所说之心”，指出为了游说的成功，一要研究人主对于宣传游说的种种逆反心理，二要注意仰承人主的爱憎厚薄，三是断不可撄人主的“逆鳞”。韩非(前280?-233)是战国末期的一位最伟大的思想家，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著作《韩非子》共有五十五篇，《说难》是他后期的作品。
原文
凡说之难：非吾知之有以说之之难也，又非吾辩之能明吾意之难也，又非吾敢横失而能尽之难也。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所说出于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厚利，则见下节而遇卑贱，必弃远矣。所说出于厚利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见无心而远事情，必不收矣。所说阴为厚利而显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阳收其身而实疏之；说之以厚利，则阴用其言显弃其身矣。此不可不察也。
夫事以密成，语以泄败。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语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彼显有所出事，而乃以成他故，说者不徒知所出而已矣，又知其所以为，如此者身危。规异事而当，知者揣之外而得之，事泄于外，必以为己也，如此者身危。周泽未渥也，而语极知，说行而有功，则德忘；说不行而有败，则见疑，如此者身危。贵人有过端，而说者明言礼义以挑其恶，如此者身危。贵人或得计而欲自以为功，说者与知焉，如此者身危。强以其所不能为，止以其所不能已，如此者身危。故与之论大人，则以为间己矣；与之论细人，则以为卖重。论其所爱，则以为藉资；论其所憎，则以为尝己也。径省其说，则以为不智而拙之；米盐博辩，则以为多而交之。略事陈意，则曰怯懦而不尽；虑事广肆，则曰草野而倨侮。此说之难，不可不知也。
凡说之务，在知饰所说之所矜而灭其所耻。彼有私急也，必以公义示而强之。其意有下也，然而不能已，说者因为之饰其美，而少其不为也。其心有高也，而实不能及，说者为之举其过而见其恶，而多其不行也。有欲矜以智能，则为之举异事之同类者，多为之地，使之资说于我，而佯不知也以资其智。欲内相存之言，则必以美名明之，而微见其合于私利也。欲陈危害之事，则显其毁诽，而微见其合于私患也。誉异人与同行者，规异事与同计者。有与同污者，则必以大饰其无伤也；有与同败者，则必以明饰其无失也。彼自多其力，则毋以其难概之也；自勇之断，则无以其谪怒之；自智其计，则毋以其败穷之。大意无所拂悟，辞言无所系縻，然后极骋智辩焉。此道所得，亲近不疑而得尽辞也。伊尹为宰，百里奚为虏，皆所以干其上也。此二人者皆圣人也；然犹不能无役身以进加，如此其污也！今以吾言为宰虏，而可以听用而振世，此非能仕之所耻也。夫旷日离久，而周泽既渥，深计而不疑，引争而不罪，则明割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饰其身，以此相持，此说之成也。
昔者郑武公欲伐胡，故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娱其意。因问于群臣，“吾欲用兵，谁可伐者？”大夫关其思对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国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闻之，以郑为亲己，遂不备郑。郑人袭胡，取之。宋有富人，天雨，墙坏。其子曰：“不筑，必将有盗。”其邻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财。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邻人之父。此二人说者皆当矣，厚者为戮，薄者见疑，则非知之难也，处知则难也。故绕朝之言当矣，其为圣人于晋，而为戮于秦也，此不可不察。
昔者弥子瑕有宠于卫君。卫国之法：窃驾君车者罪刖。弥子瑕母病，人间往夜告弥子，弥子矫驾君车以出。君闻而贤之，曰：“孝哉！为母之故忘其刖罪。”异日，与君游于果园，食桃而甘，不尽，以其半啖君。君曰：“爱我哉！忘其口味，以啖寡人。”及弥子色衰爱弛，得罪于君，君曰：“是固尝矫驾吾车，又尝啖我以余桃。”故弥子之行未变于初也，而以前之所以见贤而后获罪者，爱憎之变也。故有爱于主，则智当而加亲；有憎于主，则智不当见罪而加疏。故谏说谈论之士，不可不察爱憎之主而后说焉。
译文
大凡进说的困难：不是难在进说的人所认为没有才智能够用来向君主进说，也不是难在进说人口才能够阐明自己的意见，也不是难在进说人敢毫无顾忌地把看法全部表达出来。大凡进说的困难：在于了解进说对象的心理，以便用自己的说法适应他。进说对象想要追求美名的，却用厚利去说服他，就会显得节操低下而得到卑贱待遇，必然受到抛弃和疏远。进说对象想要追求厚利的，却用美名去说服他，就会显得没有心计而又脱离实际，必定不会被接受和录用。进说对象暗地追求厚利而表面追求美名的，用美名向他进说，他就会表面上录用而实际上疏远进说者；用厚利向他进说，他就会暗地采纳进说者的主张而表面疏远进说者。这是不能不明察的。
事情因保密而成功，谈话因泄密而失败。未必进说者本人泄露了机密，而是谈话中触及到君主心中隐匿的事，如此就会身遭危险。君主表面上做这件事，心里却想借此办成别的事，进说者不但知道君主所做的事，而且知道他要这样做的意图，如此就会身遭危险。进说者筹划一件不平常的事情并且符合君主心意，聪明人从外部迹象上把这事猜测出来了，事情泄露出来，君主一定认为是进说者泄露的，如此就会身遭危险。君主恩泽未厚，进说者谈论却尽其所知，如果主张得以实行并获得成功，功德就会被君主忘记；主张行不适而遭到失败，就会被君主怀疑，如此就会身遭危险。君主有过错，进说者倡言礼义来挑他的毛病，如此就会身遭危险。君主有时计谋得当而想自以为功，进说者同样知道此计，如此就会身遭危险。勉强君主去做他不能做的事，强迫君主停止他不愿意停止的事，如此就会身遭危险。所以进说者如果和君主议论大臣，就被认为是想离间君臣关系；和君主谈论近侍小臣，就被认为是想卖弄身价。谈论君主喜爱的人，就被认为是拉关系；谈论君主憎恶的人，就被认为是搞试探。说话直截了当，就被认为是不聪明而笨拙；谈话琐碎详尽，就被认为是啰嗦而冗长。简略陈述意见，就被认为是怯懦而不敢尽言；谋事空泛放任，就被认为是粗野而不懂礼貌。这些进说的困难，是不能不知道的。
大凡进说的要领，在于懂得粉饰进说对象自夸之事而掩盖他所自耻之事。君主有私人的急事，进说者一定要指明这合乎公义而鼓励他去做。君主有卑下的念头，但是不能克制，进说者就应把它粉饰成美好的而抱怨他不去干。君主有过高的企求，而实际不能达到，进说者就为他举出此事的缺点并揭示它的坏处，而称赞他不去做。君主想自夸智能，进说者就替他举出别的事情中的同类情况，多给他提供根据，使他从我处借用说法，而我却假装不知道，这样来帮助他自夸才智。进说者想向君主进献与人相安的话，就必须用好的名义阐明它，并暗示它合乎君主私利。进说者想要陈述有危害的事，就明言此事会遭到的毁谤，并暗示它对君主也有害处。进说者称赞另一个与君主行为相同的人，规划另一件与君主考虑相同的事。有和君主污行相同的，就必须对它大加粉饰，说它没有害处；有和君主败迹相同的，就必须对它明言掩锦，说他没有过失。君主自夸力量强大时，就不要用他为难的事去压抑他；君主自以为决断勇敢时，就不要用他的过失去激怒他；君主自以为计谋高明时，就不要用他的败绩去困窘他。进说的主旨没有什么违逆，言辞没有什么抵触，这样之后就可以充分施展自己的智慧和辩才了。由这条途径得到的，是君主亲近不疑而又能畅所欲言。伊尹做过厨师，百里奚做过奴隶，都是为了求得君主重用。这两个人都是圣人，但还是不能不通过做低贱的事来求得进用，他们的卑下一至于此！假如把我的话看成像厨师和奴隶所讲的一样，而可以来纳来救世，这就不是智能之士感到耻辱的了。经过很长的时间，君主的恩泽已厚，进说者深入谋划不再被怀疑，据理力争不再会获罪，就可以明确剖析利害来成就君主的功业，直接指明是非来端正君主的言行，能这样相互对待，是进说成功了。
从前郑武公想讨伐胡国，故意先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胡国君主来使他快乐。然后问群臣：“我想用兵，哪个国家可以讨伐？”大夫关其思回答说：“胡国可以讨伐。”武公发怒而杀了他，说：“胡国是兄弟国家，你说讨伐它，是何道理？”胡国君主听说了，认为郑国和自己友好，于是不再防备郑国。郑国偷袭了胡国，攻占了它。宋国有个富人，下雨把墙淋塌了，他儿子说：“不修的话，必将有盗贼来偷。”邻居的老人也这么说。到了晚上，果然有大量财物被窃。这家富人认为儿子很聪明，却对邻居老人起了疑心。关其思和这位老人的话都恰当，而重的被杀，轻的被怀疑；那么，不是了解情况有困难，而是处理所了解的情况很困难。因此，绕朝的话本是对的，但他在晋国被看成圣人，在秦国却遭杀害，这是不可不注意的。
从前弥子瑕曾受到卫国国君的宠信。卫国法令规定，私自驾驭国君车子的，论罪要处以刖刑。弥子瑕母亲病了，有人抄近路连夜通知弥子瑕，弥子瑕假托君命驾驭君车而出。卫君听说后，却认为他德行好，说：“真孝顺啊！为了母亲的缘故，忘了自己会犯刖罪。”另一天，他和卫君在果园游览，吃桃子觉得甜，没有吃完，就把剩下的半个给卫君吃。卫君说：“多么爱我啊！不顾自己口味来给我吃。”等到弥子瑕色衰爱弛时，得罪了卫君，卫君说：“这人本来就曾假托君命私自驾驭我的车子，又曾经把吃剩的桃子给我吃。”所以，虽然弥子瑕的行为和当初并没两样，但先前称贤、后来获罪的原因，是卫君的爱憎有了变化。所以被君主宠爱时，才智就显得恰当而更受亲近；被君主憎恶时，才智就显得不恰当，遭到谴责而更被疏远。所以谏说谈论的人不可不察看君主的爱憎，然后进说。
龙作为一种动物，驯服时可以戏弄着骑它；但它喉下有一尺来长的逆鳞，假使有人动它的话，就一定会受到伤害。君主也有逆鳞，进说者能不触动君主的逆鳞，就差不多了。
鉴赏
先秦诸子九流十家，无不数数然于用世，周游各国诸侯，宣传自己的社会思想和政治主张。既然要搞宣传游说，就必然要研究宣传游说的实践，总结宣传游说的理论，例如孔子虽然主张“讷于言而敏于行”，但又不能不承认“有德者必有言”。而在实践上更是坐着牛车周游列国，干七十余君，为了兜售自己的主张，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至于墨子，更是公开主张要搞宣传，他上说下教，热衷宣传到了“美女自炫”的程度。著名的“三表法”就是墨家指导宣传游说的理论。
春秋以后，百家争鸣，社会思想领域中的宣传战更加激化。但是在先秦诸子之中真正对宣传游说进行严肃思考研究的，还应该说是孟子、荀子和韩非。孟子实践着“不扣则鸣”的方针，荀子讲究“期、命、辨、说”的理论，二人姑且不论；至于韩非对宣传游说的研究，不仅是广泛的、深刻的，而且是成体系的。《说难》便是代表作之一。
《说难》是从分析宣传游说的对象——人主的心理反应入手（按：对上的宣传，这是古代宣传与现代宣传的一大区别），而备言宣传游说的危难（按：旧注本篇备论“谏说”；谏说也就是对上的宣传游说）。但是韩非并没有在危难面前却步。他是先秦法家之集大成者，而法家本来是顺应战国时势而产生发展的政治理论学派。作为封建专制主义理论的一个学派，法家离开宣传游说人主以外便一无所用其技。相反，研究宣传游说人主的理论和技术，倒是关系到它自身的存亡。
那末，韩非在游说人主方面究竟研究出些什么样的有效方法呢？若按《说难》文，其大旨可归之于三句话，一要研究人主对于宣传游说的种种逆反心理，二要注意仰承人主的爱憎厚薄，三是断不可撄人主的“逆鳞”。
文章分两大部分，前半部分备言说难，后半部分细言说成。讲说难，第二大段的内容和文采尤堪注意。“夫事以密成，语以泄败”以下，一连排举了七条“如此者身危”，即因宣传游说失当而招致身首异处的危险，不禁使人毛骨悚然！
“七危”之外，还有“八难”。其中四难是来自于宣传游说涉及的人事不妥而遇到的，四难是由于方法和辞语不当而遇到的。整大段文章中的七危八难全用排比句段，条分缕析而切中肌理…
韩非子认为，游说的真正困难不在于一个人因知识欠缺而不知道说什么，不在于因表达能力欠佳而不知道如何说，也不在于因缺乏胆量而不敢说，而在于所要游说的对象的主观好恶，即“知所说之心”。言下之意是，如果你和君主的关系很亲近，你的观点自然就容易被接受和认同，相反，如果你和君主关系比较疏远，势必人微言轻，很难获得君主的信任。在此，君主的好恶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亲疏远近关系，是游说者能否成功获取君主信任的一个关键，智子疑邻的典故以及弥子瑕的遭遇其实都在彰显这个主题。
游说对象对于名利态度的复杂性，决定了游说者与其打交道时的难度。加之游说对象本人乃是手握重权的君主，处于生杀予夺的绝对优势地位，使游说者时刻面临一言不合即遭灭顶之灾的极大可能，更由于诸如商鞅车裂、吴起肢解等法术之士的历史教训，伴君如伴虎的残酷现实，使得游说者必须认真对待。因此，韩非子在本篇连续用了七个“如此者身危”来衬托游说者稍有不慎、动辄得咎的危险处境，由此凸显了解君主在想什么、想干什么不想干什么以及如何干等主观好恶在游说活动中的极端重要性，主张人微言轻的游说者应该谨言慎行、察言观色，力图避免触及君主不愿他人知晓的隐私以及做出令君主不喜欢的事情，应该首先保住自己的身家性命，然后才谈得上如何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问题，否则，一切都将成为泡影。梁启雄先生认为：“韩非子指出游说之士发言之难，及其遭遇之险，是一篇反映出人情世故和君主心理的作品。”（《韩子浅解》，第89页。）由此，韩非子主张游说的核心问题在于“知饰所说之所矜而灭其所耻。”对于君主引以为荣的事情或喜欢的东西，游说者应极力加以粉饰以取悦于君主，对于君主感到耻辱的事情，应该尽力为其掩饰以免让他人知晓。总之，一个总的原则就是努力讨好君主，避免惹怒他，让他最终对你产生信任感。并且，在此过程中，作为游说对象的君主完全是一个由个人意志和主观情欲主宰的存在，没有固定的政治信念，也没有基本的道德操守，只知追求名利，只知满足个人意愿，因此游说者为了博取这种人的信任和好感，就应该忍辱负重、委曲求全，暂时抛却是非善恶观念，一意讨好君主，哪怕违背韩非子一贯追求的公平、公正价值，也在所不惜。
后人曾激烈批判韩非子的这种观点，认为韩非子在宣扬一种专门为了讨君主欢心的无耻之学。表面上看起来，如果单独从《说难》篇的内容分析，确实很容易得出这个结论。然而，倘若联系韩非子的整体思想尤其结合《难言》、《和氏》、《问田》诸篇内容来分析，就会发现韩非子希冀君主圣贤而不得转而思考面对一个完全由个人情欲支配而无任何政治信念的君主时，法术之士究竟该如何作为的话题，由此凸显忍辱负重的曲折心路历程。或谓：天下有道则仕，无道则隐，韩非子为什么不能像儒家道家那样选择退隐以保全自己的操守呢？从韩非子的思想内核中可以看出，他并不主张退隐，虽然在《孤愤》中也曾透出当权重臣在位时廉洁之士为保全自身性命而选择主动退却的思想，然后韩非子对此并不满意，因为法术之士的退却非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使奸邪之臣的罪恶无法得到应有的惩罚，整个现实政治环境会变得愈加黑暗和无序：“今人主不合参验而行诛，不待见功而爵禄，故法术之士安能蒙死亡而进其说，奸邪之臣安肯乘利而退其身！”这也正是韩非子在《问田》篇回答堂溪公全身之术的质询时所表达的“治亦进，乱亦进”的政治情怀：“故不惮乱主闇上之患祸，而必思以齐民萌之资利者，仁智之行也。惮乱主闇上之患祸，而避乎死亡之害，知明夫身而不见民萌之资利者，贪鄙之为也。臣不忍乡贪鄙之为，不敢伤仁智之行。”既然退隐不能解决天下无道的问题，那么面对一个毫无政治信念的只知追求名利的君主，对韩非子而言，唯一的办法就是想方设法通过博取君主的信任进而实现自己改造君主、改善现实政治环境最终有利于天下百姓的政治理想…
2 《说难》悖论根源分析
《说难》中的“七危”、“八难”思想是形成中国社会无数“似是而非”型悖论的文化根源，此简称这些悖论为《说难》悖论吧。
韩非(前280?-233)是战国末期的一位最伟大的思想家，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著作《韩非子》共有五十五篇，《说难》是《韩非子》55篇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它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它思想的深刻性及实践中的实用性，令无数中国人折服，基本上可以说它已经进化成了中国人的重要人性基因之一。所以它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中国社会中无数“似是而非”型社会系统悖论产生的重要根源之一。
综合本文第一部分介绍的《说难》相关信息，可以看出：针对“七危”、“八难”之险，即使是正人君子，面对一个毫无政治信念的只知追求名利的君主，唯一的办法就是想方设法通过博取君主的信任进而实现自己改造君主、改善现实政治环境最终有利于天下百姓的政治理想。
这种做法能够取得好效果的概率有多大呢?从历史记载中仅有的成功案例数来看，相对于数不清的没有历史记载的劝进而言，成功概率非常小。因为独裁君王们愿意选择的策略必须得首先有利于他们本人，当他们本人的利益与天下百姓利益冲突时，无论多么好的策略都无用武之地。为了让君王们确信某策略确实既有利于天下也有利于君王本人，进言者多数时候必费尽心机粉饰之，这必然导致其似是而非成份的产生。
至于说远比正人君子们多得多的一般人或小人们，他们多数时候最好的选择就是一味讨好君王，在这些人提出的策略中又怎么可能有多少正确的成份呢？
远的不说，请大家看看中国当代的现实吧。领导们自觉不自觉地传承了大部分君王们的本性，而国民们也自觉不自觉地习得了《说难》中的注意项。多数领导（也包括多数群众）既喜欢听也喜欢说一些表面上正确但也不解决多少实际问题的话，这就是普遍存在于中国社会生活中无数正确的大话、空话、套话产生的深刻文化根源。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社会系统中大量存在着“似是而非”型悖论（《说难》悖论）就不稀奇了。
3 宪政民主与《说难》悖论
《说难》只是产生《说难》悖论的文化根源之一，而产生《说难》的政治根源之一则是独裁政治体制。
独裁政治体制中的人际关系主要表现为人身依附关系，君上对臣下有生杀予夺之恩威，在这样的政治体制中，政治生活常态必然是一切围绕君王意志为转移。而君王个人的认识水平及觉悟、胸怀等经常并不满足强国富民的基本要求，这当然严重抑制了众智的有效集成。稍加理论推论就可以基本上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相比于更有效率地集成众智的民主政治体制，在当代世界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大背景下，独裁政治体制政治低效的概率很大。
宪政民主的精髓就是依照宪法进行民主政治管理。宪法本身的制定就是在集中全民智慧，综合考虑一国各方利益得失的前提下完成的，它就是一国最基本的政治标准。比之于独裁政体中的君王个人好恶标准而言，宪法当然更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宪政政体中的参与者们除了分工不同外，理论上具有平等关系，在各种民主透明监督具体措施比较到位的情况下，下级向上级进言就没必要有太多顾虑，只要能基本做到多点大局观、少点私心地建言献策，多数时候都不会有太大的负作用，更别说会遇到《说难》中的“七危”、“八难”之险了。
综上所述，《说难》中的“七危”、“八难”之险正好揭示了宪政民主政体的优越性，只有宪政民主政体，才可以既有效地集中众智又能极大地解除从政者们的思想负担，也才可以大量地消除《说难》悖论现象，所以，宪政民主政体是当今各国文明进程中值得首选的政体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