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围绕中国3.2万亿美元外储的属性归类以及如何优化资产结构与更合理的使用，不仅学术界存在诸多争议，民间的情绪也是五花八门。其中最能博人眼球关注的观点，当是呼吁政府将部分外储无偿分给民众，以至于作为外储管理最高机构的国家外汇管理局不久前还特别针对有关外储的热点问题进行了解答。不过，可能是由于外储背后蕴含的经济、金融含义并非一两句话就能表述清楚，可能是有关中国巨额外储的投资收益与民众期望暂时还存在着较大落差，进一步地，在普通百姓普遍感到“缺钱”而中国在某种程度上还不得不用外储支撑美欧经济运转的当下，所有关于外储的疑问甚至责问尽管都可以理解，但给出中国3万多亿美元外储的合理使用边界，笔者认为不仅有必要，而且很急迫。

　　首先应当充分肯定的是，中国外储规模的持续扩大，是中国参与国际经济分工日渐深化的产物，也是中国提升国际经济影响力的重要杠杆。可以说，即便是极力反对外储规模扩大的人，也不可能主张回到30年前的外汇短缺时代。其实，放眼整个东亚地区，无论是占据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的日本，还是步入工业化国家行列的韩国以及对外贸易依存度一直很高的新加坡和我国台湾与香港地区，普遍存在对外贸易的重商主义逻辑，由此都非常重视保持相当规模的外储。当然，区内以新加坡为代表的不乏金融与投资基因的精明经济体，经由淡马锡这类主权财富基金，这些年来较好地实现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例如，淡马锡自2002年至今的九年里累计年化收益率达到了21%，在各国主权财富基金中名列前茅。

　　相形之下，缺乏国际化投资经验的中国，尽管坐拥世界排名第一的外储，但在如何以其为杠杆博得更多收益方面，显然还是不折不扣的“菜鸟”。而且与美国等储备货币国仰赖金融霸权或者霸权红利低成本获得对外金融资产不同，中国如今握有的这些外储，其真正有意义的那部分乃是中国数以千万计的产业工人辛苦劳作换来的“血汗钱”，笔者估计不会低于6千亿美元。如今，拥有最优秀操盘手——朱长虹的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面临着更大的压力与期望，只是在手脚被束缚的情况下，中国既难以在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上扫货，也不能用巨额外储购买美国的优质企业，甚至买不到急需资金的其他西方国家企业。于是，尽管中国不愿意，还得购买年收益率4%左右的美国与欧洲国家债券。如今，在海外金融资产安全面临国际金融动荡、储备货币币值波动，特别是欧债危机持续发酵以及投资目的地国政局不确定等诸多约束条件下，民众关注的不仅是如何有效保护数以千万计产业工人创造的血汗财富的安全，更会因此产生一些“怨气”乃至“怒气”。那就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及世界经济美元化的逻辑框架下，中国看起来多得用不完的外储其实只是一种随时可能贬值的绿票子；另一方面，中国持有的上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在需要兑现时能否如愿也是未知数。尽管基辛格曾说过，美国欠中国的钱终归是要还的。但这句话本身也暗含着可能拖欠的逻辑。从这个角度说，有人建议将部分外储无偿分给民众，尽管显得不够专业，夹杂着情绪化的宣泄，但从大众心理上可以理解。

　　如果撇开情绪性因素不谈，外管局关于外储属性归类的界定还算比较准确。因此，的确不能简单地认为应当把外储一分了之。其实，即便是持外储应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观点的人，可能也知道这种逻辑在真实世界里是很难成立的。当然也清楚假如剥离外汇储备用于充实社保、改善民生福祉，同样也会带来诸如通胀等问题。他们之所以如此主张，可能是不愿看到中国拥有天量外储却被严重束缚手脚的窘境，不愿看到中国在全球既有经济与金融分工格局下多年来一直为主要金融强国打工的弱势地位。

　　那么，关于中国外储使用的合理边界究竟在哪里呢？根据中国外储的来源，针对外储的使用应被视为一种战略意义上的国家理财行为。而既然是国家在理财，集中民众的智慧是必须的。不过更值得欢迎的还是理性的建议。没有人希望看到中国外储被别国某种意义上的绑架。广大百姓特别愿意看到的肯定是中国能够早日拓宽外储投资渠道，并在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上，尽快摆脱外储使用受制于人的局面，以实现核心战略资产的保值增值。假如中国3.2万亿美元外储的年投资收益率能够达到10%以上，就算拿出1万亿元人民币来补贴本就存在巨额缺口的社保，也未尝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