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低端人群，北京将会怎样

赵志疆

离春节还有一周的时间，随着大批外来务工者的返乡，新一轮的保姆荒、废品荒、用餐荒正在北京蔓延开来。专家称，市民因外地人离开遭遇生活的困难，表明北京的发展离不开外地人的贡献。不过，这种困难只是暂时的。

专家所谓“困难只是暂时的”很容易理解，北京市民所遭遇的这一轮生活不便，不过是因为外地人回家过年所引起，而过年也就那么几天，随着他们的返京，问题将迎刃而解。但是，如果这些外地人一去不返怎么办？不要以为这种提问只是杞人忧天——实际上，不少专家学者正是这样想的。

从中国人民大学张惟英教授的“人口准入制度”，到晏懋洵教授的用“学历水平或经济手段”加以控制，再到周浩博士的“运用经济杠杆”调控……面对日益纷杂的社会问题，越来越多的北京专家学者纷纷把矛头对准外地人，仿佛这些人就是搅乱北京的“万恶之源”。新近的例子是，中国房地产学会执行会长、北京房地产学会常务副会长陈贵在去年底指出：“北京这样一个城市，想要兼顾富人、穷人、北京人、外地人各类人群的利益，是绝对不可能的。谁来都欢迎，啥人都能活的思想，要不得。”

既然“谁来都欢迎的思想要不得”，那么，在这些专家眼里，北京应该欢迎谁呢？答案不言而喻。如果说专家学者此类惊人之语，已经每每使人心惊肉跳的话，当这些刺耳的言辞转化为冰冷的政策，不由得令那些怀揣梦想的“北漂”感受到切肤之痛——北京市2011年两会不久前刚刚落幕，其中关键词就是控制，即调控人口和交通控制。实际上，从今年元旦开始，北京已经开始清理地下租房者，而近200万的地下租房者几乎全部为外地流动人口，此举也因此标志着北京人口调控开始动真格。

尽管张惟英及其“人口准入制度”早在2005年就遭到舆论的猛烈炮轰，但通过行政手段来限制人口流动的努力却似乎从未停止，此举的背景是，过去10年间，北京人口在以每年近40万的数量激增，北京市政府曾估算人口最大承载量为1750万，然而截至2009年末，这一数字已经达到1972万。人口的快速增长令北京不堪重负，在城市决定“轻装前进”的过程中，外地人往往最容易成为率先丢掉的“包袱”，为他们打上“低素质”标签则不失为拒之门外的最佳理由。问题是，这些“低素质人群”对于高速发展的城市而已，真的那么可有可无吗？

时至今日，已无需重复“城市发展离不开外地人的贡献”之类陈词滥调，亦无需恳请城市决策者“让所有人共同分享城市发展成果”，即使从自身利益出发，外来者也早已成为城市生活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北京正在遭遇的不便，不正是以引车卖浆者流为代表的“低素质人群”大规模离开的结果吗？他们的短暂离开，尚且使市民生活变得如此不便，倘若他们“挥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北京市民的生活将会受到怎样现实的影响？倘若将他们扫地出门，谁来无怨无悔扮演“低素质人群”的角色，谁来一如既往从事那些卑微却又必不可少的劳动？

一个现代化的城市，不仅应是一个人口得以有序流动的城市，同时更应是一个兼容并蓄的城市，各个阶层都应该占有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人口流动总是由低向高，北京成为外地人首选，不过是因为在区域经济发展极不均衡的当下，北京垄断了更多得天独厚的资源。从这种意义上说，北京快速增长的人口难题，实为区域发展不均衡的必然代价，只要巨大的地域福利差距依然存在，北京将一如既往释放巨大的吸附力，行政力量的干预不仅容易因罔顾民生陷于“不仁”，更是容易因恃强凌弱陷于“不义”。

外地人之所以奔赴北京，不仅是出于对现实利益的向往，更是出于对公平发展的追求——在那些习惯于居高临下以道德优势来打量他们的专家学者眼里，这最浅显的道理恰恰是最容易忽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