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民族风格的最终确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稳固基石。


  经过90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将马克思主义以中国传统文化的通俗易懂的形式即其民族风格表达出来已经成为共识,因为“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等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从理论上讲,民族风格应当包括以下几层含义:一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改造,使之焕发新的光彩。因为传统文化精神是中华民族延续发展的精神动力,它感染并熏陶着大多数人民,成为人们基本的人生信念和自觉的价值追求。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在与中国本土文化的结合过程中,,“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取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主义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第534页二是用大众式中国语言表述马克思主义观点,将枯燥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上的文字用中国式语言表述出来,将革命的重要道理以通俗的语言形式表达出来。三是用中国百姓熟悉的寓言、故事对干部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运用具有浓郁民族风格的马克思主义对人民进行政治动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风格的确立并不是一蹴而就、一帆风顺的,而是一个复杂漫长曲折的过程。20世纪中国文化论争中,所谓“中国本土文化”的观点认为英美资本主义、新的国家主义和苏俄共产主义均不适合中国需要,主张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重新扶持,并借鉴西方文明进行中国本位文化的建构。“全盘西化”的文化激进主义认为精神文明必须建筑在物质文明的基础上,中国传统文化是建筑在中国传统农业物质基础上的,因而比较落后,而西方现代文明则是建筑在西方工业社会的物质基础上的,所以比较先进,主张中国要想拥有高度的物质文明,必须先仿效西方的精神文明,包括政治、社会、道德、文化等。西化论者强调文化的整合性,因此认为接受西方文化就必须全盘接受,不能加以区别和选择。如陈独秀在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后,认为应完全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完全否认中国传统文化,甚至把中国传统文化比作“粪秽”。毛泽东一方面注意到“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第534页,另一方面,也强调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必须符合中国实际,必须使它具有中国民族特色,才可能为广大人民群众接受,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获得了稳固的基石。