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见与常识

当我们用“洞见”一词对前人的见解表达敬意和认同的时候，这种见解应该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认识。洞察力所蕴含的应该是一种透过现象理解本质的能力，一种把握事物或现象发展趋势或规律的能力；所谓“洞见”是洞察力的反映，是形式当中的内容，是现象背后的本质，是发展中的趋势，是变化中的规律。作为对事物或者现象的认识，洞见要比常识更深一个层次。常识停留在现象的表面，而洞见则蕴含内容和实质，趋势和规律。

在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中，苏格拉底向赛阿达泰传授了利用人们的消费心理最大限度谋取利益的心法，其中内涵着效用与欲望强度成正比并与欲望满足程度成反比以及边际效用递减的认识。尽管苏格拉底没有使用“边际效用”这样的现代经济学概念，但我们知道他所阐述的实际上就是“戈森第一定律”。在色诺芬的《居鲁士的教育》中，他还了解到商品的精细程度取决于劳动分工程度而劳动分工程度又取决于市场规模，这里面有2000年后斯密所阐述的“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的意味。我们可能会用“洞见”这样的概念来表达我们对前人的敬意，但这样的评价在这里并不恰当。色诺芬关于欲望与效用关系的认识，只是对现象的一般描述，属于常识的层次，其中并不内涵对规律和趋势的把握。对于“边际效用递减”这样的心理或者消费现象，只要人们愿意关注，任何一个有着一般智力的观察者都可以理解和把握。其实，“戈森第一定律”本来就有着描述和常识的意义，在古代世界里，除了色诺芬，中世纪的经院学者也有过不少的描述。“戈森第一定律”之所以在经济思想史有着重要影响，其原因不在于“戈森第一定律”本身，而在于奠基于 “第一定律”之上的“戈森第二定律”及边际效用价值论，而后者才真正具有“洞见”的性质。“洞见”所体现的是能够从事物或现象的萌芽中发现趋势和规律的能力，它需要凯恩斯所推崇的直觉和内省，创造力和想象力。色诺芬似乎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当然也不仅仅是个人的主观能力问题，更重要的决定因素应该是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在事物还没有充分发展从而其性质尚未充分显现的时候，人们很难对于事物有深入而全面的认识。就算色诺芬是一个有着非凡理解力和想象力的思想家，在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而市场经济远未成熟的背景下，要求他理解劳动分工与市场规模的内在关系，理解分工和市场背后的供给和需求，实在是一件勉为其难的事情。色诺芬的认识尽管粗浅但已经很好体现出敏锐的观察力了，进一步的深入认识只能留待市场经济更加成熟的时代，留待更有天赋的思想家的出现。

不过，经济思想史并不缺乏具有深刻洞察力的思想家，正是凭借他们的天赋加努力并结合社会经济制度的变迁，他们的卓越洞见铺就了经济思想成长的阶梯，构建了不断走向成熟的经济思想体系。法国重农学派的先行者和奠基人理查德.坎蒂隆（1680—1734）对企业家收入性质的认识就是古典经济学时代的天才洞见之一。在坎蒂隆的《商业性质概论》中，讲到企业家的收入性质的时候，有这样一段话：“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除了君主和土地所有者以外，一国的所有居民都是相互依存的；可以把他们划分为两类，即企业家和工资收入者；可以这么说，企业家所拿的是不确定的工资，而所有其他人，当他们有工资时，其工资数额是确定的，虽然他们的职能和社会地位是很不相同的。将军领薪水，侍臣享俸禄，家仆拿工资，这些人都属于上述后一类。所有其他的人，不管是备了资本，还是不备资本，凭自己的贡献赚取收益的，可以认为都是在收入不确定的情况下过日子，都是企业家，哪怕是乞丐和强盗，也是属于这一类企业家。”（转引自[美]小罗伯特·B·埃克伦德、罗伯特·F·赫伯特：《经济理论和方法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P62）在这段话里，坎蒂隆将企业家活动的本质理解为冒险，将企业家的收入即利润的性质理解为承担风险的报酬。这种理解已经是一种现代经济学的认识了。但是，坎蒂隆的洞察力并不仅仅体现在他的理解吻合于现代经济学，或者说他预言了现代经济学的企业家思想。

坎蒂隆的洞察力最主要地体现在他的认识方法上。按照收入的性质将所有依靠收入谋生者分为两类然后再进一步研究两类人的收入行为特点，这是抽象法应用的一个良好范例。抽象的意义就在于将研究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可以排除研究过程的各种干扰，抓住事物的核心，理解现象的本质——对于经济学研究来说，这一点至关重要。作出这样一种分类之后，将一类人的收入性质理解为具有确定性，而剩下另一类人的收入性质就是不确定性的，再进一步将企业家的行为理解为在不确定的背景下取得收入。这样一种理解方式，强调了企业家承担风险及其利润收入的不确定性质。作者独特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还表现在，从收入具有不确定性的特点出发，他将乞丐和强盗都理解为企业家。以往研究坎蒂隆的学者倾向于对他将乞丐和强盗也叫做企业家的做法持怀疑态度，认为他实际上并不理解企业家的职能和性质，其实这是一种真正的误读。坎蒂隆将乞丐和强盗也叫做企业家并不意味着他将企业家的职能与乞丐和强盗混为一谈，而仅仅是为了强调从收入具有不确定的角度看，他们具有共同的特点。这才是思想家想象力和洞察力的表现。

洞察力意味着一种见微知著的能力，一种从事物的萌芽状态理解事物的成长趋势或规律的能力。事实上，坎蒂隆将收入分为确定性和不确定性两种类型以及将企业家的收入性质理解为承担不确定性的报酬，和现代经济学的相关思想是高度吻合的。奥利弗.哈特的“不完全契约”理论,可以看成是对坎蒂隆这一思想的发展。在哈特那里，企业本质上是一个合同载体；通过合同，将各种资源联结在一起，从而使企业活动得以展开。合同用于界定关系人之间的权利及义务关系。理想的合同自然应该完全合同。当关系人之间的一切权利义务关系都得到充分而完全的界定时，摩擦和纠纷就可以避免——交易费用因为合同的存在而降低了。但是，合同的签订需要信息，而信息本身是有成本的。完全的合同需要充分信息，而充分信息意味着太高的成本。于是，实际签订的合同只能是不完全的，它将某些权利义务关系界定下来，而将某些权利义务留下来相机处理。在企业权力配置中，代理人通过合同的界定得到控制权，而剩余控制权则由委托人来行使。同样地，一般要素所有者通过合同得到固定的收入，而行使剩余控制权的委托人则得到合同收入之后的剩余，也就是行使剩余索取权。这样，在哈特的理论中，企业内部的收入分配也分为确定性的合同收入和不确定性的剩余。坎蒂隆观念的核心就是这样。

在凯恩斯的经济学观念中，赋予直觉、内省、想象力和洞察力很高的地位。在他看来，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要理解人们的经济行为，这些因素比之分析和逻辑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不过，在很大程度上，洞察力或者洞见需要研究者具备某种神灵眷顾的天赋，不论对于个体还是社会，这都是可遇不可求的。思想来源于实践。对经济学来说，社会经济实践是研究者获得灵感的重要源泉；如果我们不能依靠洞察力获得关于社会经济运动的洞见，能够通过常识获得真实的认识，也是思考和研究的重要阶梯。当然，如果我们有了充分的准备，也许在某个灵光一线的时刻，可以获得某种洞见。但这牵强不得。同样地，对于前人，我们也没有必要抱有过高的期望。那些卓越思想家的洞见推动了经济思想的发展，那些基于常识的研究同样为经济学体系的构建作出过贡献。具有非凡洞察力和创造力的坎蒂隆、魁奈、凯恩斯是卓越的，更多依赖常识进行综合而不那么具有洞察力和创造力的斯密、萨伊和约翰.穆勒也是伟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