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居日本近20年，笔者很少发现这个国家精英层移民海外，另外，尽管日本人很少有人宣称自己是“爱国者”，但实际上日本人比我们想象的要“爱国”。这是因为，这个国家很“爱”他们。任何无助的日本人，都把国家当依靠，这种现象背后，是因为国民国家的存在，任何国民，都是这个国家的主权者，享受主权者权利。反观中国，长期以来，精英主义造成国民国家建设滞后，国民与国家彼此错位。今天中国“主流社会”缺失，可以说就与这个问题有关。

    清帝国崩溃后，历经数十年磨难，中国实现了现代国家建设目标。但另一方面，这一期间中国的“社会革命”与“经济改革”造成的大规模社会分裂，导致中国人缺乏统一、平等的国民意识。从此意义上讲，中国今天还没有主流社会，更不存在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因此可以理解，对当今中国来说，重构主流社会及重塑主流社会价值观，意义重大且问题紧迫。

    为何中国的社会革命与经济改革，没有建成“主流社会”？这与现代中国发展历程的特点有关。首先，现代中国国家建设，是在强大外压下仓促达成的。这个过程，主要是政治精英主导之下的革命与改革。在这种改革过程中，政治精英集团率领大众实现了国家建设目标，但另一方面，在国家独立斗争过程中，精英集团往往采取强制手段，代表大众意志。

    现代中国以革命手段创建国家，国家合法性来自革命党的武装夺取政权。有人称中国国家建设是一场精英代替大众发动、实施的“代行革命”，国家建设过程也基本属于精英主义的行为。在这个过程中，大众只能“被代表”。革命后中国政治的这种代行主义仍然持续。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农产品剪刀差问题、城乡二元经济问题、人大农村代表比例严重失衡等问题都说明了这个问题的严重。

    当然，中国现代国家建设过程中，代行主义有其历史意义。不论孙中山的“先知先觉”论还是此后中共的“先锋队”理论，均有其政治效率考虑。在革命与战争时代，代行主义具有一定的功效与效率，但在社会高度复杂化、利益集团利益诉求众多的情况下，代行主义往往成为社会矛盾起因。因此，中国政治应该放弃精英集团的“代行主义”。

    从孙中山时代到今天，如何解消精英主义政治，一直属于中国的重要课题。在中国，民众多数属于沉默的一群，缺乏政治表述机会与渠道，他们一直是“被代理”。对于今天中国来说，如何彻底放弃政治“代行主义”，让各利益集团从“被代理”“被代行”中解放出来，获得政治表达的主体性，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今天中国经济发展，社会利益集团分化，远远突破了既有社会制度框架、价值观所能包容的范围。以往的精英集团“代行主义”无法充分代表各种利益集团的利益复杂诉求。这就给政治提出一个课题，如何整合各种利益集团的诉求，形成“主流意见”，并构建一个反映主流意见的社会即“主流社会”，进而形成“主流价值观”。今天，中国政治面临巨大复杂的利益诉求压力，中国政治必须认真面对这种诉求，迅速调整政治体制功能，敏感回应社会的这种诉求变化潮流。

     上面说的日本人的“爱国”，其实是一种制度的结果。在明治时代，即国家建设早期，这个国家以君主专制统合国家，迅速建成近代民族国家。明治国家的建成，来自精英集团强烈的使命感，但这种少数精英治下的国家，却因农村衰落、贫富差距扩大、军部专权、对外侵略等因素导致国家崩溃。二战后，新宪法强调国民主权，在这一新秩序下，国民获普遍选举权、自由表达等权利，奠定了主流社会基石。此后，日本构筑了全民养老金制度、全民医疗保障制度，并制定了其他相应的福利政策、制度，为经济稳定增长以及社会稳定提供了保障。这些可以说是上述日本人“爱国”的原因。

    现在，中国面临一个构建中产阶层为核心的主流社会课题。如何建设这样一个社会呢？有人从比较政治学角度分析，迄今为止世界人均收入超过6000美金的国家，几乎都成功建立并巩固了普选制度及表达自由制度。今天，中国人均收入已经接近4000美元，考虑到中国目前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必须立即着手从社会保障与政治表达两方面完善中国国民国家制度。中国应在建立、健全全民保障体系的同时，循序、迅速建立健全国民政治表达体系。

    中国政府面临国内政治诉求增强与国际环境恶化两个课题。此时，中国只有厉行国内政治表达制度改革，促进主流社会及主流价值观的形成，才能增强政治凝聚力与合法性。中国应该通过重新整合国内政治基础，增强抵御外压的民意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