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莫谈国是”早已经是我们现实生活中的重要规则了。所以，我在公开的会议场合总是尽量回避谈论涉及“国是”的政治问题。

但是，企业家也是普通公民，他们也关心“国是”一类政治问题。在参加企业家聚会时，面对企业家们所提出的涉及“国是”的政治问题时，我认为如果在这个时候继续回避不答，对于向你提出问题的企业家来说，就是一种不尊重的表现；而对于自己来说，则是一种惧怕承担责任的懦弱表现。

所以，在这种场合，我认为还是应当坦率地谈谈自己的观点的。

为什么经济危机必将导致政治危机

——在某地企业家聚会上的答疑之8

（王在安  2010年8月）

问：中国有可能发生经济危机，也有可能发生政治危机，二者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王在安：

在实行宪政民主政治体制市场经济的国家，也会发生由生产过剩引发的经济危机。但是，由于宪政民主政治体制是一种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和政治体制，所以，通常在实行宪政民主政治体制的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危机并不是政治问题，并不一定必然导致发生政治危机。

而在实行集权专制政体的国家，如果发生了生产过剩引发的经济危机，则一定会引发政治危机。这主要是因为在实行集权专制政体的国家，其上层建筑与市场经济体制是完全不能相适应的，其专制政治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是矛盾的，通常集权专制政体既是生产过剩经济危机发生的主要根源之一，又是按照市场经济规则化解和消除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巨大障碍。所以，在实行集权专制政体的国家，一旦发生了生产过剩经济危机，必然要引发严重的政治危机！

比如，在我们中国这种集权专制的政治体制下，就形成了两个相对独立的经济体系：一个是充分竞争的自由市场经济体系；一个是排斥自由竞争的由集权专制集团垄断的权贵经济体系。

与宪政民主政体国家的市场经济体系相比，中国的这种畸型市场经济体系有两个重大的缺陷。

一是在中国，由集权专制权贵集团掌控的垄断经济体系过于庞大，导致国民经济整体上效率低、成本高；而在宪政民主政体国家的经济体系中，类似于中国集权专制权贵集团垄断的经济领域，几乎全部是向民营经济开放的，是民间资本可以自由进出的竞争性市领域。

二是在中国，这两个特有的畸形经济体系对市场的反应是完全不同的。

在充分竞争的经济体系中，各个企业对市场的反应是非常灵敏的，一旦发了生产过剩经济危机，就会分别地、自发地、自动地进行调节，使自己尽可能地适应市场的变化；即使发生了风险和损失，也是非常分散的和有序的，不至于导致经济危机集中发生，也不至于导致引发整个社会危机或政治危机的发生。

在禁止民营资本进入并排斥自由竞争的由集权专制权贵集团垄断的经济体系中，各个权贵垄断企业在国民经济高速成长时期，总是偏好于盲目加大加速投资，扩大生产经营规模，从而加速生产过剩危机的到来，加重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程度。比如，中国的钢铁产业，就是一个国家专制权贵集团相对垄断的行业，在近年来经济高速成长期间，生产能力激增到每年6亿多吨，超过全球市场需求量的60%。但是经济发展规律是无情的，市场是一定会饱和的，市场是一定会发生衰退的，中国经济成长速度是一定要趋于下降的。那么当这一天到来的时候，在经济高速成长时期形成了巨大的钢铁生产能力的国有垄断企业，就一定会发生严重的生产过剩和生存危机。

同时，在生产过剩经济危机发生时，这些官僚垄断企业根本没有适应外部市场需求，自动地及时进行自我调节的能力。于是它就会导致经济危机的爆发更加集中、更加猛烈。由于其没有自我调节适应市场变化的功能，所以往往还会引发更广泛的社会危机和更大的政治危机的爆发。

而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一旦爆发，则必然导致中国启动以建立宪政政体为目标的实质性的政治体制改革。因为只有通过由宪政政体替代专制政体的政治体制改革，才有可能化解中国的各种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推动中国的社会进步和发展。

无疑，这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