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杨连旭：形而上学是改革开放的祸根

改革成果 2011-01-09 08:10:05 阅读40 评论19 字号：大中小订阅

和大家分享这篇日志，我的看法是：形而上学方法论导致了国人以简单片面地极端性绝对化的思维方式，“一不做、二不休”，从一个极端跑到另一个极端，产生了落后偏激的社会思想和僵化轻浮的理论科学，形成社会矛盾持续产生。　　

原文地址：杨连旭：形而上学是改革开放的祸根原文作者：lixiaocheng666888

杨连旭：形而上学是改革开放的祸根　
　　
我国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之所以问题很多，根源就在于是以形而上学方法论为指导的。
形而上学方法论导致了国人以简单片面地极端性绝对化的思维方式，“一不做、二不休”，从一个极端跑到另一个极端，产生了落后偏激的社会思想和僵化轻浮的理论科学，形成社会矛盾持续产生。　　
不信，请看事实。　　
　　
　　　　　　　　　　（一）　　
　　
形而上学方法论以极端主义和经验主义误导了改革和发展的战略。　　
第一、形而上学者“他们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他们的说法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之外，都是鬼话。”（恩格斯：《反杜林论》）　　
正因如此，他们以极端主义的绝对化分析问题，犯下从一个极端跑到另一个极端的错误。　　
当计划经济思想占据主流地位时，他们就把社会主义的公有制计划经济宣扬得美仑美奂、美妙无比，将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市场经济贬低得一无是处、万恶无比。　　　
当邓小平强调：“改革是大家的主意，人民的要求。”“形势逼人，迫使我们进一步改革开放。”（《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18和269页）后，他们就将公有制计划经济丑化得无恶不作、罄竹难书，把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吹嘘得无所不能、精美绝伦。　　
形而上学家们既是“体制万能论”者，又是“经济万能论”者。　　
一方面，他们把现实生活中的一切问题都归结为体制问题。一时间体制成了万恶之源，“体制问题”成了一切问题的问题，改革的作用被无限夸大。　　
另方面，他们又把改革中出现的所有问题乃至于腐败问题都归结为经济落后的问题，以追求经济的高速度掩盖一切。　　
于是，对以往的体制和做法采取一概否定，先破后立，乃至于只破不立，或者是标新立异。　　
于是，经济增长的速度取代一切，所有的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重复着牺牲质量和效益追求速度和数量的原始模式。　　
更有甚者，一切破坏，都可以以体制问题为借口；所有罪恶，都可以以发展问题为开脱。所谓的体制问题和发展问题变成了渎职无能的遮羞布，改革和发展变成了哗众取宠、劳民伤财、乃至以权谋私、假冒伪劣、偷税走私各种犯罪活动的的保护伞。　　
第二、“所谓形而上学的或庸俗进化论的宇宙观，就是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300页）　　
所以，形而上学者以经验主义的片面性进行改革，企图以简单机械的方法一劳永逸地解决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　　
承包制在农村改革获得了成功，就搬进城市，一时被吹得天花乱坠，成为解决企业经营问题的灵丹妙药。　　
承包万能论破产之后，市场万能论便应运而生。于是，“不找政府找市场”就成了政府官员无能和不作为的充分理由。　　
市场万能论破产之后，股份万能论就随之而兴。发达国家的股份公司，又成为解决中国企业问题的为万能钥匙。　　
事实上，无论是主张承包制，还是主张推向市场，亦或主张股份制，都有着积极的意义，但是却也都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就是时下流行的股份制改革，也不可能解决现实经济生活中的根本问题。　　
事实是明摆着的。农村的生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当初就是由农民出资入股成立的，可现今生产合作社被称作是“大锅饭”给解散了，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陷入了经营困境。　　　
　　
　　　　　　　　　　　（二）　　
　　
形而上学的方法论以极端主义和教条主义误导改革和发展的战略。　　
“在经济问题上，我是个外行，也讲了一些话，都是从政治角度讲的。比如说，中国的经济开放政策，这是我提出来的，但是如何搞开放，一些细节，一些需要考虑的具体问题，我就懂得不多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77页）
作为总设计师，邓小平当然不需要懂得具体和细节，只需要从政治上把握总的方向和原则。政治方向和原则确定之后，怎么样从经济上具体落实到细节，这就是经济学家的工作了。
早在1979年底，邓小平就指出：
“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虽然方法上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相似，但也有不同，是全民所有制之间的关系，当然也有同集体所有制之间的关系，也有同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当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236页）
那么，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怎样结合，全民所有制之间的关系，同集体所有制之间的关系，同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的市场经济又该是怎样形成呢？经济学家研究出来了吗？
没有。不仅当时，而且就是现在，也没有系统地理论研究，以至于国有和集体企业的资产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变成了少数人发家致富的资本，某些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收入已经超过了资本家。
我国的理论之所以落后于实践，就在于理论家们热衷于以形而上学的极端主义绝对化制造出各个发展神话，以教条主义的方式推广应用。
1980年代中前期，适应追求高速增长的需要，日本的经济奇迹风靡全国，日本的产业政策和企业管理是中国理论界的热门话题。
1980年代中后期，适应阐述基础产业制约增长速度的需要，我国理论界以匈牙利的经济模式为理想，流行短缺经济学。
1980年代末期后，随着东欧的动乱和匈牙利神话破灭了，由于出现了权钱交易和经济秩序混乱，西方新古典经济理论取消政府干预的主张趁虚而入，一时间甚嚣尘上。
到1990年代前期，由于苏联解体和“治理整顿”后买方市场形成，所谓亚洲的“四小龙”又在理论界走红。
到1990年代中期，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四小龙”的神话失灵了，美国模式就在事实上居于垄断地位。
实际上，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这期间，我国各种经济成分并存，计划经济结合市场经济，经济恢复和增长速度之快、社会建设和发展成就之大，令世界瞠目结舌。对此，理论家们却以自己的偏见和成见，充耳不闻、视而不见。　　
所以说，形而上学的理论家们熊瞎子劈苞米一般，折腾了十五、六年之后，最终黔驴技穷，只剩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三十多年来我国的经济理论实际上是，宣传性大于指导性，介绍性大于研究性，表面性大于实质性，微观性大于宏观性，炒作性大于实用性。
　　
　　
　　　　　　　　　　　（三）　　
　　
形而上学方法论大行其道、深入人心的根源是，情绪化所导致的不顾事实、脱离实际的唯心主义。　　
情绪是人类天性自发表现，理智是人类进化自觉表现。社会文化由两个层次的文化氛围构成，即世俗文化和教化文化。世俗文化的社会氛围主要是由情绪形成的，教化文化的社会氛围是理智形成的。　　
情绪和理智是矛盾的统一。天性自发的情绪是追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进化自觉的理智是追求社会社会利益的最大化。理智形成的是教化社会抑制个人天性，情绪形成的是冲破理智压抑的冲动。　　
改革思想一经成为社会主流，就意味着弱化了计划经济的社会教化。此前被束缚、压抑和限制的个体、个性和私欲，不仅势如火山喷发、要求畅通无阻，而且激发出强烈的极端复仇情绪。　　
由此，又深受美英两国政府宣扬的鼓惑，以新古典自由主义思潮为理论依据，将计划经济体制视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就不顾事实、脱离实际、混淆是非、夸张计划经济的劣势、夸大市场经济的优势，从而进入了形而上学。　　
一是、否定国家主导的科学技术和生产要素的决定性作用。　　　　　　　　　　
本来20世纪80年代前半叶，我国之所以出现农业持续增长、农民持续增收、城乡差别持续缩小，是由于国家有计划地缩小工农产品“剪刀差”、加大农业投资、引进优质复合肥、改良品种、劳力充裕、实行生产责任制等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但是，却被说成实行生产责任制的改革是唯一原因；　　
结果，形成了“体制决定论”和“改革万能论”，掩盖了国家主导的科学技术、生产要素的投入和劳动力增长的作用，造成经济增长方式依旧是以资源开发和粗放经营为主，科学技术发展缓慢，资源浪费和生态破坏严重。　　
二是、否定抑制消费增加生产投入的必然性。　　
本来牺牲人民消费水平和经济效益是落后国家巩固独立和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必然选择与必经阶段，惟计划化不过是借以实施的形式和手段；　　
但是，却被说成是公有制计划经济的天性；　　
结果，“消费促进增长”、“腐败有益发展” 甚嚣尘上、猖獗异常，消费欲望趋强、滥发奖金实物、大兴楼堂馆所、挥霍公款、奢侈成风、铺张浪费、消费基金膨胀，经济犯罪严重。　　
三是、否定社会和谐发展规律的普遍性。　　
本来有计划按比例协调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内在客观要求，在私有制市场经济中是通过供求关系和社会矛盾的形式自发实现的，公有制不过是为自觉依据这个规律推动发展提供了经济基础；　　
但是，却被说成是公有制计划经济的特殊性；　　
结果，任由市场作用，不仅经济增长依然是大起大落的波动着，而且城乡差别日益扩大、农村愈来愈贫困落后，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在世界也名列前茅。　　
四是、回避私有制市场经济的局限性和人性的缺陷。　　
本来私有制的自由市场经济不仅是通过周期性经济危机、破坏性的自发实现经济和谐发展，而且也刺激着人性中唯利是图而不择手段的缺陷。西方经过了数百年发展形成的成熟市场，也依然存在着由于垄断和过度竞争导致的失灵问题，存在着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欺诈作弊和投机取巧的问题的现实，　　
但是，市场经济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这些人所共知的事实，或者被轻描淡写，或者是避而不谈；　　
结果，发展市场经济就成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放任自流；于是，“一旦有了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就不怕杀头、就敢铤而走险、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的市场规律就发挥了作用，不仅形成了私欲泛滥、物欲横流的唯利是图，而且催生了传统的政治腐败：　　
一方面，“鸟为食死，人为财亡”的理念刺激了投机经济猖獗，假冒伪劣产品充斥社会，破坏了经济秩序，造成大批国有企业的人才和技术失去了竞争优势，由于原材料紧缺和市场被非法侵占陷入经营困境的，产生并发症，从此一蹶不振；　　
另方面，“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升官发财理念不仅造成了各级各机构的家长制，而且催生了任人唯亲、结党营私和贪赃枉法、以权谋私的腐败，破坏了社会经济效率，刺激了机构和官吏激增膨胀。　　
……　　
放弃公有制国家主导的优势，重复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的原始发展模式，既放任了私有制市场经济的恶习，又刺激了传统集权专制的官场腐败。这个教训是深刻的！　　
　　
(三)　　
　　
当我们在为改革开放以来外资大量涌入、经济高速增长、国民生产总值跻身世界前列而津津乐道、沾沾自喜的时候，可曾想到与这繁荣兴旺共生同在的还有：　　
一、中国的人均收入差别，城镇与农村已经达到4:1以上，基尼系数也已经达到了0.4左右，接近了拉美国家20世纪80年代以后至今发展缓慢、社会动荡时期的水平。同时，城镇居民最高组与最低组之间的收入之比从2002年的5.2:1扩大到2003年的5.4:1，进入“黄灯”区。　　
二、中国的粮食产量已经从1998年的3.92亿吨下降到了2004年的3.45亿吨，2003年的库存量只剩下1.02亿吨，2004年进口小麦800万吨，成为世界最大的小麦进口国。“谁能养活中国？”已经成为了现实的问题，十年前曾受到口诛笔伐的始作俑者尔今已经成了座上客。　　
三、中国土地的年均沙漠化，1950年至1975年是15.6万公顷，1990年至2000年已增至36万公顷；东北整个黑土带的水土流失面积已经达到27.59万平方公里，超过了总面积的1/4，有望在数十年后变成第二个“黄土高原”。　　
四、中国的有毒有害企业目前已经超过1600万家，受到职业病危害的人数超过2亿。　　
五、中国有70％的河流湖泊受到了污染，超过97％的地下水受到了污染，3.6亿人口缺乏安全的饮用水。　　
六、中国有18000公里海岸线、6500多个海岛、300万平方公里的海疆，是世界海洋大国，可是不仅在世界海洋产业总值中所占不足2％，而且已经成为世界上海洋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七、中国近25年的年均增长率是世界第一，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第七，但是总体竞争力是第31位、科技竞争力是25位，创新能力是43位。　　
八、中国已经跃居为第二大能源消费国，8个高耗能行业的单位产品能耗平均比世界先进水平高47％，全球20个污染最重的城市，中国占一半。　　
九、中国近年来贪官腐败的金额年均高达1.5亿元，约占全年国民生产总值的七分之一、即13.4％，相当于全年出口额的80％以上。　　
……　　
就自然资源的人均占有量而论，中国只有世界水平，耕地是40％、石油储量是11％、煤炭储量是50％、森林面积20％，……　　
以这样水平的资源占有水平重复发达国家的原始发展模式，中国的增长极限肯定要早于世界出现。这样的发展，必然令发达国家心花怒放、欣喜若狂。　　
中国的资源耗尽、生态破坏必然产生全球性的灾难。这又必然令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忧心忡忡、顾虑重重。　　
发达国家这种喜忧参半的矛盾的心态就如同当年世界列强对晚清时期的中国既鼓励和支持变法维新、打开国门、任由经济侵略，又唯恐中国兴旺发达、先进富强如出一辙。所以，我们经常能听到来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关于中国发展互为矛盾的评论，或者吹捧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或者鼓吹中国威胁论。　　
社会经济发展出现的这种不和谐，根本原因就是：在形而上学方法论的指导下，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没有能发挥出公有制计划经济的优势，重复了早期私有制市场经济畸形发展的旧路。　　
何以见得呢？　　
　　
　　　　　　　　　　　（四）　　
　　
姚国华先生说：“原国家科技管理学院院长师汉民教授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二十年来（在科学的春天里），中国任何一个领域力没有任何一个新理论、新概念、新方法领先于世界’。从这个角度讲，中国科学已经死了。”（文池：《在北大听讲座》第十辑，新世界出版社，2003年8月，第42页）　　
姚国华先生虽然出语惊人，但却是持之有据。不然就无法解释，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多年，中西文明实现了前所未有的交汇，也理应是中华文明实现飞跃发展的二十多年，可为什么“中国任何一个领域里没有任何一个新理论、新概念、新方法领先于世界”。　　
其实，不是中国的科学已经死了，而是中国的科学思想已经死了；不是中国的科学思想已经死了，而是中国学者们的思想已经形而上学化了。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禁锢了思想、压抑了创新，导致“二十年来（在科学的春天里），中国任何一个领域力没有任何一个新理论、新概念、新方法领先于世界”。　　
请看：　　
　　问：您认为中国20世纪最优秀的知识分子是哪些人？　　
答：鲁迅、蔡元培、陈寅恪、马寅初、梁漱溟、顾准。　　
答：蔡元培、鲁迅、胡适……；陈寅恪、顾准、钱锺书……；不知道的：……　　
答：蔡元培、鲁迅、梁漱溟、陈寅恪、马寅初、闻一多、朱自清、胡风、沈从文、冰心、巴金、顾准、宗白华、朱光潜、钱锺书、季羡林……　　
　　答：梁启超、蔡元培、胡适、鲁迅、傅斯年、梁漱溟、陈寅恪、梁思成、钱锺书、杨振宁、顾准、王小波……　　
……　　
这是在21世纪之初，1900年至1973年期间出生的百多名学者、作家和批评家关于“您认为中国20世纪最优秀的知识分子是哪些人？”这个问题的答案（朱竞：《世纪印象——百名学者论中国文化》，华龄出版社，2003年10月）。　　
其中，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只有朱立元提及，另有一人提到了孙中山。　　
如果说，伟人在观念上已经不被视为知识分子还情有可原的话，可是有关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类的知识分子，也仅有朱立元和敬文东两人提到，这就令人不可思议了。　　
那么，是因为20世纪中国的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类中没有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吗？这是连小学生都不屑一顾的问题。　　
20世纪中国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类的优秀知识分子可谓灿若群星：李四光、竺可祯、茅以升、华罗庚、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苏步青、陈省身、邓稼先、黄昆、陈景润、杨乐、张广厚……。　　
可以说， 20世纪在国际上有威望的中国知识分子，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类的科学家要远远多于社会科学类的专家学者。他们对我们民族和国家，乃至人类的贡献之大，是妇孺皆知、举世公认的。　　
可是，为什么百多名学者，仅有一人只是将其中的梁思成和杨振宁列为中国20世纪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呢？作家刘齐道出了其中的原因：　　
“我们现在一提中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首先想到的往往是文史哲方面的人物，而对其它领域比如科技、金融、法律、信息、交通等方面的杰出知识分子所知甚少。这说明，至少是20世纪的相当一段时间，中国知识分子的专业分布具有结构性缺陷，同时也说明我们在认识上的偏颇和后滞。”（朱竞：《世纪印象——百名学者论中国文化》下册，华龄出版社，2003年10月，第122页）　　
　　
　　　　　　　　　　　（五）　　
其实，这些以作家和批评家为主的所谓学者、知识分子，其实就是平时所谓的文人墨客。　　
那么，这些文人墨客们在认识上后滞了多少呢？　　
早在18世纪初，西方的传教士就指出：中国的科学不发达，其原因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所能走的惟一道路是通过八股达到升官发财，科学知识是不受重视的。（何兆武：《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44页）　　
1927年，美国科学家古德诺在《窥视中国文明的神奇魔力》中指出：　　
“在中国，对于一个有学问的学者来说，除了文学的东西外，其它的几乎并不引起他过多的关注，而且，在中国，也只有那些深谙中国文学的专家学者才会受到人们的尊敬。除了中国的文学以外，其它的一些东西在中国人看来，都不值得一学。……　　
“这种对文学的过份关注也给中国带来了一个极为不良的后果，那就是这种科学技术的能力从未被开发过，科学的发展也相当缓慢。”（《彼岸视点——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中国探险纪实（2）》，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年3月，第309页）。　　
三个世纪过去了，75年过去了，第三次世界技术革命已经使世界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可事实表明：中国文人墨客们的思想认识却依然如故。　　
那么，文人墨客们在认识上偏颇到了什么程度呢？　　
从这百多名文人墨客们的高谈阔论中，我们不难感觉到他们普遍有着极端的自我倾向。　　
他们欣赏的是向政权大唱反调的知识分子，这充分表现出了不分青红皂白的自我孤立性。不仅是从事社会政治活动获得成功的社会科学类知识分子被他们视作异类，而且由于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直接构成社会生产力，其中优秀的知识分子大都为政权所倚重，也就不为文人墨客们所赞赏。　　
文人墨客们的历史态度，是以文人墨客阶层乃至个人的遭遇为标准，这充分表现出了自以为是的自我中心性。这百多名文人墨客大都不约而同满怀深情地表述了中国文人墨客阶层和他们个人在20世纪社会中经历的种种不幸，俨然是“忧国优民”了。可却只有朱学勤、秦晖、余开伟极少数学者指出，比知识分子更加不幸的是农民。　　
由此可见：现今的中国文人墨客普遍不能以正常心态、理智辩证地看待社会、分析问题，他们的思想认识普遍是情绪化大于理性化。　　
问题是，这些文史哲方面的文人墨客，他们的专业是有社会的普及性，承担着教化社会的主要内容，是他们在左右着社会舆论，营造着社会文化氛围，他们这样情绪化的思想认识流行于世必然是误导社会发展。　　
在如此偏颇和后滞的社会文化氛围中，中国的文人墨客又怎能以正常的心态从事新理论、新概念、新方法的研制。这也就难怪大量的知识分子纷纷改行追求升官发财，自然科学的人才转业到社会经济中。　　
所以，文人墨客所营造的的社会舆论，政治家们不能不听，因为他们毕竟是我们社会的精英，往往有着独到的见解。可是听了之后必须组织进行反面论证，必须征求人民的意见后再决定是否采用。因为毕竟他们的思想是情绪化大于理智化，是偏颇和后滞的。　　
　　
　　　　　　　　　　（六）　　
　　
为什么中国文人墨客的思想认识竟然是如此地后滞和偏颇呢？因为他们的思维方式往往是形而上学的方法论。　　
形而上学思维的特点是，简单片面、极端绝对。首先判断任何事物都是：“或者……，或者……，二者必居其一”；然后进行的选择是：“宁可……，也不……。”“一不做，二不休。”　　
就是由于这样的判断和选择，中国社会发展的矛盾不断。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形而上学方法论是以小生产生产方式和集权专制相结合的社会组成为基础而生存的。集权专制的社会制度与自由分散的小生产方式本来就是矛盾的两个极端，只要一有机会极端主义绝对化就要泛滥成灾。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自古就困扰着中国历代的政治家们。　　
同时，集权专制是教条主义的社会基础，小生产是经验主义的社会基础。不是盲目排外、迷信经验，就是盲目媚外、拿来主义。　　
所以，中华传统文明中就有着浓厚的形而上学方法论，凡事都是两个极端，不仅机械的将人分两类，不是君子就是小人，而且戏剧有脸谱，白脸奸臣、红脸忠臣，……　　
形而上学在中国有着浓厚的社会氛围。自古至今，我国都是小生产生产方式和集权体制占社会主体，形成了形而上学的浓厚社会文化氛围，每个人都会在不知不觉中受到形而上学方法论的左右。　　
制约中国发展的社会根源几乎都来自于形而上学的思维结果。形而上学方法论渗透在中华文明的每一个细胞中，表现在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无论是治国安邦，还是日常生活，几乎所有的大事小情，形而上学无所不在，成为形成社会矛盾的祸根。　　
平时人们总愿意指责所谓的农民性，其实那并非是什么农民性格，而是形而上学性。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几代都与农民无缘的帝王和城市人却有农民性。　　
由于中国自古是“劳心者食人”，文人墨客作为少数社会精英就有些高人一等的感觉。以自我为中心，很少从人民大众的角度以发展的观点看待社会，这是他们的通病。　　
19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走向两极分化严重。面对着国家的落后和政权的腐朽，其中的一批人以天下为己任，不怕牺牲，直接投身于民众之中，领导社会变革获得成功，成为了执政掌权的政治家；另有一批人走上了科学救国之路，成为强国富民的科学家。再一些有文人墨客，他们有心报国却又回天乏术，更不愿自我牺牲，除了空谈，别无技能，只能是坐而论道。　　
坐而论道的文人墨客，却又不安分守己。由于他们深受“学而优则仕”和“立一家之言”传统理念的影响，有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和“桃李满天下”的夙愿，企盼着或者进入政权，或者出人头地。　　
以自我为中心的文人墨客在其所属的知识领域或许是专家，但就其社会主张而论却是文人作派，轻浮势利。不要以为文人墨客，个个都像鲁迅、闻一多，骨头最硬、横眉冷对特务的手枪；人人都如朱自清，不肯吃“嗟来之食”；别忘记，卖身投靠的周作人、周佛海、陈公博、胡兰成之流，也是大有人在的！　　
在功利思想的指导下，许多文人墨客普遍情绪躁动，不肯“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不想艰苦奋斗、只想一鸣惊人，倾向于脱离群众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语不惊人死不休。因此，也就很容易以形而上学方法论的极端主义绝对化看待世界。先是向当权者大唱赞歌、曲意奉承、极尽巴结之所能，以求获得赏识、跻身政权；一旦不遂心愿，便深受成功者的刺激，沦为孤芳自赏，同行相轻、牢骚满腹、怨天尤人、感叹命运。在情绪化的作用下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或者彻底否定，或者全盘肯定。　　
执政党实行整风征求意见，他们就否定一切，要求轮流坐庄；　　
执政党让他们放下架子，深入社会了解人民，他们就喊冤叫屈说是受到了迫害；　　
执政党要改革体制中的弊端，他们就否定一切、全盘西化，鼓吹西方市场经济；　　
执政党想纠正改革中的错误，他们就企图连执政党也否定，鼓吹无政府主义；　　
……　　
孤芳自赏的文人墨客，他们最大的本事就是：以极端的思维方式、片面的知识内容，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把所有的问题绝对化。　　
改革开放至今，我国之所以沦落为资本主义列强的经济附庸，问题很简单，原因一目了然，就是重复了晚清至国民政府时期企图以市场经济、依靠资本主义救国的故事。可他们却无中生有地生拉硬扯出什么民主、自由、垄断、民营企业、中产阶级等等。　　
我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重复了晚清至国民政府时期企图以市场经济、依靠资本主义救国的故事，本来有着深刻地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以毛主席的伟大、用文化大革命这种方式尚且不能避免，可他们却仅仅将其绝对化为是邓小平一人、或几人的个人偏好乃至人品问题。　　
于是，他们以救国救民的名义，分裂成了极端的两派，各抱地势、勾心斗角，危言耸听、哗众取宠，左右舆论、甚嚣尘上，令人不知所从，导致社会分裂。　　
　　
（七）　　
在号称是社会精英阶层的文人墨客中，形而上学方法论尚且有如此之大的市场，那么在普通人中的市场之大就可想而知了。　　
由此可见，当年，倭寇入侵正紧，而毛泽东却要著作《矛盾论》、《实践论》，蒋介石也提出从“哲学运动”入手来做民族复兴工作，这不谋而合的巧合、绝非偶然。　　
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学习引进先技术、设备和理论固然重要，但是最根本的还要靠自立更生，要靠咱们中国人自己的新理论、新概念、新方法领先于世界。　　
对个人而言，也是如此。无论你做什么，发牢骚、放怨气、危言耸听、歪曲谩骂，都无济于事。只有牢记“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的教诲，严守先哲们倡导的中庸之道、一分为二、不走极端，必定有收获。陈云曾再三强调：“学好哲学，终身受用。”应该说。这是他一生得失成败经验教训的最根本体会。　　
由此可见，学好哲学，于国、于民、于自己，都很不错，自当人人争先、个个奋勇。　　
然而，古今中外的哲学著作何其多也！即便专家学者，也不能穷尽、读懂，何况常人。唯有的毛泽东的哲学著作，通俗实用、适于常人。陈云就介绍，说他自己的哲学水平就来自于延安时期毛泽东的教导。在毛泽东的哲学著作中，《矛盾论》、《实践论》是根本。所以，大庆人赖以起家，开发出了大油田。　　
蒋介石虽然提出了从“哲学运动”入手来做民族复兴工作的主张，可他却没有哲学成就，故而不了了之。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却指导着我中华民族从落后中崛起，直逼世界先进水平。由此可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这确实是经过反复实践所检验出的真理。　　
为此，必须持之以恒地掀起全民学习《矛盾论》、《实践论》的运动，坚决打倒形而上学，倡导普及辩证法，清除形而上学的社会文化氛围，从“哲学运动”入手来做民族复兴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