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主要的战略性问题就是人太多，资源太少。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要限制人口，中国在付出巨大代价的前提下做到了。另一面就是对资源开源节流。

　　逆天运河设想的可取之处在于，它认识到，解决北方水资源问题，唯一可利用的水资源地就剩雅鲁藏布江了。对于恢复黄河上游湿地能恢复黄河流量我表示严重怀疑，同时，恢复黄河流量也不能解决北方水资源严重匮乏这个越来越严重的问题。现在到了提出各种各样设想的时候了，就是再荒诞再穿越也有它存在的价值，也比什么都不想强的多。

　　毫无疑问，研讨会上专家的批评是对的，网友的置疑可能也不无道理。这个方案，不用专家，稍有常识的人都能看出它的幼稚。但是更深的问题是，你有没有可替代的幻想或设想？有没有更可行的方案，或者贡献一点点建设性的意见？如果除了反对和批评没有其他，在我看来你比郭先生差远了。

　　这就是中国和美国，中国人和美国人的差距。

　　美国是让思想自由驰骋的国家，它衡量思想的标准不是正确与错误，也不是专业不专业，而是是否新奇、大胆，想人之未想。

　　正因为这样，美国国防部的专家会向好莱坞请教，通用电器公司会请西点军校来咨询。这种跨界思想激荡已经成为创新的源泉之一。

　　70年代初，美国三里岛核事件引发了社会震动，美国政府成立了以斯坦福大学校长为首的事件处理委员会，集中了一批并非专家的“知识分子”，很好地处理了这个事件。

　　这个事情引发了美国社会对“知识分子”的反思。在西方社会，“专家”向来不被认为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传统上是指那些反主流的，比较极端并且与实际不沾边的思想者，也就是说，他们是“想事”的人，不是“干事”的人。

　　美国《时代周刊》向当时最著名的400位学界人物发调查函，请他们谈谈到底什么是“知识分子”。大部分人集中在三个方面：代表社会良心、有独到的而非随大流或空洞的见解、有广博而非专门的视野和知识结构。

　　这三条中的前两条比较好理解，也与传统的知识分子认知接近，对第三条，那位校长给出了解释。他以三里岛事件处理过程的实例说明，有广博视野的知识分子虽然不是专家，但他能在较短时间内在某一他过去并不熟悉的领域进入专家“状态”。但他比专家高明，因为专家的知识结构和思考方式已经模式化，或者说是教条化了，而有广博知识视野的知识分子能够从不同的角度进入，能够用不同的思维方式进行比较思维，从而能够提供专家不可能提供的独特的答案和路径。

　　这个对“知识分子”的新理解，实际上隐含了新的创新途径，以后，创新学将其定义为“综合创新”，它回应了世界日益复杂的情况下创新的发展。

　　看看对这篇文章的评论就可以知道，自由和创新要在中国立足有多难。这些评论者大概没有一个不认为自己是支持自由与创新的，但他们所做的恰恰是在扼杀自由与创新，而且其中有些人习惯于用恶毒语言。这种现象可以称为“中国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