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月15日，我在《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1期上发表了口头史文章：《罗沛霖：党派我去留学，我要对得起党》。我对罗沛霖的采访是1989年9月1日进行的。2010年10 月份，我才又对这份采访录音进行整理。我想把这批口头史资料整成一本书《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访谈录》。因为罗沛霖是共产党资助出国留学的，这在当时出国留学大潮中是一个特殊现象，所以在出书之前我就将罗沛霖的口述史在《中共党史研究》上发表了。这篇文中主要有三点值得关注。

    一、罗沛霖去过延安。罗沛霖大学毕业后曾在上海的中国无线电业公司做见习工程师。他说，1937年“8.13淞沪会战”以后，上海受了很大影响，我们工厂从上海先迁到武汉，我就跟着去了武汉。后来，工厂又要迁到四川重庆，我没跟着去。那时候，有几个比我晚两三班的同学，他们都想去延安，经常跟我通信。其中有周建南、杨锦山等。这些人写信告诉我，他们在武汉办事处，跟董必武董老见了面。当时我的未婚妻在北平，我想，谁能打回北平，我就跟着谁走。因此，我也打算奔赴延安。

     我辞了职，从武汉先到了西安。我给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写了一封自我推荐信，介绍了我在无线电技术方面的专长。林伯渠当时好像是党中央在西安的代表，他要亲自接见我。恰巧李强从苏联回来，路过西安。林伯渠把我写的信拿给李强看，还征求李强的意见。李强对林伯渠说：这个人搞电信有些经验，对我们有用，应该把他留下。

     1938年我到了延安，在中共中央军委第三局工作，参与创建延安的通信器材厂。我在延安很受优待，津贴是朱总司令的4倍，天天吃小米，睡木板床。1939年延安局势紧张，中央决定缩编，一部分留在前线，一部分调往重庆。恰巧广西当时出了一个据说是托派、叛徒、汉奸，叫王公度，因为我以前在广西第四军团的无线电厂工作过，被怀疑和这个叛徒有关系，所以我被派往重庆。当时中共地下组织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正在筹建青年科学技术人员协进会（简称“青科协”）。我们租房子、募款、开公司，忙得不亦乐乎。我们的顶头上司是徐冰，徐冰派我去支持章乃器搞企业。可以说，那个时候，我一方面参与办企业的事情，另一方面在章乃器那里搞技术工作。我是在1940年申请入党的。在延安党组织一直保留着我的档案，直到1982年才给我解决党龄问题。

    二、1948年由中国共产党资助留美。罗沛霖说，像我这样，由中共党组织资助出国的，我不知道具体有多少人。我认识的，有一个是张大奇。他也是30年代的共青团员，也是通过我们跟党联系上了。张大奇在重庆考取了国民党的自费留学，有资格买官价外汇，党给他资金，他买了外汇。张大奇比我小两岁，搞电机的，他后来做了一机部第八设计院院长。那时候他搞机械做情报，回到北京后做机械情报所所长。王天眷也是中共党组织派去的。王天眷曾经告诉我，一定要好好学习，要成为一个学者。

    三、回国有惊无险。罗沛霖说，朝鲜战争开始后，我一看形势不好，开始准备回国。当时香港不允许中国留学生过境，不给办理过路签证。当时美国到中国上海的轮船已经停航了，回中国十分麻烦。有的学生乘坐其他国家的货船，兜了一个大圈子，花了很长时间才回到中国。当然也有人在香港有关系，可以拿到香港签证。后来，香港松动了，允许中国留学生过境回国，从此以后，中国留学生开始搭船回国，每一班轮船都有很多人。那时候，美国政府不但不禁止中国留学生回国，还给提供路费，甚至遣送回国。当时美国政府已经开始迫害钱学森了，隔两个星期联邦调查局的人就要找他调查一次。钱学森知道我在哪里，我的事情他都知道。钱学森回到加州以后，我几乎每个星期六都是在他家度过的。钱学森受迫害以后，我知道会牵连到我，所以我急忙离开了美国。我去买船票的时候，船票已经卖完了。美国轮船公司让我坐飞机到夏威夷，从夏威夷上船。我是乘坐克利夫兰号回国的，船上有34个中国留学生。如果我坐下一班轮船，可能我也会被扣留了。乘坐下一班船的罗时钧在日本被扣留了，实际上他是代我受难的。那班船到菲律宾后，美军又抓了一个人上岸，了解情况后发现不是他们要找的人，又放了出来。那次肯定是要找我的，因为每个礼拜都到钱学森家的只有我，没有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